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反腐败进程中，还将面临四大严峻挑战。分别是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到位、清除腐败“存量”、改革我国权力制度体系、建设激励导向的基础性制度的挑战。
负 责档案管理工作十几年，周莉从来没觉得自己像这两年这么忙，虽然已是快退休的年纪，但她的工作量丝毫不亚于部门里的年轻人。办公室的电话隔几分钟就响一次，有时候电话里正说着，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档案造假“复制粘贴”
周莉的工作节奏突然加速，始于2014年。当年10月，中央组织部在全国分三批部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而她要对每卷档案逐一进行初审和复审，发现问题，就一个个核实、一项项纠正，同时还要回应不同单位的咨询和请教。
一组数字最能够反映“周莉”们的工作量，截至2016年6月，针对干部重要信息记载不准确不一致的问题，全国查核了64.5万人的信息；针对档案材料不齐全不完整的问题，补充完善了2549万份材料。
但问题也浮出水面，2016年初第一批即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基本完成时，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与此同时进行的全国各地换届期间，也有干部进入提拔任用程序却最终未能履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档案造假被发现。
洪永旺就是现成的例子，2016年5月，时任湖北省汉川市委副书记的他拟任安陆市委副书记，提名为安陆市市长人选。可公示期间，洪永旺却因被举报其年龄与实际不符，提拔也“泡汤”了。
而在专项审核工作前，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其中河北处理了11名身份造假的干部。次年，新疆“首虎”栗智成为首个被通报年龄造假的省部级官员。
同今年5月被双开的司法部“首虎”卢恩光相比，以上的案例只能算搞搞小动作。在中纪委的通报中，卢恩光的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而这名“五假干部”，还曾在单位内培训时称“不说假话干不成大事”。
“现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档案对体制外的人不太重要。但对体制内的人来说，这里面记载着出生年月、学历、履历、工资级别、奖惩和家庭成员等情况，是考察干部、用人的重要依据。”周莉介绍，一般来说，个人档案由人事单位封闭保管，个人不能接触，但是一些人钻了空子，假档案由此而生。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同学曾在大学本科毕业后，同时考取了大学生村官和硕士研究生，于是想出个“一箭双雕”的办法，花几百块钱的“提档费”，把档案临时借出，再复制一份归还。到时候学校一份，用人单位一份，既拿了文凭，基层工作经验也没耽误。
“档案可以有分身术，人怎么可能在两边同时出现？”记者提问该人士。
“村里管理不严，没人去管档案的真假，学校没课时，隔十天半个月去露个面就行。”该人士告诉记者。
审核档案像看X光片
在“刷”身份证和手机支付高度普及的今天，一些省管干部人事档案已经实现数字化，但很多地方和部门对干部档案的管理手段还相对落后。周莉坦言，大部分档案里仍然是几十年前的纸质材料，甚至有很多还是人工填写，这不仅增大了审核难度，也给造假提供了空间。
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干部从原始材料阶段下手，围绕年龄大做文章。一名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袁伟透露，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出生日期是以入团志愿书为依据的，因为一般情况下这是最早的证明材料，所以有人就在入团志愿书上修改年龄，往后一直改下去。“比如把1改为4，7改为8，不过档案中的早期资料存放了太多年，修改起来笔迹很难保持一致，核查時稍加注意就能看出来”。
但是碰上修改“手艺好”的，也会让审核人员犯难甚至产生分歧，拿着几页纸对着灯光商量很久才达成共识，像是医生在研究X光片，有一次袁伟差点抱着档案去公安机关做笔迹鉴定。
“有的老同志不在乎，無非是早退休一两年，但对相对年轻的干部来说，这关系到仕途。”袁伟说，有的干部不承认造假，说修改后的才是真实年龄，于是去补充证明材料，结果，证明材料也是假的。一些干部没意识到，有些档案在内容和时间上前后矛盾，已无法反映个人真实情况，失去了档案的原始价值。
而留给档案造假更大的漏洞，是长期以来，个别单位对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用周莉的话说，她的办公室曾门可罗雀，不过要感谢办公室里“师父”的教导，带着她把负责的档案整理得井井有条，给这次审核工作“攒了人品”。
有专家也表示，有些单位数千份干部档案，录入、归档等工作往往都是由一两个人完成。一些意欲造假者，只要“搞定”这一两个档案管理人员，就可能轻松完成档案造假，而且还很“安全”。
2015年3月，黑龙江双城市招商局副局长孟德勇因档案造假被查。当年孟德勇未满18周岁，为符合吸收录干年龄，不仅将年龄改大3岁，还虚构了大专学历。调动到双城市招商局工作后的5年间，其档案竟一直由本人私自保存，直到双城市委组织部调档时才交到市人社局。2012年3月，市委组织部在没有对孟的档案进行严格审核的情况下，将其提任为招商局副局长，导致用人失察失误。
造假可能是背后有人“撑腰”
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要求下，伴随着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一系列“硬杠杠”也被划重点。2014年1月开始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沿用至今。而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也有相关规定。
但一名基层组织部门负责人表示，干部档案造假的纠错机制还是跟不上，现在查出来的档案造假问题，一般都是举报引起社会舆论或者领导重视了，才会进入调查，而这些调查都没有固定程序，随意性较大，重则纪律处分，轻则政治前途暂时遇阻。
更让审核人员无奈的是，分析诸多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干部档案造假案中多少都掺杂着上级的权力干预。“其实，在借阅、使用须遵循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的情况下，一般人想造假并不容易。”袁伟介绍，即使造假者收买了档案管理者，也很难做到天衣无缝，因为档案造假是“系统工程”，比如年龄改了，入学、入党等相关材料都要更改。有的干部就在档案中出现多个不同年龄。
然而有了权力的介入，修改年龄、伪造证明材料也容易多了，最后再通过组织认定成为“既定事实”，假的就成了真的。一旦造假成功，造假者可能像卢恩光那样“长期欺瞒组织”。
例如，广东梅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原政委钟立档案造假案中，给予协助者就涉及县委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及县委组织部长。而为了提拔两名不具备条件的干部，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军甚至授意造假履历。
“现在负责审核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容易了。”周莉说，相关材料中有多人签字，出了问题就倒查，是要承担责任的。
防止背后有人“撑腰”的另一个办法，是技术革新和透明化。多名专家建议探索实施数字化管理，减少档案管理过程中人为接触原始纸质档案的环节和可能。同时改革人事档案的保密制度，除了干部的奖惩、处分记录等需要保密的档案资料，其他容易造假的信息应实现公开化。
不过在袁伟看来，数字化建设也存在不小的难点，平台搭建需要专用网络，成本太高，而档案信息的扫描、录入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这肯定是将来的趋势。（应受访者要求，周莉、袁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