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联盟内困境的形成与演变(1949-1955)
摘要 安全两难乃北约联盟困境的主要原因，战后欧洲均势的失衡加剧了这一情势。1949－1955年期间，北约主要面临联盟内困境。北约主要国家问关于“拿分裂了的德国怎么办”与欧洲安全秩序建设的分歧，推动了这种困境的演变。一方面，美苏两极从结构层面上确保了它们的“和而不同”。在致力于重建战后欧洲安全秩序这一根本目标的同时，北约国家也制定了多样化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另一方面，美欧国家在对待双方分歧时的民主、协商精神，美国对北约盟国执行灵活而有力的政策，也促进了大西洋联盟的整体稳定。
关键词 北约 联盟困境 安全两难 欧洲防御共同体 德国问题
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永恒主题。从本质上看，联盟困境(auiance dilemma)是该主题的具体体现。从1949年联盟建立到1955年华沙条约组建，北约主要面临的是联盟内困境，也即联盟博弈(alliance game)。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成员国对“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存在顾虑，因而在联盟政策上产生分歧乃至矛盾。具体而言，北约联盟内困境伴生于其成立之始，其演变则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主要北约国家面对分裂了的欧洲以及强势的苏联，围绕着“拿分裂了的德国怎么办”以及如何重建欧洲秩序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而形成的冲突与协调。因此，可以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主要的历史分析，对1949－1955年北约联盟内困境的形成与演变进行解读，或可对北约在冷战后“分而不乱、危而不倒”有所启示。
关于联盟困境的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约翰·赫兹(John Herz)把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某个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安全的举动最终将使自己变得更不安全”的情势界定为“安全两难”。赫兹确认，安全两难并非国家的非理性，而恰是国家理性考虑的结果。安全两难的根本要因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后者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国家若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扩大自己的实力，其途径要么靠自我发展，也即“自助”，要么寻求与外部力量的“联合”。并且，自助往往比联合更为可靠。
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上世纪60年代把“安全两难”运用到联盟政治的研究当中。他从联盟的模式与原则、趋势和政策两大层面对联盟中的国家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联盟始终存在着结盟与再结盟(realignment)的困扰。其中，联盟内聚力和联盟效能对联盟的发展和国家的结盟政策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都会对一国的结盟政策产生影响。结盟不仅有控制功能，因此大国常出于维护国际均衡的需要而把不稳定的国家纳入联盟体系，而且还有国际承认的功能，以致一国出于巩固政权或使政权合法化而主动寻求结盟。不过，在理性均衡预期下，国家也可以选择不结盟和中立。格伦·斯奈德(Glenn H.snyder)对联盟形成与管理过程中的联盟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联盟困境”这一命题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他立足于欧洲的联盟政治，界定了常规联盟困境与联盟内困境的区别与联系。其中，联盟内困境主要是因为成员国始终存在着对“抛弃”和“牵连”的代价和风险的权衡。一方面，从外部来看，不同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对联盟国家的成本收益权衡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依存、间接依存、承诺的清晰度、利益的差距和历史行为纪录等则构成联盟困境的直接因素。
以上简析表明，国际无政府状态乃是国家出于图存等原因而选择联盟政策的根本原因，而加入联盟后的国家及联盟本身也仍始终要受到安全两难的困扰。但是，联盟伙伴国之间的安全两难存在着消化与转移的可能，而它们与非联盟伙伴国尤其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安全两难则依旧如故，除非国际无政府体系被等级秩序取代。这是理解并区别北约国家间矛盾和北约国家与苏联等国之间的矛盾的关键。
北约联盟困境的理论分析
联盟困境理论的后续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层次和研究视角上面。斯奈德的“联盟内困境”理论模型适用于解释北约联盟建立后美欧国家在联盟困境下政策的冲突及其协调。该模型强调，联盟形成后盟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自己是否要结盟，而是如何巩固原有的联盟模式，并在特定的对敌冲突中给予伙伴以支持。总的来看，盟国可以有两种选择：合作战略(cooperate strategy)与投敌战略(delect strategy)。合作战略意味着对盟国强有力的全面承诺与支持，而投敌战略则意味着对盟国的微弱承诺和不支持。因此，我们可以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外部压力)、依存度等决定性因素(内在张力)和安全两难等三个方面，对北约联盟内困境的形成与演变作初步分析。
首先，国际体系的结构特点。国际体系的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行为存在着结构压力，不同的体系结构会有不同的压力。在多极体系下，联盟内外困境的重要性几乎一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交织关系。由于同时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与诸多似是而非的再结盟选择，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易发生联盟困境。这时，被抛弃的忧虑也就超过了被牵连的恐惧。出于被抛弃的共同考虑，联盟更倾向于增强政策的一致性。相反，两极体系尽管也存在着被牵连的忧虑，但是被抛弃的风险较低，因此联盟间困境处于主导地位，联盟内困境退居其次，盟国间的安全两难发生了转移。这时，盟国可能寻求一些与结盟初衷相矛盾的独立政策，其结果是联盟政策的多样化而非刚性统一。对成立初期的北约而言，体系的两极结构和共同的安全利益确保了它的稳固。在联盟间困境出现前，联盟内困境处于主导地位，并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一方面，北约中的小国或次要国家倾向于在联盟框架下实现“芬兰化”或者“中立化”，而这威胁了美国、英国等大国的利益，加重了后者的防务负担；另一方面，作为联盟的主导，美国为了保持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及协调联盟与敌对力量之间的冲突，倾向于执行一种“共管共治”(condominium)的政策，要求盟国保持高度的政策协调，并要盟国为了整体秩序的需要而对利益进行整合。在军事层面，一方面，对抛弃的恐惧主要来自北约的欧洲盟国，它们特别在意美国驻军的调整以及美苏的军事谈判。尽管美军的调整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构成实质性损害，但欧洲盟国往往担心美国要撤回到美国堡垒(American fortress)中去。另一方面，北约的欧洲国家不大愿意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以满足美国对欧洲防务的要求，以致常使美国不满。
其次，依存度等直接因素。北约的欧洲盟国对美国存在着高度的直接依存，这些依存从最为紧迫的军事援助，到经济复兴的经济援助，再到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支持等等。相反，美国在间接依存方面比欧洲盟国更为脆弱。更多的欧洲国家被纳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对美国的战略冲击更大。一般来看，强国对盟国承担常规化、高度清晰的安全义务，不仅会使得联盟中的弱国不大在意自身担负的安全责任，同时也会限制强国与敌对力量再结盟的选择空间，使它关于不对盟国负责的威胁变得极为不可信，因而陷入被动。核心大国的再结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