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制度治党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毛泽东在1929年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著作的重要篇目，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成果。其中不仅包括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观点，也包含丰富的制度治党的思想。这些制度治党的思想涵盖党内法规、组织制度、生活制度等方面，成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 制度治党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35-02
一、《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制度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中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宣传准备，这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有重点地阐述的是：民主集中制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列宁曾指出：“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1]。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俄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执行情况的监督等方式进一步健全了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早期探索，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诸多新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党员中工人占比明显缩小，农民出身的党员占据多数。这一现象在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中表现更为显著。
二、对《决议》关于制度治党思想的解读
（一）党内法规制度
毛泽东所制订的《决议》分为八个部分，其中涉及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宣传的法规制度、党领导军队的相关制度：
1.红军宣传工作制度
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是第一重大的工作，宣传工作的好坏，影响着党可否在群众中落地生根。毛泽东批评了红军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出现在宣传工作上的不足，如忽视对不同阶级、成分的群众的区分宣传，宣传工作缺乏具体的纲领，宣传者缺乏纪律的约束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详尽的宣传方法，主要可分为文件宣传和思想宣传两种，文件宣传包括传单、布告、壁报等宣传，这些宣传应做到具体朴实、贴近群众的生活。他要求所做的宣传要契合基层民众的情绪，用行动逐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毛泽东还要求宣传组织队伍通过接受政治委员领导以确保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
毛泽东在《决议》第四部分提出的宣传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形成“党管宣传”的制度体系，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在新时期，根据党的建设需要，在坚持党管宣传的中心思想下，先后形成了新闻报告制度、宣传网制度、党委发言人制度等，这些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思想在宣传层面的具体体现。
2.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决议》在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同样具有时代意义和文献意义，它强调红军任务的性质是革命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红军保持绝对领导；强调要建设坚强的红军党组织；将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加以强调；规定了红军处理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关系的指导方针，强调行政和军事系统的平行工作等，这些精神从不同方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后来我军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方针原则、制度安排在决议中都可以找到依据。[2]
（二）《决议》有关党的组织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与种种非无产阶级政党不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必须通过“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来消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坚持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各级机关要用科学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不能草率做出决定，一旦做出决定，下属各级就要认真履行。这些都可以体现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这一论述将民主和集中并在一起，体现了两者的不可或缺，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统一的意见是由民主产生的，民主的结果是集中，这是民主制的要求，如果抛开集中谈民主，就会形成民粹式的极端民主，极大伤害党的战斗力。
（三）《决议》对党内生活制度的健全：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方式
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的思想斗争是党的生命所在。如何处理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以民主生活会为基本途径，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制度。在《决议》中，毛泽东从发扬党内民主，强化批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等方面论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中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决议》强调要让每个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开会时自由发表意见，把孰对孰错、谁是谁非弄明白，这样才有助于得到清晰的结论。由此可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制度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一定要广开言路，勇于直面不同意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清晰的理解，他认为要通过提倡讲实话、讲真话、讲心里话，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发扬党内民主，有助于调动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积极性，提高党的生活制度科学化水平。
三、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制度治党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理论指导
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作为党的建设优良传统，是《决议》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学界多关注毛泽东在《决议》中有关“思想建党”的思想，认为毛泽东强调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理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初步完成，这个结论是客观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毛泽东在《决议》中蕴含的丰富的制度治党的思想，因为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天然属性，具体体现在党的组织纪律。在《决议》中，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问题后，就提出要以一系列的具体法规、制度作为思想建党的保障，使党的政治任务得到有效执行，如将“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制度”作为党和军队建设的具体方法；將满足“五个条件”作为入党的前提。建国之后《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等党员发展制度规定就与《决议》的思想密不可分。这其中包含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关系，即用制度保证思想教育的效果，在思想建党的实践中建立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与制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相互推进、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长期的党内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已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他强调：“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