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两个著名的长胡子，一个叫“于胡子”，一个称“徐胡子”。于胡子就是于右任，徐胡子就是徐朗西。于右任大家都熟悉，徐朗西何许人也？ 徐朗西与孙中山
徐朗西（1884―1961），原名应庚，字朗西，号峪云，陕西三原人。早年在家乡随著名教育家朱佛光读书，后入正谊书院与宏道学堂深造。而陕西三原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后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曾在三原宏道学堂读过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月，徐朗西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预备日语学校。是年8月，孙中山、黄兴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徐朗西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得知徐朗西是陕西人，而北方的革命运动一直是革命党的薄弱环节，因此，孙中山特派徐朗西和陕籍留学生马凌甫、郗朝俊等回国，加入帮会。徐朗西回国后就留在了上海，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与帮会联络。为了发动会党参加革命活动，孙中山通过他的好友宫崎寅臧与中国帮会首领的特殊关系，很快让徐朗西参加洪门，并创立洪帮山堂“峪云山”，被尊为“峪云山”的山主，即龙头大爷。徐朗西成为洪门在上海地区的重要人物。
清末民初，青帮最大的辈分为大字辈，如上海张仁奎、黄金荣、袁克文、张树生就是大字辈。青帮也尊徐朗西为“大字辈”。徐朗西可谓名震天下。徐朗西还与同盟会在上海地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陈英士，以及陈的义弟蒋介石结拜为换帖兄弟。
1911年上海光复时，洪帮的徐朗西和青帮的李徵五都指使帮会成员参加了革命行动。在陕西的光复行动中，徐朗西、康宝忠等也联络陕西当地会党，暗中准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不久，徐朗西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造币厂厂长。同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7月22日，孙中山在沪出席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该会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于右任等组织，徐朗西亦参与其间。不久，孙中山出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职，委任徐朗西为其秘书。
1913年7月18日，陈英士在上海宣布“独立”，发布讨袁通电，设讨袁军总司令部于南市。徐朗西等会党积极响应，配合蒋介石进攻上海制造局。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流亡日本。而徐朗西利用他的帮会身份，创办《生活日报》，任主笔，又与朱执信共办《民意报》，讨伐袁世凯。
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建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夏，徐朗西在上海参加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第五局局长。
1916年1月22日，徐朗西在上海租界里协助陈英士，创办了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等认为袁世凯已死，国家当可进入建设阶段。他在《民国五年通告国内外同志之两书》中说：“吾党于沪夙无完善之机关报，以至吾党之心行事足以为国利民福者，世人莫或知之，虽有良善政策，无从宣达，以起国人之信仰，此最为缺憾者。（前实因军事急逼，吾人更无余力以及与此。）兹当建设伊始，自应从事鼓吹，以坚吾党之信用。昨各埠多有以设立宏大之机关报为请者，现拟将徐朗西君所办之《民意报》，从事扩张，完全代表吾党意思，发挥吾党政纲。唯非数万资金，不能得其美备……”从中可以看出徐朗西主办的《民意报》是符合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精神的，以此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也最为便利，只要注入资金，扩大版面，就能作为机关报而宣传国民党的政纲。由此也能显示当时徐朗西在孙中山心目中和国民党组织中的位置。
1918年胡景翼等在陕西响应护法运动，组织陕西靖国军。于右任受孙中山委派，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胡景翼任靖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孙中山为支持陕西靖国军，以护法军政府总裁的身份委任徐朗西为援陕联军前锋总指挥，协助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亲自题写了“天下为公”大幅条幅赠送给徐朗西。
徐朗西雄心勃勃，率部取道粤、桂，到达云南，经唐继尧同意，北上讨段。徐朗西率部奋战半年，所向披靡。正当该部到达陕南紫阳时，唐继尧急电该军勿进，以待和平解决。实际上唐继尧与段祺瑞实行妥协，葬送了护国运动。徐朗西愤而解甲归田。
徐朗西攻击康有为：圣人等于大盗
1923年11月5日，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应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到西安游历讲学，历时约两个月。
到达西安一个月后，康有为忽被当地人士控告“盗取卧龙寺藏经”。西安法院下传票拘传，报刊报道沸沸扬扬，引发了“康有为盗经案”。
事情是这样的。12月的一天，康有为在陕西佛学界人士陪同下游览卧龙寺。
在这里，精美的石刻令康有为流连忘返。但精美的石刻是很难搬动的，于是康有为问庙里的住持静慧法师：古寺中可有纸质的佛经？
静慧法师炫耀说：“小寺藏有举世闻名的《碛砂藏经》。”
康有为心花怒放，立即提出前往藏经阁观摩《碛砂藏经》。等看到真经，康有为爱不释手，反复观赏，赞叹不已：“如此珍宝，应妥为保管! 此经残缺不全，何不将其找全？”
静慧说：“小寺香火有限，哪有能力？”
康有为说：“这样，我设法将逸散的经卷找全，再将此《碛砂藏经》影印出版，以广流传，这岂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静慧：“有劳施主了，但小寺有什么好处？”
康有为：“我用自家两部自刻的藏经与你们交换，再给寺里一部分功德钱。”
静慧考虑再三，终于经不起康有为的诱惑，答应了将《碛砂藏经》交给康有为（后查证，卧龙寺的《碛砂藏经》为宋版明代重印）。同时，康有为还发现寺内珍藏着古印度的《贝叶经》，即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因当时西安没有照相制版的印刷设备，康有为遂与西安佛学界代表万春安、卧龙寺住持静慧法师协商签约，规定由康有为对此经整理后运往上海印刷。双方达成协议后，康有为派随侍之士兵去卧龙寺将《碛砂藏经》搬回住所。但士兵在搬运时，将卧龙寺中其他一些藏经如《贝叶经》也夹杂其中搬回。这样一来，立即引起卧龙寺僧人的不满。
事情传出去，越传越玄，激起陕西地方人士对刘镇华、康有为的不满，并群起攻击。这些人组成了“陕西保存会”，向陕西省议会与陕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康有为未经陕西人士同意，运走地方文物，属盗窃行为。
“陕西保存会”还向陕西一些旅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如于右任、徐朗西通报此事。
徐朗西闻讯即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反对康有为换经、盗经的启事，并发表多幅漫画，对康有为大加攻击，公然声称：圣人等于大盗。
舆论的声势越来越大，指责康有为的人也越来越多。康有为惊恐万状，连连表白说：“完全按照协议行事，如何谓盗?”
徐朗西指出：用自家的不太值钱的藏经，掉包宋代的《碛砂藏经》，两者价值不言自明，这种行径不是变相的盗窃又是什么？
他最为给力的一句话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康有为自知理亏，只得让人将运出的《碛砂藏经》运回卧龙寺，停止执行合同，并于1924年1月6日匆匆离开西安返回上海。
孙中山为徐朗西书写的
“天下为公”条幅
悬挂在图书馆中央
早在1912年11月，徐朗西与刘海粟、汪亚尘创建了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学院，校址在乍浦路，1915年改名上海图画美术院。1916年改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17年组织校董会，聘请蔡元培、梁启超、王震、沈恩孚、黄炎培等为校董。192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该校培养出的艺术名家遍及海内外，在当时是一所蜚声海内外的艺术类名校。著名艺术家刘海粟长期任该校校长。1921年7月，又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至1922年，校舍分林荫路、徽宁路、徐家汇路三处。1925年，学校修改体制，分设造型美术院(下分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院(下分图画音乐系、图画手工系)，学制三年，附设图音和图工专修科，学制两年。
徐朗西是该校创始人之一。1928年刘海粟出国期间，徐朗西一度代理过该校校长。
后来，徐朗西与汪亚尘创办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就由刘海粟独立主持。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于1926年12月18日，1927年正式开学，招生三百人。1930年2月1日，重组校董会，聘何成浚、范争波、史量才、徐朗西等为校董，范争波任校董事会主席，聘徐朗西为校长，委汪亚尘为教务长。1933年设绘画研究所，朱屹瞻为主任。
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人才荟萃，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颜文梁、徐朗西、丰子恺等曾先后执教。音乐方面亦人才辈出，如钟幕贞、瞿维、王云阶、寄明、何士德、钱韵玲（冼星海夫人）等，均蜚声海内外。
徐朗西本人懂西画，喜欢画漫画，著有《艺术与社会》等著作，而且精通书法，早年《平报》报头就是出自其手，署名“峪云山人”。
1934年春，为纪念徐朗西夫人王友淑，该校同人建造友淑图书馆，除徐朗西捐赠了大批图书外，另订英、美、法、日各国艺术类图书三千余种。图书馆翌年建成。孙中山为徐校长书写的“天下为公”条幅（据说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有十余幅，大都是横幅，只此一条幅）悬挂在馆中央。
1936年，雄心勃勃的徐朗西增建木工场，供学生实习专用。次年，又开工建造印染工场及金工场，为图案设计的学生设计染织图案及实习蜡染技术创造了条件。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徐朗西奔走呼号，唤起门徒与民众抵御外侮。11月上旬，中国军队撤出淞沪地区，上海沦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不幸遭日军连续轰炸三次，校舍全毁。徐朗西坚持为学生另找校舍，不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失传。后租法租界薛立华路（今建国中路）一五五弄的六间房屋做临时校舍，合并各系上大课。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多次找徐朗西商量合作事宜，均被徐拒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强行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1942年，日伪当局要求上海大专院校及从教人员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为了避免登记注册，徐朗西让该校易名为佩文业余补习学校，暂缓进行登记。为了避免日伪的纠缠，徐朗西曾剃掉长发，身穿僧服，胸挂佛珠，口诵佛经，以示跳出三界，了断尘缘。1944年年底，日伪再次限令学校登记，该校遂自动停办。尽管如此，该校存在的十八年中，还是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他们当中有国画家郭味渠、于希宁、沈涛、李硕卿，漫画家沈同衡、胡考，版画家陈烟桥、杨可扬，美术史论家阎丽川、邵洛羊，美术家杨见龙，音乐家聂耳、王云阶、瞿维，政治家汪道涵等。
徐朗西对于右任说：“你从前是反蒋的，蒋介石给了你个院长，
你就蒋总裁万岁了”
徐朗西早年与陈英士、蒋介石结拜过兄弟，对陈英士和蒋介石的革命活动多有资金和人员的资助。
徐朗西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亦全力支持北伐战争，响应国民革命。在北伐军打到上海外围之后，徐朗西秘密动员洪门帮会成员参加群众活动，还组织武装力量，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三次起义，以实际行动支援蒋介石和北伐军。
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朗西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开始持反对态度，他的帮会成员都来自工农群众，根据洪门的信条，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反对蒋介石对兄弟下毒手。他的会众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工人有不少，蒋介石借口收缴工人武装纠察队枪械时，一石二鸟，收缴了徐朗西的洪门武装力量。徐朗西气愤之极，一度隐匿不出。蒋介石在事后曾向徐朗西表示歉意，但徐朗西仍对蒋介石不满，蒋介石请他出山到南京政府中去做官，被徐朗西坚决拒绝。从此，徐朗西不与蒋介石及其政权合作。
徐朗西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就与共产党的关系不错。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就与徐朗西来往密切。徐朗西在担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期间，学校的教师不少是“左联”人物，徐朗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指使帮会组织掩护他们的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徐朗西通过陕籍共产党员胡振家（胡英）等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经常把通过社会关系得到的情报，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1946年4月6日，上海的洪门头子杨文道、杨庆山、吴纪舜、陈亦康联络华北地区帮会头子准备举行“全球洪门恳亲大会”，成立所谓洪门民治党，并争取“青洪合流”，并电告美国司徒美堂回国参加。这件事杨庆山等人与徐朗西商量过。但此时的徐朗西似乎对帮会的这种活动不太感兴趣，只是敷衍应付。原因之一，他的“峪云山”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他不愿意和其他的山头混杂在一起。其二，此时徐朗西对蒋介石搞的假和平真内战的种种举动忧心忡忡。而当时青帮、洪帮、军统和CC派都想趁机收买人马。徐朗西想置身事外，冷眼旁观。
不久，“全球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召开，主席团名单中有十五人，即杜月笙、向松坡、徐朗西、司徒美堂、杨虎、杨庆山、郑子良、杨文道、赵昱等，但青帮代表杜月笙与代表美洲洪门的司徒美堂均称病未出席大会。“全球洪门恳亲大会”后，在CC派控制下，成立了所谓的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发现其中阴谋后，宣布脱离民治党，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而徐朗西压根就没有参加洪门民治党，从政治上与CC派划清了界限。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两校的陕籍进步学生联合组成陕西旅沪同学会，徐朗西被邀请担任名誉会长。该会执行理事戴天等同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地下党的要求下，徐朗西多方奔走，疏通关系，戴天等同学被释放。但他们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戴天只好躲进徐朗西的家中，以求庇护。于是，徐朗西又通过寓居杭州的陕籍名人陈树藩的关系，为戴天联系好继续读书的学校，并送给戴天路费，护送戴天离沪。在分别时，他深情地对戴天说：“你是个好娃，将来自会有出息，好好干，给咱老陕争口气！”
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际，徐朗西根据地下党胡振家的安排，联络上海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工会等组织，积极行动起来，迎接上海解放。这前后，徐朗西的老友、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到上海，劝徐朗西举家前往台湾，被徐朗西婉拒。当他得知于右任是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认真地说：“你从前是反蒋的，蒋介石给了你个院长，你就蒋总裁万岁了！”不久，地下党从几方面的情报得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抓了上海一个洪门大龙头，原国民革命军中将军长樊崧甫要对徐朗西下毒手。于是，中共地下组织巧妙安排徐朗西在上海解放前十五天化装乘飞机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又乘轮船到天津转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京期间，徐朗西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的接见。1949年9月8日晚7时，周恩来、林伯渠在御河桥军管会设宴招待徐朗西等人。9月19日晚6时，李克农、吴克坚与邹大鹏等在景山弓弦胡同十五号设宴招待徐朗西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
徐朗西等返回上海后，还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设宴招待。后来，徐朗西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又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1961年10月，徐朗西病逝于上海。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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