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性引论
摘要：管理理性是人们管理实践思维与方法的内核，是在处理同管理有关事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合理化能力。管理理性凸显管理的本质，表征着管理的特色。梳理管理学与管理思想史可以发现，普遍共识中能代表管理理性的主要元素有效率、协调、决策、秩序、目标。同时，管理理性自有其衍生逻辑，即管理理性是有界理性、内隐着未竟的人性假设、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
关键词：管理；理性；管理理性
现代管理科学肇始于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孔茨就指出管理学已经入“丛林”阶段。伴随管理理论的推陈出新，时髦的名词和概念纷至沓来，但耳濡目染中、甚至精心钻研后，仍有很多管理者被管理事务困扰得痛苦不堪。面对浩如烟海的管理知识，多如牛毛的管理技艺，我们需要掌握管理的基本的能力和方法，更需要形成一种管理思维模式、练就一种管理理性，能集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于一体，达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之功效。
一、 管理理性的内涵分析
管理理性由“管理”和“理性”二词偏正而成，欲知管理理性之内涵，则需先辨明理性之本质。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理性源于希腊语中的Logos（逻各斯）基本含义为客观规律。在《东西方哲学大辞典》中，理性有如下释义：“人的一种认识能力、精神机能，可分广狭二义：就狭义说，即专门作为一个认识论的范畴，理性指人的高级认识能力或阶段，同‘感性’认识能力或阶段相对待。就广义说，理性泛指人的健全的理智、健全的思想和知识，与迷信、愚昧无知相对立。”概而言之，理性是指世界的规律性以及随之引发的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追求现实趋向合理化目标的能力。
在学术探讨中，理性的内涵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从理性的特征上说，柏拉图把理性视为人类理智的创造性，洛克将其视为发现和应用规则的能力，霍布斯与边沁则将理性视为功利的计算。从理性的类型上看，有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分、斯密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分、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分，等等。从理性的应用领域上看，可分为经济理性、军事理性、运动理性，等等。随着近代西方科学的空前发展，理性作为方法论意义得以空前推崇，理性成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动力量，成了自我论证、自我完善、自主自律的始源，“理性给予被认为是‘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意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绝对理性主义者直接认为理性意味着绝对和无限的推理能力、全备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取向。理性人能够在市场行为中，全知全能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推理和算计，能从众多方案中选择出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理性一旦运用到管理活动之中，就会形成管理理性。何谓“管理理性”？管理理性是人们管理实践中思维与方法的内核，是在处理管理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合理化能力。理性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过程中充当解释、导向、选择功能，其内含的认知理性能发挥手段性、工具性作用，内含的价值理性能发挥引导性、目的性作用。管理理性则是管理学、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彰显着管理者的问题认知、价值定位、工具选择等方面权衡与取舍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在此需要明确一点，管理理性不等于理性（化）管理，因为管理理性是管理的始源，与之类似的有经济理性、政治理性、教育理性等。而理性（化）管理特指合乎管理内在规律性的管理，只是管理的一种具体方法，在理性管理中，着重强调管理活动的科学性、系统性、规律性，竭力把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环节数字化和逻辑化。此时的管理活动更依赖规章制度、推崇量化评价，具有权威性、统一性、服从性的特点。以古典管理学为例，在泰勒、法约尔创立之初，就从“机器”、“精确的钟表”等理性隐喻出发，精心构造了一种有效的“管理学范式”。即规定事物发展是确定性的，具有时间可逆性。确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推算出后继状态和推演出先前的状态，提高了管理学的预测功能。但须知管理方法并不局限于此，与理性管理同列的有标杆管理、目标管理、文化管理、无为而治、价值链管理等。
二、 管理理性的具体呈现
如前文所述，本文中的管理理性是指在管理中集中展现的理性，能代表管理独特性质的理性特征。如言及公共理性，需突出公正、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理念，论及经济理性要突出“资源稀缺”、“人的自利性”、 “极大化原则”、行为一致性假设等理性原则。梳理与归纳管理学与管理思想史，本文认为管理理性集中体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效率。效率是管理的本体论承诺，向管理要效率是任何管理活动必须坚守的首要原则。管理理性内涵着行为的理性选择，即每位管理者都是理性的战略计算者，“理性”地计算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西方众多思想家认为：“在当代哲学中，效率主要用做衡量社会条件的福利标准。”近代管理哲学的首创者霍金森指出：“在管理与组织生活里，高于一切的元价值是效率和效用。”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指出，效率是在给定可用资源的条件下，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备选方案。现代管理学家罗宾斯认为，效率（Efficiency）是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因为管理者处理的是稀缺的输入，包括像人员、资金和设备这样稀缺的资源，所以他们必须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管理效率的提升能够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这些需要包括社会进步、大多数人幸福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
当然，随着时间演进，效率并不表现为一次性的投入和产出的比值关系，“手段”和“目的”的多样化要求综合效率观的实现。在此，既要聚焦组织自身发展，又要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既要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又要遵循人的精神发展规律。于是效率逐渐成为管理实践的综合目标，成为检验经济政策、政治主张及伦理道德是否正确的标准。现代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本分就是追求效率，“追求效率”（To Effect）和“管理”（To Execute）是同义词。管理的第一任务是规定组织的绩效，对管理人员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有高绩效，而且必须根据绩效给予奖励。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大学或医院等组织形式，管理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其取得成效。组织管理的出发点是预期的成效，责任是协调组织资源取得这些成效。以成果（绩效）为导向，以实践变化为依据，现在的管理“需要建立一个最终的全新的管理范式”，德鲁克把这个范式概括为：“只要能影响组织绩效和成效的，就是管理的中心和责任，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组织外部，无论是组织能控制的，还是不能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