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十字灿烂星光的笼罩下，素有世界上“最小的大陆，最大的岛屿”之称的澳大利亚散发着她迷人的魅力。金黄色和褐红色，这两种深邃而又让人心头一暖的颜色是这块大陆上永恒的主题。澳大利亚，这个位于古老大陆上的年轻国度却有着复杂的海外用兵史。
澳人警醒——加里波利战役的启示
澳大利亚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澳大利亚文化脱胎于英国传统，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脐带”。澳大利亚也一直将英国视为她的母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人大部分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感情上，同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早期的澳大利亚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尤其是羊毛和小麦等产品的销售，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英国。因此，一战爆发的时候，澳大利亚就很自然地追随英国。
1915年，盟军在西线抵抗德国的战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当时负责英国海军作战的温斯顿·丘吉尔上将（即后来的丘吉尔首相）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即由盟军舰队悄悄潜入达达尼尔海峡，将盟军部队运送至加里波利半岛，然后将德国盟友—土耳其一举打垮。这样，盟军就有可能跨越巴尔干半岛从侧翼打击德国，并减轻俄国人的压力。不过，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布防有大量的水雷、要塞和炮舰，陷入战争泥潭的盟军暂时也抽调不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力。鉴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英法两国军舰不甘心白白做炮灰，一度消极应战。出乎意料的是，倒是来自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一艘名不见经传的AE2潜艇一马当先，取得了意外的战术胜利。从战略层面说，这也给陷入陆上苦战的盟军鼓舞了士气。
开战之初，AE2潜艇鬼使神差地避开了水雷区，成功潜入达达尼尔海峡。在登陆部队发起总攻之际（即4月25日凌晨2时），AE2潜艇用鱼雷袭击了一艘土方炮舰。这次突袭打乱了土军阵脚，原以为固若金汤的防线却有潜藏防潜漏洞，这对驻防加里波利半岛土军的海上补给通道构成很大威胁。在随后的几天里，土耳其派出大批舰只对这艘神秘潜艇进行了大搜捕。最终，AE2被一艘土军鱼雷艇击伤，艇员弃艇被俘。
海上战斗的出奇制胜并没给盟军的陆上战役带来多少转机，充当登陆先锋的澳新军团（英文缩写ANZAC，中文音译为安扎克）在登陆首日便出师不利，其原计划在土耳其爱琴海湾的加里波利上岸，但由于导航失误，致使澳新军团在原定地点一英里以北登陆（后来命名为安扎克湾）。本来预期的海滩和缓坡，意外地变成陡崖之底，结果使数量甚少的防守土军处于有利位置。澳新军团在尝试立足之际，发现快速进攻是没有可能的，不过，即便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中，澳新军团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此役澳新军团投入的28150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的50万联军中仅占一小部分，但是这两个年轻国家的部队经常充当先锋角色，当时的澳新军团以顽强精神闻名。历时259天的战役中，澳大利亚部队伤亡27594人，其中7818人阵亡。在当时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年轻国家，几乎每个家庭都承受了骨肉分离的痛楚，举国哀伤。
加里波利战役对战争全局影响甚小，却对土、新、澳三个参战国产生深远影响。土耳其伤亡达25万人（阵亡8.7万人），由此引发起民族复兴运动，赢得胜利的指挥官、民族英雄凯莫尔最终成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总统。而位于南太平洋的澳新两国在此战役中并肩作战，打下两国关系的感情基础，更成为两国长久密切合作的一个标志。此后，澳新两国把每年4月25日定为澳新军团日（ANZACDay，也称为安扎克日）。澳大利亚人也从过去对宗主国英国的无条件服从中逐渐觉醒，开始寻求自身的价值和政治抱负，对英国的离心倾向增加。
离英亲美——始自太平洋战争的抉择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大部分主力战舰被炸沉。就在珍珠港的炸弹落下前 75分钟，日军开始大举进攻马来亚等东南亚地区。英国空军在马来亚的飞机大部分被消灭在地面，日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马来半岛登陆的日军快速南下直扑新加坡。尽管英国、印度军队和澳大利亚的第八师拼力抵抗，日军只用了50多天就推进了600公里，包围了新加坡，并于1942年2月8日发起猛攻。到2月15日，仅仅7天，新加坡的战局已不可逆转。英军统帅珀斯弗中将决定投降，共13.4万多英、印和澳军放下了武器。其中15000名被俘澳军有1/3死在可怕的日军战俘营中。
英国首相丘吉尔沉痛地说，新加坡的陷落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和最惨重的灾难”。而在澳大利亚，从政府到平民都对此震惊不已。他们没有料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军竟像白蚁蛀空的木头一样空有外表，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居然不堪一击。新加坡的陷落打破了澳大利亚人一百多年的自信，大海再也不能阻隔敌人，无敌的大英帝国海军已然成为朝不保夕的末代帝国，远离战场的南太平洋乐园面临着随时遭遇入侵的危机。
1942年2月19日，近200架日军飞机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炸死243人，炸伤近400人。这是历史上澳洲大陆第一次遭到外敌的袭击，这使许多澳洲人认为，日本的进攻迫在眉睫。此时的澳大利亚突然从援助“英国母亲”变为急需“母亲”的援救。英首相丘吉尔曾多次信誓旦旦地保证，当澳大利亚受到威胁时英国会立即援助，但实际上此时的英国根本无力实现诺言，相反，澳大利亚大部分最精锐部队都在帮助英国作战。澳陆军第六、第七和第九师在北非战场，第八师则在新加坡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千空军在英国，大部分军舰都在地中海。形势很明显，空虚的澳大利亚国防根本无法抵御日本的进攻。
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向英国要求，调回海外澳军以保卫自己的国家。丘吉尔没有直接说不，但又一次次保证英国将尽力增强从缅甸到达尔文的防线。柯廷没有被打动，他太清楚局势有多么严峻，他更明白继续听信“美丽的诺言”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在柯廷的反复力争下，丘吉尔终于同意澳军第六和第七师从中东返回澳大利亚而不是被派往缅甸。但第九师在英方的强烈要求下仍留在北非作战。柯廷知道在这危急的历史关头，澳大利亚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定，必须先保卫自己然后才是大英帝国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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