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深深低下头，才能走进上海城隍庙傅家街42弄1号的过道。高度只有临街大门的一半，似乎立刻从大上海来到了一个尺码不同的世界。陈招娣坐在堆满杂物的床上，和一只拴在过道立柜上的猫一起生活。闷热的夏日正午，窗式空调没舍得打开，一架旧电扇呼呼转动。
4年前，陈招娣的丈夫李如兴在这间生身的平房里逝去，终年67岁。从安徽军天湖劳教农场返回上海后，他的后半生陷入了贫病之中。一份死亡证明书表明他死于多种混合疾病：甲状腺癌、出血和肺部感染。“促进死亡的原因”一栏里，标注他右下肢截肢。他在农场时的同伴们认为，这起源于早年在闽北农场放排、长期浸泡水中引发的双腿脉管炎。
去世前几年，李如兴的右腿开始溃烂化脓。“医生说，如不一次截完，会顺着腿一路烂上来。”房间里保存着他生前坐的轮椅。他没有养老金，坐上轮椅之后领取每月几百块的低保。2010年癌症发病后，他没有拖上很长时间。
对于邻居胡定国来说，李如兴只是次第逝去的难友中的一个。每年固定两次的闽北农场旧人聚会，参与者都在减少。这是他们少有的交际。平时，他们大都蜗居在和李如兴家类似的老城区旧屋子里，或是僻处遥远的郊区，目睹生身的城市渐行渐远。不论存亡，这个群体都面临相似的处境：晚年没有养老金。
这来自一个历史留下的死结：原国家劳动总局1980年发文通知，“文革”后从劳改、劳教农场“清理回籍”的人员，之前漫长的留场就业劳动不算连续工龄。到了社保普及的年代，这条旧文成了昔日场员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56年前，和电影《归来》中的主人公陆焉识类似，胡定国和李如兴在政治运动中，作为首批劳教人员去闽北农场。历经大饥荒的生死劫，4年后随整个农场迁往安徽军天湖。在那里，他们和从上海送去的劳教人员严祖佑、商周、郁志敏等数千人会合，再度拓荒垦殖。和陆焉识一样，他们在劳教期满后“留场就业”，在农场度过半生时光，其间包括了整个“文革”。不曾预料，如此漫长的劳动，在后半生会被一纸文件否认，在伤病发作的年龄，无法得到退休的权利。
此外，在当年的安徽军天湖、白茅岭暨其他劳教劳改农场，还有一大批当年无法返城的场员，在农场演变而成的“社区”里度过了一生。如今他们或可自认比返城的同伴幸运：用一生的离乡背井和艰苦劳役，换来了晚年的退休待遇。
上海屋檐下的外人
胡定国的家是东刘家弄的一个狭小门面和阁楼，门面里几乎无法转身。上阁楼要爬一架木梯，木梯上还搁着一架电扇。阁楼的内景近似李如兴身后的平房，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堆满了从五金、碗碟到被褥的各种物品。
胡定国20岁的儿子在一家网店值夜班，妻子在汉庭酒店保洁。楼下四壁挂满30元以下廉价服装的门面，是这个家庭的重要生计来源。胡定国今年76岁，收入中却没有养老金一项。直到今年5月，他才拿到第一笔千余元的社会基本养老补助。
从农场回上海以来，胡定国打过零工，做过生意。最多的时候，房子里住4个人，胡定国在楼下打地铺，有时在大街上浇一层水，铺上席子睡，甚至贪凉快去到附近的外滩。
李如兴和陈招娣结婚时，陈的前任丈夫患肝腹水去世，带着3个孩子。陈招娣说，她接受李如兴的原因是“听他讲故事，同情他的经历”。婚后不久陈招娣怀孕，没敢生下来，在两个月时打掉了。当时李如兴刚从劳教农场归来，父亲过世，母亲和两个弟弟住着这间平房，他没有地方上户。李如兴的人和户口落在了陈招娣家。
双腿残疾之前，李如兴摆过地摊，卖过服装、小百货和水果，还开了一年多的三轮摩的。陈招娣则在公交车上售票。晚年没有退休金、靠低保和妻子补贴的李如兴脾气变差，喜欢喝酒抽烟，两人时常吵架。陈招娣一直下不了决心离开，“我可怜他，没离婚，不然他一个人死了没人知道。”
维持婚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间平房。李如兴死后，陈招娣面临和李家大弟的产权之争。一番冲突之后，“政府保护老年妇女”，陈招娣得以在这里继续居住。眼下这间平房的户头上有4个人。一旦动迁，必须分割利益。
和陈招娣不同，住在吉安路上一处更加狭小房间的郁志敏盼望着动迁，这几乎是他摆脱眼下困境的惟一希望。
高峰时期，这间15平米的石库门后厢房住过8个人：母亲、弟弟、儿子、媳妇、两个孙子，以及郁志敏夫妇。眼下郁志敏夫妻仍带着一个孙子住在这里。妻子得了癌症，无法走下黑暗陡峭的楼梯，生活需人服侍，夫妻几乎整天只能呆在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使用的仍旧是古老的马桶，每天倒入并不近便的公共厕所。
和难友们一样，郁志敏没有退休金，妻子的癌症治疗加大了家庭的压力，“以前结婚时买的首饰都卖了。”郁志敏以前卖过螃蟹，95年因为水产市场被拆而关张。早年的积蓄又在一次投资中损失殆尽。妻子是当年的农场插队知青，得病之后，郁志敏为她办理了伤残鉴定，补交了五千多元买工龄提前退休。但郁志敏自己的事却没有如此简单。
“60岁那年，我去问劳动局，说叫我自己加金买工龄，要买15年。”对于妻子生病、孩子正在上学的郁志敏，这是一笔昂贵的费用。他从此放弃了拿退休金的想法。这决定了10年后的今天，他只能拿到每月七百多元的低保，以前的数目还要低。
林钧国的老房子已经拆迁掉，兄弟姊妹7人分割。之后他在淮海中路租了一间房子，和儿子合住，每月要两千多元房租。
60岁后，得知林钧国无法领取养老金，小20岁的妻子提出离婚。双重打击下，林钧国血压急升，血液冲上眼底，导致血管爆裂，一只眼睛失明。为了拿医保治病，他不得不接受吃低保的现实。在一封情况材料上，他写着“生命不息，上访不止”。
和众位难友不同，拥有上海市作协会员头衔的严祖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政治案件平反后落实了高校教师工作，可以说是真正归来了。但一次公交车站的邂逅，把他和过去的难友重新联系在一起：骑电动车的商周认出了刚刚下车的严祖佑，人脉广的商周把严祖佑带入了难友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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