胡文虎历史误会的来龙去脉
在20世纪上半叶，说起“万金油大王”、“报业大王”、“慈善家”胡文虎，妇孺皆知。由于历史的误会，胡文虎背上了“汉奸”的罪名，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异乡郁郁而终。从各界敬重的爱国侨领到人人不齿的“汉奸”，再后终获平反，恢复名誉，胡文虎这段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与抗日事件紧密关联。
“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胡文虎是闽西永定籍的华侨巨商。在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之时，胡文虎继原有的《星洲日报》等报刊之后，又先后增办了《星岛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抗日。他的办报宗旨是：一、协助政府，从事抗战建国之伟业；二、报导新闻，兼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曾为他的《星岛日报》题词。他还邀请作家郁达夫主持文艺副刊，并对郁说：“星系各报目前最高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东三省，胡文虎立即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先后给十九路军汇款寄药。得闻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抗战救护队，胡文虎致函表示愿捐飞机两架。何香凝复函表示，沪战救护均在市区，不需要飞机，惟经费无着，望速输将。胡文虎当即电汇万元，随后又运去大量药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信称赞：“此次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1937年9月，国民政府为长久抗战之计，成立以宋子文、陈立夫为正副会长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胡文虎为26位常委(常委中有孙科、宋庆龄、李清泉等)之一。他首购20万元，继购30万元。为了给海外赤子带个好头，他再次认购公债250万元，并在给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黄伯权的信中写道：“公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志，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两年后，胡文虎又慨捐200万元，协助政府建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
当陈嘉庚领导组筹“南侨总”、发动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大业毁家纾难时，身兼国民政府行政院侨务委员、航空建设委员、福建省政府建设委员、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国民议会参议员、中国儿童战时救济协会劝募委员等职的胡文虎，也全身心领导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与胡文虎领导的“南客总”你追我赶，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写下了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惊心动魄、悲壮激越的篇章。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整个抗日筹赈中，胡文虎是华侨中公认的捐资献物最多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予以褒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授给他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亦颁给海陆空军一等褒奖奖状。
1941年2月，国民党在战时首都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胡文虎作为华侨代表应邀出席。国民政府各院会首脑代表及海外部等百多个团体都派出代表到机场隆重欢迎。2月22日，中共中央驻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以《华侨巨子，胡文虎抵渝》为题，对其义助抗战等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得知他身体欠安，即派人送来皮大衣和药物。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又专程到嘉陵新村拜会他。
胡文虎何事赴东京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文虎除了资助香港大批青年回祖国内地参加抗战外，还捐助滞留香港的许多华侨和文化界人士。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驻港英军的撤退，香港在12月25日这一天，大街小巷飘起了刺眼的太阳旗。
香港沦陷之初，日军四处搜捕当地侨领，胡文虎自然成为重点搜查的对象。不久，日军侦察到他的匿藏地点，将他羁禁在半岛酒店，软硬兼施，企图让这位有着巨大影响的侨领带领港人向“皇军”“亲善”。面对诱迫，胡文虎辞以“在商言商，不问政治”。
日军派来参谋长野村主持审讯，以示“尊重”。当野村问及他是否大力出钱捐助中国政府抗日时，胡文虎答：我是中国人，本着爱国天职，当然有义务出钱捐助政府抗日。
野村一听火了：你办的那些报纸，天天辱骂皇军，你为何敌视天皇的和平决策呢?胡文虎俨然像头老虎，淫威之下不低头，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日本人在我中华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难道有这种“和平政策”?
1943年，香港出现米荒，恢复“自由”(实为软禁)的胡文虎救济灾民不遗余力。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侦得此情，趁机大做文章，表示日本方面愿意解除米禁，并出面从缅甸、泰国、越南等三地(均为日军控制)运米到香港及中国内地，但具体事宜，要由胡文虎赴东京与东条英机面商。
胡文虎考虑到自己“有利”的身份，决定周旋于虎狼群中，为当地百姓请命，于是有了七八月间的东京之行。
胡文虎从东京回港后，拒不答应日本当局提出的条件，日方诱迫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的企图宣告流产。
为了回答有关方面的疑问，胡文虎口授《何事赴东京》一文，对自己赴日目的、行踪作了大致说明：为“救济民食恐慌而来”，谈了“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关于华侨爱国分子之自由问题”，“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等的看法。由于日本新闻检查官坚持要加上对日本表示“亲善”和“礼貌”的文句才允许发表，《香岛日报》(即原《星岛日报》，因受日本监管而被迫改名)见报时只好在文中加上“感激之情无以言喻，畅叙甚欢”等话语。随后，沦陷区的日伪报纸纷纷转载，说胡文虎“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胡文虎作这个自我声明，本意是化解疑窦，消除误解，洗雪由于误会而强加于他的不白之冤，岂料被日方如此这般“操作”，不仅达不到本意，还给他添了“亲日”的罪证。
胡文虎有口难辩，为了离开是非之地，于次年举家迁居澳门。
海外一些媒体的误传，使胡文虎所谓“汉奸”等不实之词在国内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从东京回香港不久，就有了他当汉奸的传闻。1943年福建漳州版的《福建新闻》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暴发户胡文虎，蛰港奉承倭寇，先后资敌数百万元”。
1946年12月18日，厦门记者公会在第二次会员大会上通过决议：“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美国人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胡文虎条有“胡文虎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主席”(伪职)之说。
其实胡文虎是不是当了“汉奸”，那时也有信息可资稽考。
1944年10月23日，《前线日报》特约通讯《香港今日》“一网打尽”的汉奸名单中，没有胡文虎；国民党广西行辕公布的香港汉奸名单(包含所谓的华人协会)中，亦不见有胡氏；日本投降后，新恢复的港英当局虽一度禁止胡文虎行动自由，但不久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