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在C-P空间聚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流通效率计算模型，通过代入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计算了三大经济区域的流通效率一致性，并采用空间Durbin计量模型对流通效率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拟合。研究表明：我国的商贸流通效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式下降，现有商贸流通水平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供给侧改革中应该注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 区域经济发展 空间Durbin模型 供给侧改革
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主要影响
供给侧改革战略下，现有经济发展的传统产业中的高资源投入、密集劳动力、低附加值产品的传统方式逐渐失去增长能力，这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第一，高端产品供给逐步增加。我国经历“人口红利”下低劳动力成本的价格竞争优势，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迫使我国经济发展向高附加值产品及品牌战略推进。第二，产品科技价值不断攀升。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不断显现，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改变促使我国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向以知识与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驱动产业变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第三，产业集群式发展优势不断显现，对商贸流通效率要求更高。产业集群使得产业效率发生了根本转变，产值的提升带动了市场竞争力的突破。
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商贸流通业获得了如下发展：第一，商贸流通业体系逐步形成，我国的城乡商贸流通协同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基础的道路建设不断完善，导致商贸流通业的整体体系形成了联动。第二，商贸物流体系趋于成熟。电子商务发展带动国有物流产业及私人物流企业的巨大发展，物流体系的形成反哺了商贸流通业快速物流体系的形成。第三，消费升级趋势成为现有居民消费模式的主导，我国秉持的扩大内需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居民需求，使得居民消费比例不断扩大。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商贸流通业需要进一步发展产业需求，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产品需求。
商贸流通业对于经济的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生产与消费的联系环节。整体供应链体系中，商贸流通业实现了市场细化分工，使得不同产业间存在差异，进而凸显了区域优势。一是商贸流通业从效率层面缩短了现有的产业链条，加快了不同产业间的产品流通速度，有效促进了社会分工，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的分配更为明确。二是商贸流通业促进行业优势与产业特色的形成，使得区域经济借助品牌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三是商贸流通业在调整消费需求过程中加速信息的流动，并且加速了商品市场的物质流动，为区域经济优化提供了有效动力支持。综合上述分析，商贸流通业在理论层面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效果，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分析两者的关系。
基于C-P模型构建的商贸流通效率模型
克鲁格曼所建立的C-P空间模型是产业效率分析的基础。假设存在一个无进出口的两部门经济体模型，代表性部门为农业和工业。消费者对农业品与工业品偏好无偏，效用函数写作U=M μA1-μ。其中μ是工业品消费比例，M为工业品的消费量，A为农产品的消费量。M符合CES函数，则存在：
公式（17）中，Y為因变量的向量，X为自变量的矩阵，W为空间权重矩阵，ρ是空间回归系数，β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系数，WX为因变量的滞后项，WY为距离对空间行为的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
流通效率与区域经济最优匹配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一部分的指标分析，本文归纳我国30个省份2011-2016年数据（西藏部分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未纳入统计），以SE-DEA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的流通效率，并进一步构建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区的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所构建的效率值如表1所示。
表1中，我国各区域流通效率总体均保持发展趋势。东部地区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及先进的设施建设，使得其流通效率值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准，而中西部地区同期水平均无法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固然有东部水平拉升了整体水平的因素，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现实困境，使得中西部地区在流通效率发展层面难以取得突破。由于基础建设的滞后，导致中西部商贸流通产业所需流通成本过高，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降成本、去杠杆也成为了中西部地区稳固发展和激发商贸流通活力的核心要素。
进一步，本文运用固定效应Durbin模型公公式（17）测算流通效率（efficient）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借鉴了如下可能对流通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产业结构（structure），商贸流通业产值在总产业占比;市场因素（market），采用樊纲（2011）所构建的区域市场化指数;政策影响（government），以Baker（2013）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代替;对外开放水平（open），以进出口额占GDP比例代替;城镇化水平（urban），以区域泰尔指数代替。在表2中给出了Durbin模型对上述所有指数的回归结果。由表2不难看出，区域经济的ρ值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商贸流通业与区域经济的匹配情况具备空间效应，其滞后变量的强度有所下降，但同样具备空间特性。这一情况与本文的模型分析一致，即商贸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效力冲击会在当期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强影响，此后逐渐降低。调整后的模型拟合比R2的判决系数为0.951（0.948）均大于0.900，说明模型具备较高拟合度，在实证层面具备较强模型解释力。商贸流通效率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因子为0.307，在滞后期略有下降为0.298，说明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表3的分样本分析中，商贸流通业效率发展对经济的提升作用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不同，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排序。由于西部商贸流通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实力相对较差，在商贸流通效率提升时将产生更强的尾部效果，同时中部的总体产业水平和经济水平较强，在效率提升时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但三者间的影响系数差距并不非常明显（0.278、0.302、0.363），说明尽管我国不同区域的最优匹配系数有差异，但发展前景较为一致，都能够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过程中享受到区域经济联动提升的效果。
结论
第一，利用C-P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商贸流通业的流通效率受制于流通距离与流通成本，而区域间运输距离和成本需求差异造成了不同区域的商贸流通效率不同，该效应显著提升了区域内产业的福利水平，有效帮助了产业效率提升，这一提升依赖于流通效率渠道。第二，通过SE-DEA模型所构建的各区域流通效率值中，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下降的空间分布情况，我国2016年的整体流通效率水平为1.438，处于最优决策区间，整体水平较高，但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第三，从空间Durbin模型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流通效率对经济发展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307，两者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滞后期会下降至0.298，说明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效应相对稳定，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大前提下，进一步促进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发展相应地区的商贸流通业效率水平，能够有效帮助该区域找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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