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碰撞100年
当“飞行者”1号笨拙地飞向空中时，飞机和飞行都还只是冒险家耗费不赀的游戏，但这时已经有人敏锐地察觉，人类战争史的新纪元即将拉开帷幕。果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短几年中，飞机迅速从一种辅助作战装备脱胎为战场上空的主宰，到大战结束时，现代作战飞机的基本类型大部分都已经出现。而以意大利将军杜黑的巨著《制空权》为标志，现代空军的理论体系也得到了建立。令人惊叹的是，《制空权》的“空军制胜”观点在经历了各种反对者数十年的怀疑和批驳之后，终于在20世纪末的波黑战争中得到了验证，这表明空军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力量。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空军成长的步伐，作为空袭的对应产物，防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从规模型对抗到规模－效益型对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袭和防空首次形成规模并不断扩大。大战结束时，主要参战国的飞机均超过了3000架。在空袭作战方面，1917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协约国曾在拉西尼至埃比泰恩一线70公里正面上，集中了约400架飞机对德军的堑壕和小型目标实施突击。双方还多次组织实施了数十架飞机规模的战略轰炸。在防空作战方面，在索姆河战役中，双方为争夺战场制空权，总共投入的作战飞机从400架增加到800余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袭和防空的规模都急剧扩大。在空袭方面，交战双方的总投弹量约为500万吨，是一战的100倍。兵力使用强度剧增，轰炸机出动量发展到几十架、数百架，甚至出现“千机大轰炸”的壮观场面，于是空袭战役问世了。在防空方面，防空兵力和武器投入量剧增，防空战役与空袭战役相伴而生。苏联于1942年4月5日组建了莫斯科防空方面军，约有歼击防空兵23个团、19个独立高射炮兵团、13个独立高射炮兵营和其它部队。德国在柏林防空体系中编有1个歼击航空兵师，约有战斗机400～600架。高炮在1944年最多时有726门，高射探照灯470部。
二战结束后，空袭与防空的对抗继续强调规模对抗。从空袭方面看，战斗轰炸机和攻击机的载弹量普遍达3～7吨，中型、重型轰炸机的载弹量达到10～30吨。在战后主要的局部战争中，都出现了高强度、大规模的空袭。朝鲜战争中，美军动用的飞机约占美国当时军用飞机总数的一半，每日出动飞机约800～1600架次。战争激烈时，曾达2000架次之多。越南战争中，美国连续8年对越南北方进行战略轰炸。1964年，从特种战争阶段转入局部战争时，美国投入越南战场的飞机约1000架，在战争结束阶段最多时达到5000多架，消耗弹药总量相当于二战期间美、英空军弹药消耗量的近4倍，是朝鲜战场上美军总投弹量的11倍。1991年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投入3000架飞机，连续42天猛烈轰炸伊拉克及其占领下的科威特，共出动109876架次，投弹8舟5万吨，日均出动2600架次，最高为3100架次。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部队投入近1000架飞机，在78天中出动3.3万架次，投弹2.3万枚。从防空方面看，在越战中，1972年底美军重点轰炸河内地区时，越军在河内地区部署了约500部萨姆-2导弹发射架、2100门各型高炮、180架各型战斗机。美军称河内、海防地区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或地区防空史上防空武器最多的地区”。越军采用集火射击战术，使用两个营以上的地空导弹同时射击1架B-52型轰炸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也部署和使用了数百套地空导弹，以集火射击的方式打击以色列飞机。
但是，二战后空袭与防空的对抗也开始强调效益型对抗，即使用高质量的兵力兵器，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取得最佳的效果。这是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航空武器装备性能倍增的产物。目前，这种对抗主要体现在空袭方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所谓“外科手术式”空袭正是高效益打击的典型代表。1981年6月，以色列出动14架战斗机。一举摧毁伊拉克用5年时间、耗资5亿美元建起的核反应堆。1985年10月，以色列出动8架F-15战斗机和2架加油机，瞬间便摧毁了设在突尼斯的巴解总部。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类大规模战争中，空袭方在谋求取得和发挥数量优势的同时，还注重建立、发挥质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的优势，以提高作战效益。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武器平台和弹药大部分为第三代技术水平，有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刚刚研制出来的，而且结构均衡，战斗机、战斗轰炸机、攻击机、战略轰炸机、侦察机、电子战飞机、指挥控制飞机和加油机，一应俱全。
从火力对抗到信息－火力对抗
从一战到二战，空袭和防空几乎都是完全火力化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为提高打击威力，航空炸弹的装药量不断增加。一战时，航空炸弹一般重数十公斤，战争后期达到1吨。二战时发展到了数吨。火力对抗并非不存在信息因素，但主要是依赖探照灯、侦听器、无线电等简单的信息技术解决预警和通信问题。在二战期间，随着雷达预警和瞄准技术、指挥自动化的雏形、电子制导和导航、电子对抗的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信息对抗登上了战争舞台。不过从总体看，这一时期信息对抗的规模和效力都是很有限的，空袭与防空对抗始终以火力为主。
二战后，火力对抗和信息对抗均得到很大发展。火力对抗发展的突出表现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航空炸弹技术的改进提高：一是弹药种类增加，形成了以集束炸弹、燃料空气炸弹为代表的面积杀伤弹药和以侵彻炸弹(俗称“钻地弹”)为代表的点摧毁弹药两大系列；二是装药量普遍增大，500磅(225公斤)、1000磅(450斤)和2000磅(907公斤)级成为主要弹种，在海湾战争中甚至还使用了1.5万磅(6.75吨)级的特种炸弹BLU-82,三是杀伤力或破毁力明显增强，美国的BLU-113的侵彻战斗部侵彻深度对混凝土目标达到6米以上，对普通土层达30米。美国的“综合效应弹药”CBU-87/B(CEM)型集束炸弹及其改进型BLU-97/B(CEB)型集束炸弹，一次可投撒202枚子弹药，杀伤面积达8万平方米。在现代战争中，对大型固定设施，航空炸弹基本上能做到“命中即摧毁”，通常仅用数枚弹药即可摧毁一个大型坚固目标，火力打击威力接近极致。
此外，信息对抗在实战中崭露头角发挥作用。在越战中，美军建立和使用了半自动化的一体化战术空军控制系统(TACS)，并使用了27架第一代空中指挥控制飞机EC-130E空中指挥所飞机(ABCCC)、EC-121和EC-135空中指挥机。双方首次大规模使用制导弹药。美国首次进行大规模的电子战，大大降低了越方地面防空兵器的效能和美机的战损率。据统计，1965年越方平均每发射18枚地空导弹击落1架美机；1972年越方平均发射86枚地空导弹才能击落1架美机，击落1架美机的耗弹量增加了近5倍。1982年6月，在著名的“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