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国人评价她的一生离不开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些美誉，她的好友爱泼斯坦称她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但是宋庆龄的生活中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她曾经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判的对象，斯大林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拙文《宋庆龄与第三党》（刊于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曾着重梳理宋庆龄与第三党的关系。众所周知，1927年国共两党出现分裂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和跨党的谭平山等人开始酝酿组建第三党。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此时对于国民党左派担任中国革命领导仍抱有期望，因此最初他们支持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建立于莫斯科的作为中国革命领导机关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及他们于1927年11月1日在苏联发表的《对中国民众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下用《宣言》），此后由于共产国际内部左倾盲动路线发力，向忠发为了向斯大林表忠心，制造第三党“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的冤案，斯大林等也指示中共对第三党予以追究并安排对邓演达、宋庆龄的批判。本文的着重点即是通过勾勒第三党与国共两党及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解读共产国际对宋庆龄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
因土地革命政策分歧
而另起炉灶的“第三党”
什么是第三党？这是介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个政党，因其政纲既非“国”也非“共”，所以称第三党，其倡导者谭平山、宋庆龄及邓演达等主张抛弃国民党的道路，也修正共产党的道路，而走第三条道路。“道路”主要指的是工农政策，特别是土地革命政策。
是谁最早提出组建第三党的主张？是谭平山，他是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6次扩大全会（1926年11-12月）的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是胡汉民。就是在这次全会上谭平山公开提出修正中共土地革命政策，建立一个“国”、“共”之外的第三党。
谭平山的支持者是哪些人？这里有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国民党方面有被称左派人士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曾为孙中山秘书、主管国民党航空、外交等事务）、徐谦、陈其瑗、彭泽民，稍后有章伯钧等。
为什么是谭平山先行提出？国共合作时期谭为国民党组织部长，他看到农民运动情况令人担忧，不可继续，必须改变。
先看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在1920年就阅读了苏俄的《土地法令》。他不赞成苏俄那样激烈的道路。1923年10月孙中山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颁布了一个《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基本思想是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利益，即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保障田主和租佃者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和教育农民，逐步改变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鲍罗庭1923年10月到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他一心想按照苏俄十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的精神掀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及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他曾经在1923年11月通过廖仲恺让孙中山立即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那样的文件。孙中山起初不予理睬，拖延了相当时间，后来鲍罗庭就催促廖仲恺去找孙中山，孙还是不办，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详细介绍自己的主张，事实上孙中山是在暗渡陈仓，他强调的是不能在广东掀起激烈的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可将其概括为没收包括地主在内的一切有产者的财产，在农村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湖南，彭湃在海陆丰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而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践。
被鼓动起来的农民表现着强烈的自发性，仅湖南一地“有组织、有册可查的”就达518万农协会员，“能影响的人数在千万以上”。国民革命军将领谭延闿的女婿被要求捐巨款，谭氏闻之大惊，急忙托人说情。煽动阶级斗争蛊惑仇恨和报复这个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就不可收拾。仿照苏俄《土地法令》组织的农民运动其破坏性立即昭显出来。
国民党人邓演达起初觉得毛泽东在湖南的做法值得仿效，但后来发生了改变。谭平山到湖南农民运动第一线考察，带回的不是激情昂扬赞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的印象，反倒在1927年5月发出布告，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为纠正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他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把没收地主土地的范围限制在拥有一定数量者如20、30、50、200亩以上者。可是一些激进者说这样做来就是“耕者无其田”了。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然而谭平山被某些人斥责为“可耻”。
不过支持谭平山的国共负责干部者大有人在，相当一部分人决心改变土地革命的路线方向，改革国民党，如陈独秀、张国焘，国民党人宋庆龄、邓演达，邓的苏联政治顾问杰罗尼也有这样的意图。在国民党方面，邓演达在1927年6月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指出真正要革命的国民党的信徒，必须把青天白日旗抓在手上。亮出了撇开国共两党另外组党的意图，他的特点是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合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对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分共、反共十分不满，于是同谭平山、邓演达一道加快了组党。
国民党中央的陈友仁、何香凝也持同样态度。于是他们和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奋斗到底”。他们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一个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第三个政党，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因为孙中山使用过“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1927年夏，谭平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左派联合会”时，也考虑这样命名即将成立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