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凛冽的整改之风，刮向多年来备受诟病的治安联防队。
11月8日起，深圳宝安区在全区范围内，对社区治安联防队伍、治安巡防队伍、各单位内保组织等群防群治队伍，开展纪律作风整顿行动。措施包括排查、评议、轮训和考核等，为期100天，以达到净化队伍的目的。
比邻的广州，也在11月10日高调启动“银盾工程”，计划从今年10月起到明年，将各种名义的治安联防队员整合成辅警队伍，统一招聘、统一管理。
在此之前，联防队治安员引发的各种恶性事件在国内一直未间断过，并且由此引发过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两轮针对治安联防队的整顿甚至清退潮。
为何联防队治安员的“害群之马”难以根除？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看来，“管理怎么加强都是对的，但那只是治标的问题。不管是联防还是辅警，这个职业没有财政保障、法律依据，没有晋升之路。要治本的是，这个队伍你养起来了吗？养得好才能管得好。”
河东社区治安困境
11月13日，是周日。这天下午，深圳河东社区的租户冯芳（化名）走进社区联防队的值班室。她用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正在值班的治安员，她的儿子、儿媳在吵架，家里的电饭煲、电动车的电源都被摔坏了。
当班的5名治安员呼啦啦地跟随冯芳，穿过社区不宽的街道，爬上逼仄的楼梯，来到冯芳位于一栋4层民房顶楼的出租屋内。在治安员小汪（化名）看来，“处理这种骂架、摔东西的家庭纠纷，一个治安员是镇不住场的。”
现场的5名治安员分头将冯芳的儿子、儿媳分开，询问起因，并劝他们坐下来和气协商。
这不是这些治安员第一次处理冯芳家庭的矛盾纠纷，更不是第一次处理这个有着两万左右外来人口聚居的“农转居”社区里的家庭矛盾纠纷。
河东社区位于深圳的工业基地宝安区。在过去多年的发展时间里，数以千万的外来人口流到深圳，其中汇入宝安区的占了总数的近1/3。根据2005年末的数据，宝安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是1:8。城市化进程使得原来的农村转为社区，各色厂房、工业区在村里拔地而起。本地村民成为市民，老旧的民房让外来人口的部分劳动收入以租金的名义转入了本地人的腰包。
河东社区的老租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前年，社区居委会集资在附近盖了新区，本地人都分到了三室或四室的大房，搬去了新村。“新村的环境好，治安也更好。除了一些没搬走的年老的本地人，现在老村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老村与新村，近乎深圳过去关内与关外的写照。
河东社区的民房多数不超过5层，灰暗破旧。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者、个体户、家庭分租各个角落，一个社区里、一栋楼里充斥着各种方言。
居委会也在新村建好的前年，搬了过去，河东社区更像是一个被本地人废弃的孤岛。从2003年起就租住在社区里的山西人老冯说：“以前社区里的治安可好了。电动车停在路边门口都不用担心。居委会搬走之后，这里的治安就越来越不行了。”封闭的铁栏围墙和出入口岗亭，没能挡住那些窃贼的手。去年，老冯放在门口的一部儿童摇摇车不翼而飞，随后，又有一位邻居丢了两辆女士电动车。
丢失摇摇车之后，老冯曾到联防队要求调取社区里的监控录像。但是被告知，社区里的多个摄像头，已经被雷电打坏很久了。这些坏旧摄像头因为缺乏维修经费和权责的不明，至今还堆放在联防队的一间杂物室内。
冯芳的家里，骂架的两位当事人情绪稍微稳定后，一名平时被同事称为“大嘴”的治安员被留了下来继续进行调解，其余4人回联防队值班室。尚未坐稳，值班室桌上的对讲总机响起来：社区5号岗亭附近有车主与治安员发生争执。
当值班室的治安员与在社区各个分区巡逻的治安员都赶到5号岗亭时，当事车主已经离去。社区内的停车场，由岗亭治安员对外来车辆进行计时收费。今年9月之前，河东社区的6个岗亭原由社区居委会从保安公司聘请的保安值守，但这些保安因为劳资关系在保安公司，往往不服从社区的管理。因此，居委会在8月份解聘了所有保安，所有岗亭由社区的治安员轮班值守。
治安员在记录卡上记下车牌号和进社区时间，车主出社区时，将卡返还，并计时收费。现场的治安员小文（化名）解释，有些车主无意或有意地丢失记录卡；岗亭对于外来的收废品的三轮车向来免费放行，这些三轮车在小区里被盗之后，因为没有牌照多数难以寻回，这难免要引发这些人同治安员的矛盾。
小汪称，联防队每个月要处理两三起失窃或抢劫事件。除了家庭纠纷、失窃抢劫，治安员平时经常会遇到的，是社区里的东北人酒后打架滋事。
几名社区里的居民认为，治安员什么都得管，但他们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并不多。在社区里失窃事件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一些在社区里开店面的个体户甚至普通租户，出于人身、财产安全考虑，自己在店面或家里安装摄像头。
“像家庭纠纷这种事，怎么解决？”一位租户说。
治安员“大嘴”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来调解冯芳的家庭矛盾，并且西乡派出所也派出了民警来调解。冯芳當晚在楼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民警和治安员能做的也只是教育教育，劝两个人安分过日子。”她在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儿子和儿媳依然在楼上吵着、摔东西。
一千万人口配备一百万人口的警力
治安联防队从上世纪60年代诞生之初起，就被认为是作为补充警力不足与策动社会治安“民治”的产物。警力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资料显示，中国的警力资源水平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分之五，发展到万分之十一到十二，而国际的平均数字是万分之三十。塞缪尔•沃克（SamuelWalker）在《美国警察》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警察数量低于每万人口25名，那么警察体系就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王太元教授说：“深圳一千多万的人口，警察的编制是按一百多万人口配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刘宏斌指出，2006年的社区警务建设规范中就规定，800户到1000户就该配一名社区民警；或常住人口每3000人，就要设一个社区民警。
在拥有两万多常住人口的河东社区，包括值班员和警长，警务室只配备了两名民警。这个警力缺口，只能由社区联防队80多名治安员去填补。
“国内很多地方在警力设置过程中，未进行足额设置，明知道社会治安任务很重，公安机关的编制却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主要是一个财政消费的部门。各地在财政紧缩或财政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从这上面首先裁人或限制这方面的经费。”刘宏斌说。
王太元做了个比较：“一个警察编制至少可够装备六七个辅警、治安员。”目前，国内关于各种名称的群防群治队伍人员的数量尚未有权威的统计，但王太元估计，全国从事公安辅助工作的群体庞大。
“有了害群之马，多少万人的劳动就不承认了，即使不承认，有什么替代品呢？即使收编为辅警，不是一样嘛，有法律依据吗，他有相应的财政保障吗？”王太元说。
治安员受雇于居委会综治办，薪资由居委会发放。这些治安员戏称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一位在河东社区联防队干了21年的老治安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的月薪是1900元—不到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深圳2010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205元的一半。而一些年轻些的治安员的月薪仅为1500元左右，比深圳最低月工资标准1320元仅多一百多元。
河东社区联防队上的公告显示，治安员抓到一个小偷，奖励50元到100元。小汪说：“遇上小偷或抢劫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两尺长的橡胶棍，与歹毒的长刀相斗。”让小汪感到心悸的是，不久前，附近一个社区的治安员，在抓小偷时，被小偷用匕首刺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