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元区新一轮危机的阴影渐行渐近、进入视野的当口，构筑“防火墙”，成为争论不休的各方唯一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处在风口浪尖的IMF，在历史上首任女总裁的带领下，斡旋各方，推出了金额巨大的增资方案。随着G20峰会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召开，在G20峰会之前为峰会做准备的G20部长会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围绕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难点“三连环恶性循环”和其解决之道、中国在全球环境下的再平衡、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提出了见解与办法，表达出中国决策者的关切与对世界经济走向的把握。
欧洲危机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6月召开的G20峰会中，各界对欧洲债务危机非常关注，对欧洲问题的普遍担忧，欧洲问题继续成为G20峰会的焦点之一 。
周小川认为，为应对危机，欧元区和欧盟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整顿财政，签订新财政契约，加快结构性改革，提前实施欧洲稳定机制（ESM）等。欧央行也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与此同时，重债国政府推出新的改革方案，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合取得进展。其中，意大利承诺到2013年实现预算平衡。希腊私营部门参与债务重组（PSI）参与率超过市场预期，欧盟和IMF先后批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在3月30日哥本哈根会议上，欧元区财长评估了欧洲防火墙资金充足性问题，决定将欧洲防火墙规模扩至8000亿欧元左右。 这些措施缓解了市场对欧债危机恶化的担忧情绪。重债国一级市场国债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国债收益率一度均有所下降。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危机未结束，许多政策刺激措施是暂时性的，空间有限。从根本上讲欧债危机的前景取决于重债国能否通过结构改革重新获得竞争力、取决于能否通过经济增长实现财政可持续、取决于银行体系能否摆脱各种拖累而扩大信贷，但是财政紧缩、经济下滑、银行放贷能力下降的所谓“三连环恶性循环”的困局尚待解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支持欧洲克服债务危机的，我国领导人的表态都非常明确，就是会给予支持，这个态度比很多国家都明确。欧洲也希望中国给一些说法，有助于提振欧洲的信心。在G20峰会上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至少有三个渠道可考虑给予支持：第一个是增加IMF资源；第二个是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未来的ESM；第三个是直接对欧元区国家投资，即对那些有困难同时又有改革措施的国家继续投资，包括购买其政府债券，以及对减轻其政府债务有帮助的一些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私有化等，当然其前提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国家的改革和纠偏是有希望的，投资是可以回收的。
中国对欧洲的支持渠道是非常有力的，既有央行，又有主权财富基金，还有商业性渠道，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其他类型机构的投资。
至于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成为一出事大家就筹集贷款的机制的契机，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IMF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至于需不需要别的办法现阶段还不是很清晰，中国会按照自己的份额比例来计算应承担的责任。但拖延份额改革的进度对基金组织是不利的。
全球再平衡需要市场纠正力量
G20峰会开始以来，全球再平衡一直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IMF关注的问题。在周小川看来，在降低全球经济失衡方面，中国的努力取得了好的效果，国际压力在慢慢降低。
我国的价格政策、结构政策和经济增长三大部分都会有其效果。不管是快一点慢一点，汇率机制在变；进口实征关税也在不断降低；还有一些临时性关税减免；出国旅游放得很宽；结构政策鼓励内需，扩大服务业比重，也都会发挥作用；工资增长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内容，所以将来不会像过去那样过多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出口。此外，中国经济增长比世界主要国家都快，也就是分母增长比较快，作为分子的贸易顺差只要增长不这么快，这个比例就会走低。
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全球存在不平衡，例如财政赤字问题、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银行监管问题等等，发达国家也需要渐进的调整过程。 同时要相信市场力量，市场对不平衡问题往往有其内在的纠正力量。未来也肯定会有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假如出现大的不平衡，纠正的力度也会增大，但要花时间，慢慢利用市场的力量去纠正。
自2012年4月16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波幅从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现在IMF降低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的预期，直接相关的是怎么给人民币定性。
外汇投资需先给全球资产排排队
欧洲出了问题以后，对于欧洲未来几年的整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包括欧元的长期趋势，周小川认为，关键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财政整顿、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周小川相信欧洲慢慢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全球到处都有风险，没有绝对的安全资产，只是相比之下，谁比谁好一点、谁比谁差一点的问题。既然到处都有风险，就不能简单地回避风险。不敢投，就不要搞过多储蓄，就应更多地通过结构调整把过多的储蓄用掉。所以，人民银行一直不希望有过多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但既然现实情况是有那么多的储蓄，而结构调整又是渐进的，就必须面对风险，正视过量储蓄的风险管理问题。其中一些风险是会相互对冲的，另一些是互补的，由此可对外进行合理的多样化、分散化投资。同时，就比如当前我们正在温州进行的金融改革试点，要更大地向民间投资开放，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
早期中国的外储大部分是美元资产，慢慢地往欧洲那边移，但是欧洲又出事了。综合来权衡，风险需要量化，需要把风险因素最后做成系数、参数放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计算才能得出最优策略。然后还有个优化问题，最优选择是什么，就要靠数学模型。模型的优化计算还涉及到目标选择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安全性、流动性、保值增值，就涉及到了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分别设置多大的权重，就必须靠数学模型才能说清楚。
所以，对于欧元的长期趋势，我们要做的，是相对地排好队，尽可能认清风险，最后达到总体效果上的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