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1947年11月14日，石家庄。硝烟初散，在原国民党三军军部门前挂出了“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的大牌子，在大街小巷贴出了一张张“市长柯庆施就职视事”的布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否有效地管理这个几近废墟的城市，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检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管理城市的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经验。
而建政之初的客观情况是，大多数群众的态度是冷淡的。对于石家庄的老百姓来讲，除了20年代中，铁路大厂等部分产业工人接触过共产党外，有多少人见过共产党呢？而近20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都把共产党描绘成“共产共妻”、“杀人越货”的“匪”，特别是日本投降后的两年来，从四邻八县逃进石家庄几万人，更很少或根本不替共产党说话。在市民们眼里，随着枪炮声打进城的政府，不过是又一个“外来”的政府。为此,刘少奇在1947年12月两次分析，由于石家庄社情复杂，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不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很弱，在群众中只有一般影响。而进城之初的弯路，不仅使那些本来对共产党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市民感到失望，就连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的干部也顿感陌生了，城市贫民也怀疑了。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头上包白手巾的最可怕。”而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部分旧职员和知识分子，则对人民政府敬而远之。“他们表示钦佩解放区来的干部，说‘能吃苦，不贪污，这是好的’，又不佩服区街干部对于管理城市的能力，认为是‘土包子’或者是‘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
严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如果在短期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在群众中扎不下根，那么，不用国民党再来军事围攻，恐怕自己就会卷铺盖，怎么进来的再怎么出去。
扎根，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
润物细无声
当时街谈巷议多了个话题：“李闯王进北京”。李自成本来有43年的江山，可是入城后，他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一顿的饺子。经不起这人间美食的诱惑，忘记了饺子只能在大年初一才能吃的规矩，天天吃饺子，一直吃了43天，便败退京城了，43年的江山便吃到了头。
传说归传说，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却反映了一种民心、民意。
有人从改朝换代的历史演进中，推导出一条定律：不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未取得政权时，尚能艰苦奋斗；而一旦大权在握，便经不起享乐的诱惑，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作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的掌权者们，会书写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征集石家庄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建设史料时，笔者走访过的每一位当初的入城者，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进城后，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根据地还艰苦。对于他们来讲，苦并不可怕，倒是在街上，在店铺，顺便问个价，因身无分文的“寒酸相”常常遭白眼，让人受不了。不少人回忆：“晚上出去转转，也只是到南大街一带的破烂市场看看，谁也不进商店，特别是私人商店。因为有些业主很瞧不起我们这些穷光蛋，免不了奚落我们。”
局外人很难体味这种尴尬带来的心理不平衡，由这种不平衡造成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有巨大的杀伤力。定力不强的人，很难保证不被冲倒击垮。
而此时石家庄的老百姓，也正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腰中无钱，手里可有权。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接收石家庄没几天，一个个不都是脑满肠肥了吗？正因为手里没钱，穷，才更让人悬心。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尚且如此，而布衣粗食的共产党干部们，不更是“饿虎扑食”吗？
彭子堪，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11月12日中午解放石家庄的战斗结束，下午他就进城，受命筹备市政府办公地址。据他回忆，他和军区后勤司令部苏参谋一起刻了公章，制作了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两块牌子，选定国民党三军军部所在地（原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为市政府对外办公处。两块牌子并排挂在距车辆厂水塔西南方约一百多米树林中的两棵大树上，人民解放军一个排的武装警卫着这两块大牌子。这里虽然挂着市政府、卫戍司令部的牌子，但是只对外办公，由彭子堪和苏参谋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值班办公。因为刚解放，加上敌机不断来轰炸，大部分商店关门停业，市民还不了解人民政府，很少有人来市政府问事。解放初几天，主要是接待进城干部。虽然这仅仅是市政府的一个对外接待联络处，但彭子堪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把这块牌子当做人民政权的象征，倍加爱护，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持这决牌子的神圣和洁净。他回忆：那时，国民党的飞机每天轮番干扰，他们便在附近一个防空洞里安了一部临时电话，以便和领导联系。敌机不来，他们就在地上办公，敌机来了就下洞办公。每天上午9点开饭，饭前两个钟头开会、学习，饭后办公，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4点吃饭。饭后劳动，开荒、种菜。有纪律，一入城就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公家的财物，不准上市买东西。
对此，从冀晋区党委进入石家庄的王文克有切身体会。他回忆：刚一进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相当困难。干部都是从四面八方派进来的，两眼一抹黑，社情一点儿都不了解，这对入城干部是个相当大的考验。进市后，市委当即派他去搞工人工作。30岁的他带了四五个人，都是二十一二岁，年轻活跃，工作泼辣，不辞辛劳。两个女同志是北京来的女学生，发给男式军装，又肥又大，毫不在乎，袖子一卷，跑跑颠颠，工作很卖力气。他们住进了民族街西头一座日式房子里，门窗在战乱中被拆走了，剩了一个一个黑窟窿，屋内已是一空如洗，连电灯线都没有了。门窗只能挂上席子挡风。外边窗户下就是国民党兵的一具死尸，全市清尸工作还没搞完，只盖了一张席子，大家都害怕。他为了给大家壮胆，两条凳子搭一块木板，住在窗户根下有死尸的那间屋里，和尸体只隔了半截墙。女孩子晚上不敢上厕所，得叫上男同志陪她们绕过死尸。就在这里，他们找来“二七”老工人和地下党员，摆几条板凳，点一盏油灯，共忆“二七”大罢工，叙谈20年来处于地下的情况，宣传党回来了，掌握政权了，老工人、老党员要发扬“二七”的光荣传统，应该站出来发挥作用，发动工人，组织护厂委员会保护工厂，坚持生产。老工人、老党员兴奋异常，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到铁路大厂、电灯公司、发电厂、炼焦厂、大兴纱厂、电话局等联络和发动工人。很快，各厂建立了工会。
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动力不单单是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也有更深刻的理性思索。
“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建立起稳固的政权，这是我任街长时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笔者就1947年石家庄城市政权建设问题，曾在北京中组部宿舍访问当年在石家庄一区五街任街长的杨法陶时，杨老回顾进城之初政权建设时的感慨，可谓一语中的。
进城之初，在国民党三军军部门上，他看到了4个字：“居安思危”。此时，已没有人知道是谁，又是出于何种心态把这4个字高悬于这个城市最高权力机关的门楣之上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这个腐败反动的政权，无可挽回地成了历史垃圾。但它留给后人的警示，能一起消失吗？
从那时起，杨法陶牢牢记住了这4个字，也记住了一种历史责任。在入城之初的那一段非常日子里，以至于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如警钟，在耳边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