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服务的伦理困境分析


  【摘 要】我国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的成长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政府通过合同签约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但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中,二者的地位并不平等。文章则采取政府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的关系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困境:忠诚于谁?该优先扮演那个角色?谁的利益更重要?
  【关键词】社区矫正;伦理困境;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一新规引起多方关注。在政府购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大背景下,专业社区矫正机构参与社区矫正服务是必然趋势。在政府、司法部门、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几方的关系中,作为直接接触矫正对象的社会工作者必然会遇到一系列伦理难题。本文旨在从政府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关系的视角来分析这些伦理困境。
  一、概念界定
  (一)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在监狱执行的“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它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包括五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二)伦理困境
  罗肖泉从四个方面阐释伦理困境的内涵:(1)伦理困境时带有伦理特性的困难和问题。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会遇到一系列的关系,诸如工作者与案主、雇主、同事、机构、社会的关系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协调过程中往往出现矛盾、冲突或顾此失彼,这就诱发了具有伦理特征的问题和困难即“伦理困境”。(2)伦理困境是发源于价值观冲突的困难和问题;(3)伦理困境是诱发伦理抉择的困难和问题;(4)伦理困境是诉诸道德责任感的困难和问题。
  二、政府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的关系
  (一)我国政府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的关系
  2003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此背景下,上海、北京地区的司法部门牵头成立一批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区矫正机构,比如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北京市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与西方国家第三部门“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不同,我国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造成第三部门在与政府的关系中缺乏自主性,处于“依附”的状态。基德伦、克莱默和萨拉蒙以服务是资金筹集和授权一级服务的实际配送这两个要素为核心变量,提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四种基本模式:政府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合作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
  我国政府通过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签订合同,形成合作关系模式。合作模式下,专业社区矫正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政策资源、财政资源、人事资源、权利资源等等,日渐具有“政府性”,其组织结构趋向行政机构,人员构成趋向官僚编制,资金构成趋向财政拨款,运作管理趋向科层结构,形成对上负责,脱了群众的官办色彩。
  (二)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缺少独立性的体现
  1. 对政府的资金依赖。1998年被调查的我国第三部门收入中,有50%以上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补贴以及项目经费,而会费仅占21%。我国第三部门财政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依赖政府。
  北京市东城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作为第三部门,在其成立之初,则确定“政府出资,团体运作,面向社会招聘,购买专业服务,实行资源共享”的工作模式。从中可以看出,东城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在资金来源上依赖政府。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机制以政府意见为主,与社工专业理念有所偏离。
  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是指根据社区矫正需要评估,对矫正对象采取的管理、矫正措施产生的实际效果所作的评价。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是重新犯罪率和心理健康测评。在生活技能、职业技能、情感、自我控制协调能力等方面的评估较缺乏。
  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体现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中则是强调其效果给社会整体带来的稳定。而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决定其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时更侧重矫正对象能力、情感、人际关系等方面。
  2. 机构人事安排、司法社工的日常工作机关化。理论上政府购买机构的社区矫正服务后,则应该由机构来安排机构的人事、司法社工的具体工作、管理等工作。但实际上政府往往没有给予机构足够独立的空间。
  上海市矫正办把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看成是自己的一个处室,不但在每季度的工作例会中要求新航像区县司法局一样汇报工作,而且具体部署工作,同时还对新航如何管理社工给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各区县司法局也往往直接向所在区县的工作站部署工作,甚至直接决定社工站负责人的人选。
  在新航总站司法社工的日常工作方面,部分社工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矫正对象的情况,填写报表,很少与矫正对象接触,社工工作机关化的倾向非常明显。
  三、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困境
  (一)忠诚于谁?
  社会工作者要同时忠诚于案主、雇主、社会机构、职业以及社会整体,但这些忠诚的要求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工作者应首先忠诚于谁?
  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北京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等机构均是由政府部门牵头组建,其在成立之初的使命就是协助司法部门对罪犯进行社区矫正,降低犯罪率保障社会治安。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使得机构可以从政府处获得资金、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但同時也让渡了部分作为专业社区矫正机构的独立性。
  矫正对象期望社会工作者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协助其提升生活的能力;社会工作机构则要求社工按照机构规定行事,信守对机构的承诺;政府则期待社工能完成下达的任务,协助司法部门保一方安定。但由于专业社区矫正机构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平等,政府对机构的微观管理过多,造成司法社工主要完成司法部门指派的任务的现象。这时,社会工作者便陷入处理案主、雇主、社会机构等多方关系的伦理困境中,难以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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