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高中生活
1957年9月，我考进安徽省一所重点中学，开始了三年的高中生活。
入学伊始，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老师们白天正常教学，夜晚则集中在教工之家参加反右运动。我所在班级位于二楼，旁边楼下平房便是教工之家，面向教室的窗户拉着窗帘，只能遮住视线却遮蔽不了声音。出于好奇，我们表面装作自习读书，其实却在侧耳倾听。教师发言的声音时而高昂激烈，时而低沉迟钝，时而齐声斥喝，时而寂静无声，有时传来一记响亮耳光声，有时响起“扑通”倒地之声，令人胆战心惊。次日白天上课，只见历史老师脚步蹒跚走进教室，物理老师脸颊红肿站在讲台上坚持讲课，不久几位老师消失，换了新的老师上课，据说他们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了。心中迷惑，这些老师教学认真有水平，怎么都成了右派呢？
1958年的春天，第二学期开始，就是开展热热闹闹的“除四害”运动。上课之余，班里的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女同学在校内生活区清除越冬蚊蝇，男同学到北校场晒粪场掘地筛出越冬蝇蛹用枯枝干草生火烧死。到了4月，全国城乡统一行动围剿麻雀，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全体出动，白天敲锣打鼓放鞭炮（无锣鼓用脸盆、铁桶等代替）惊飞麻雀，使其不敢落地疲劳而死，也张网放铳弹弓打麻雀；夜晚则用手电筒照射屋檐、树丛捕打，一时间战果辉煌，捕来的麻雀剥皮褪毛油炸红烧成为全民的盘中餐。有一次正在上课，一只麻雀突然飞入教室，一位同学条件反射大喊“快关窗户”，于是全班同学关门关窗扑打，麻雀被抓住了，老师正在教授的一堂课也就这样搅和完了。
当年9月，高二上学期开课不久，又开始大炼钢铁，同学们走出书斋，学校的操场成为大工地，开始土法炼铁。每个班级就地挖坑砌灶，用坩埚炼铁。大家连夜去40公里外的淮北烈山背焦宝石（耐火土），每人背上二三十斤，当夜返回，路上疲劳困倦边打着盹边踉踉跄跄前行，走着走着绊了一下，碰到前面同学背上才惊醒，继续半睡半醒状态行进，回到学校，东方已泛鱼肚白。白天在瞌睡中上完课，晚上到炼铁工地炼铁，炉中底铺木柴，上放焦炭，中间安放坩埚，内装炼铁原料，点火后，同学们轮流拉动风箱，火苗把坩埚烧得通红，坩埚内原料化为红色的高温液体，两位同学抬起坩埚，倒进砂型中冷却后，打开砂箱，一块马蜂窝状深蓝色块状物呈现在眼前，说是“海绵铁”。很快，全校各班的“成果”集中在一起，堆成小山一样，却是废品一堆。
之后，停止土法上洋法，建起若干个小高炉，一班同学停课分成备料、运料、炉上投料、炉前观火、翻砂等小组，分日班、夜班炼铁，因为电力不足，常常停电，炉内结块，掏出来一堆似铁非铁的黑疙瘩，最后的处理不得而知。
1958年10月，县里各行各业都要种试验田、搞“丰产方’，学校也不例外。我们这些学生到校农场试验田劳动，深翻土地达1米，把生土翻了出来，把勤工俭学晒的大粪干埋进去，覆上土，搞密植播种，拌上药的麦种每亩播下70至100斤，麦苗密如马鬃，以后收成如何可想而知。
1959年春天，中共安徽省委要求“旱粮改水稻，淮北变江南”，把地里正在生长的小麦犁掉，改种水稻，学校暂时停课，同学们的任务是“活稻田”。男女同学来到城北农村，走进齐腰深的水田里，站在小腿肚深的淤泥上，排成队，手拉手，吃力地来来回回蹚，溅起的泥浆落得大家一头一脸，水分蒸发后，一个个都成了“三花脸”。因为是“漏风土”，头天踩过的水田，第二天水便流干，再放水进去，我们学生再次成为“活稻田”的主力，如此重复，整整忙了一星期。之后，水稻是否栽种成功，收了多少稻谷，我们付出的是不是无效劳动，就无权过问了。
秋季开学，升入高三。学校说，上届高考录取率全国第二（第一名福州一中），你们这届高考要夺全国第一。莫名其妙地切断了大家与校外的联系，封闭在校主攻高考，春节也不放假。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学生定量的口粮却由每人每月34斤削减为29斤。大家困惑：全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农业大丰收，为什么还扣我们的口粮呢？学习夜以继日很紧张，肚皮却不争气，总是咕咕叫着“抗议”。大家饥肠辘辘，一天天萎黄消瘦下去，有的同学慢慢浮肿起来，感觉秋天太冷、寒冬太长。
1960年4月的一天，学校突然召集毕业班的学生开会，会上校团委书记宣布邻班一位同学（安徽省濉溪县人），违反纪律，偷偷回家，回校写了一篇“反动”作文《坟》，文中写有“我偷偷回到家里，村边的土地上堆起一座座新坟，好像刚出笼的一屉屉馒头”言论。听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农村真到这种地步了吗？随后县公安局的人宣布将“反动”学生逮捕，戴上手铐，将其带走。之后，失去了这位同学的消息。
高考结束后，学校不准大家回家，留校劳动，口粮不足以果腹，食堂天天炒甜菜叶，导致同学上吐下泻不止。直到8月中旬才发给录取通知书，党员、学生干部等积极分子，即使成绩很差，大都录取清华、北大等名校，部分思想落后、家庭一般的进入次一类高等学校，一些家庭出身地主、富农或有海外关系等背景者不予录取，榜上无名。原来学校早已内定了大家毕业后的“生死”。
留校劳动中，团支部书记将一封拆开的信交给我，他说是在学校扣留的信件中发现的，已被拆开，于是偷出来一看，“伯母（我的母亲）去世了”。听后如雷击顶，归心似箭。
回到宿县农村家中，只见原本身康体健行走无须拐杖的奶奶面黄肌瘦，卧床不起，由唯一在家的三哥服侍。三哥告诉我，母亲和我的3个未成年的侄女在青黄不接时节先后成为饿殍。二哥的大女儿春节前饿病而死，三女儿死去数日还藏在家中，这样二嫂可以从大队食堂多领一碗清汤；三嫂的女儿嗷嗷待哺，无奶的三嫂只能以唾液给她吮吸，眼看着不足一岁的孩子在怀中夭折。全村1600余人，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700多人。父亲被姐姐带着出外逃荒讨饭，不知去向（1960年9月父亲还家，见我母已逝，极度悲伤，9月18日离世；奶奶因失去最后的精神支柱，10月18日西去）。
8月29日，我离开农村，准备去录取的大学报到，走到离家25里的路町被一伙人拦住，说我是“盲流”，且不容分辩，扣下我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拉去大田拔草。在烈日炎炎下，跟10多人蹲在豆地里劳动，中午送来稀饭（麸皮煮的，清水浑汤），每人两碗，只能解渴，不能充饥，昏昏沉沉，坚持到傍晚，放本社“盲流”回家 ，我非本地人，问我有无本地亲戚，我没有把握，试着说“征莲”（我的表姑，原安徽省书协主席李百忍妻子）。他们说，你认识她？我点头。于是带去，果然是表姑。时任公社妇女主任的她见是我，忙亲自擀面给我吃，饥肠辘辘的我似乎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饱餐过后，带着归还的行李，辞别表姑，连夜步行30里，登上南去的列车赴大学报到。
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在迷惘中度过。直到如今，虽过古稀之年，对经历过的事情有的似已清楚，有的依然迷惘。但无论如何，心里一直不希望如此反复折腾下去。
[作者系安徽省宿州市政协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