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石如、邓艺孙、邓以蛰到 邓稼先 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是一个依山面水、鸟鸣山幽的南方村庄，这里有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宅第。 邓石如（1743―1805年），自号完白山人，他因受友人毕秋帆赠四铁砚，故以“铁砚山房”作斋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邓石如进京后，以书法享誉书坛。后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三年幕僚，五十二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四十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
邓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性格耿介，淡泊名利，无所合，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他遍游名山水，一生以书刻自给。
以艺传家，邓石如高风亮节的精神可谓邓氏家族的文化遗产，影响深远。
邓石如的四世孙邓艺孙(1857―1913年) ，字绳侯，幼时天资聪颖，深受曾国藩、左宗棠青睐，十七岁补怀宁县庠生。邓艺孙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不能像邓石如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在晚清民初的安徽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清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堂，邓艺孙得教育风气之先，历任芜湖安徽公学（原旅湘安徽公学）总理、安庆安徽师范学堂斋务长兼经学教员。
邓艺孙幼承家学，善书邓字，诗文书法清迥绝俗。他对诗、书、三礼等有深入的研究。他授课讲学，所言所论多特立独行之事，自抒己见，神清气朗，不拘时论，不依门户，不随众议。邓艺孙卓尔不凡的识见，高雅威严的言行，为学子们敬服。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1月8日，安徽独立，邓艺孙任安徽省教育司长，起草新教育制度，创办省立图书馆及女子师范。1913年秋，任安庆江淮大学（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前身）校长，积劳成疾，两个月后去世。
邓石如第五世孙邓以蛰，字叔存，邓艺孙之子。家学渊源，又留洋多年，中西学养深厚。1923年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同时于《晨报副刊》等报刊发表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文章，成为一代美学大家，当时学界盛传“南宗北邓”之说，将邓以蛰与宗白华相提并论。
1924年6月5日，邓石如的六世孙邓稼先出生在怀宁“铁砚山房”里。邓以蛰望着窗外刚刚吐穗的稻谷在微风中起伏，想到朱熹集上的一句话“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于是，为儿子取名“稼先”。
邓稼先的成长与国难紧密相连。1940年夏天，邓以蛰送邓稼先去昆明，让儿子投考西南联大。临行前，对邓稼先说：“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后来成为“两弹元勋”，有时代无形的力量催促他。从邓石如、邓艺孙、邓以蛰和邓稼先的人生经历和成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代史的演进轨迹。由艺术而教育，由教育而科学，文艺世家走出“两弹元勋”，可谓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抱定科学救国信念的自然选择，历史在邓氏每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邓以蛰：美学宗师，松风水月
身材修长的邓以蛰教授，在清华园哲学系中与金岳霖先生交往甚密，他的儒家学者气质中透着西洋风度，在金岳霖看来，“叔存是朋友中最雅的”。这个“雅”，是魏晋风度中的“雅人深致”，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而又有了“西洋风度”。中西结合，成为美学宗师邓以蛰的精神底色，也是生于晚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色。
1892年，邓以蛰出生于怀宁邓家故居铁砚山房，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由于家学熏染，他少年饱读诗文，工山水画，之后他成长为美学宗师，仿佛是水到渠成。邓以蛰在少年时代就强烈地感受到从大洋彼岸吹来的西风，就像蒋梦麟的《西潮》一书的名字一样，西风浩荡，从中国沿海沿江逆流而上，西学影响深远。1907年，邓以蛰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及早稻田大学攻读，在此期间，和陈独秀交往，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1917年，邓以蛰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专攻哲学与美学。1923年，因母亲病逝，他中断研究生学业，乘船赶回家乡。
美国归来之后，邓以蛰先后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从1929年至1952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
邓以蛰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住在丰盛胡同北沟沿甲十二号。这是一座大门朝西的四合院平房，剥落的漆柱表明这里不是权贵之家，房子并不考究，但院子很宽敞。前院有一棵古老的龙爪槐，它给院子带来安静与闲逸的气氛。后院有一棵丁香，开花时香气袭人。槐树的绿荫清凉和丁香的静雅芬芳，很符合邓以蛰的审美趣味。后院正中的房间，是邓以蛰的书房。由于邓石如留下的名人传世之作甚多，书房和客厅里挂的字画经常换。仅有的例外是，正堂上方，悬挂着“松风水月”四个大字，一直没有更换过。这四个字，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御笔，也是邓氏家族的传家宝。邓以蛰珍视这幅作品，并不仅仅因为这是皇帝的手笔，更因这四个字和他的精神境界相吻合。“松风水月”，可以看出美学宗师邓以蛰的性情，功名利禄都是过往浮云，而恬淡自适是他的人生哲学。
邓以蛰在清华大学长期教授中国美术史，他对中国绘画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邓以蛰的书斋生活。他是爱国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及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让他永难忘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迁到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邓以蛰本想赴长沙，但由于肺病，身体虚弱，没有随校南下。
失去了大学教职，邓以蛰一家靠积蓄过着清贫的日子，夫人在自家小院开辟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种菜。邓以蛰的一位朋友在伪政府谋了一个差事，领着伪政府发的薪水。有一天，这位朋友突然腋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家里来了。一贯温文尔雅的邓以蛰觉得味道不对，交谈了两三句之后，他勃然大怒，严厉质问这位朋友是干什么来的，那人羞愧满面，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应对。邓以蛰大声呵斥他：“你给我出去！”这一声断喝，把正在书房看书的邓稼先兄弟惊呆了。不是为了民族大义，邓以蛰绝对不会和朋友突然翻脸。
像邓以蛰一样留在北平，度日如年，苦待变局，迎来抗战胜利、山河重光者，还有俞平伯。
邓以蛰在抗战时期，生活一贫如洗，但他非常珍爱先祖邓石如的书画原作，即使无钱医治吐血症，全家忍饥挨饿，也舍不得将珍藏的书画卖掉。新中国成立后，邓以蛰将先祖邓石如的书画珍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邓石如先生诞生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展出邓以蛰捐出的珍品。
作为美学家，邓以蛰参与了清华大学艺术研究室的创建，更重要的是，他还参与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1952年，邓以蛰任教北大，住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一百五十九号平房宿舍。从此，燕园未名湖畔，多了一位老人的身影，他常常以欣悦的眼光，看湖畔的翠柳新绿，夏荷初绽。博雅塔下，未名湖畔，老人沉思，或者散步的剪影，留存在北大学子的记忆中。邓以蛰有时去颐和园漫步，坐在昆明湖畔沉思凝想，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大自然的美赋予他灵感，为他构建美学理论提供审美经验，大自然的美也印证他的美学理论。
1955年，邓以蛰的好友林徽因逝世，邓以蛰和金岳霖题写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美学家和哲学家珠联璧合送别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其中的美感与诗意，伤感与遗憾，尽在这短短的十四字中。
一代人离开，一代人成长。邓稼先走上国防科学岗位后，长期生活在深山大漠的实验基地，不能看望邓以蛰。邓稼先在《回忆父亲邓以蛰》文中说：“母亲病危，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双亲才知道我的工作。当我赶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不能言语，就在我紧握她的手时，老人停止了呼吸。我多年不在父亲身边，1973年父亲病危，我正回北京汇报工作，才能看望老人。当时父亲癌细胞全身扩散，非常痛苦，但为了不让我挂念，能专心投入工作，父亲强忍病痛，尽力在我面前保持安详欣慰的神态。”
晚辈成就乾坤，父辈瞑目以息。1973年5月2日，大美学家邓以蛰向儿子投去最后一瞥，告别人间。
金岳霖送别老友，撰写挽联：露霜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这副挽联中有水有月，雅致情深，这和松风水月非常相似。一代美学大师驾鹤西行，一定不会寂寞。
邓稼先：联大学子，“两弹元勋”
“国家强盛，洋人就是外宾，访问，交流，做生意；国家贫弱，洋人就是鬼子，抢劫，烧杀，占土地。如若不信，去读一读自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去参观一下圆明园遗址公园，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你就会明白邓稼先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能够隐姓埋名，忍受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奉献聪明才智，乃至一生。”1986年7月29日，六十二岁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走完他光辉的一生，多年之后，他的妻子许鹿希谈起邓稼先这一生，一字一顿，饱含深情地如是说。
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邓以蛰教授因患有严重肺病未能随校南迁，一直在北平隐居不出，靠往日的积蓄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邓稼先在西单绒线胡同内一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读书。1940年春，北平市伪政府强迫市民和学生为“庆祝皇军胜利军”举行游行和庆祝会。邓稼先感到这是奇耻大辱，大会结束后就把手中的纸旗子扯得粉碎，后竟被歹人告发。崇德中学的校长是邓以蛰的朋友，他虽然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但建议邓稼先最好远离北平。于是，邓以蛰决定让长女邓仲先带着邓稼先远走昆明。
姐弟俩到昆明后，住在邓以蛰的老友汤用彤家里。当晚，邓以蛰的好友杨武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就来看望，张奚若一进门就高声道：“听说又来了两个小难民，快让我来看看。” 邓稼先的四叔在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校长，邓稼先遵父命到此校读高三。
高中毕业，邓稼先到重庆考大学，遇到日军的飞机轰炸，一颗炸弹在离他很近的江面爆炸，如果再偏一点，他就遇难了。此时，他终于明白，大后方也不安全，一个弱国，备受欺凌，是没有安全可言的。邓稼先的亲身经历，是他后半生隐姓埋名投入“两弹”研制的动力之所在。
1941年秋，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昆明，这座位于大西南的城市，此时是战时中国的学术中心，每天鸣炮报时，古风犹存，但这个古代遗风深浓的城市，因为有了西南联大，科学水平紧跟着世界潮流。联大物理系大师级教授云集，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张文裕等教授此时都在这里。邓稼先还有一个优越的条件，他的大姐夫郑华炽任教物理系，邓稼先可以随时请教。联大名师荟萃，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联大物理系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杨振宁、李政道、张守廉、黄昆、朱光亚等都出自联大物理系，他们的确是民族未来的希望。
邓稼先在联大物理系求学时，他北平崇德中学的校友杨振宁也在物理系，他们一起学习，跑警报，泡茶馆，看电影，一起读古诗词。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好友杨德新的介绍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1946年，联大复员，邓稼先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1948年秋，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选择核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他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在亲朋好友间消逝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包括最亲爱的妻子许鹿希。此后，邓稼先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1959年6月，苏联宣布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而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他们讥讽说，离开苏联，中共“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为了争这口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命名为“596”，指代“1959年6月”，包含了中国科学家发愤图强的心声。
1964年10月，罗布泊升腾起一股冲天而上的蘑菇云团，举世震惊。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许鹿希在邓稼先去世几年之后，访问赵敬璞副部长时，了解到原子弹爆炸时的景象：“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声音简直是吓人，先是滚滚的雷声，这还不是最凶的；最凶的是反射回来的，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夹杂着奇异的闪光翻滚过来，一股挡不住的烟柱笔直地升起……”那种地动山摇的景象，即使是用语言描述，我们仍感惊心动魄。石破天惊，亚洲有核武器，历史大翻新，外国媒体评价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
邓稼先去世之前，中国共进行过三十二次核试验，其中有一半是由邓稼先主持。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两人制定的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八年、美国用七年、苏联用四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两弹元勋”邓稼先创造了中国速度、世界奇迹，但是，超大剂量的核辐射，成为他身体健康的杀手。一次，航投试验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亲自乘车到戈壁滩寻找，发现以后，核科学家的直觉告诉他，再往前会有核辐射的危险，他拒绝与他一起勘察的人接近，一个人抢上前去，将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邓稼先回北京后被拉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妻子许鹿希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因核辐射罹患直肠癌。生前的最后一个月，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说，他身体各部位都在流血，背上和腿上有大片的血，鼻子、嘴都流血，肛门流血，尿里全是血，可怕极了。
邓稼先在弥留之际，对爱妻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生前赞美别人爱用“pure”（纯洁），而他本人也如白玉般纯粹，是一个心系国运而无私的人，一位为国家崛起而忘我的科学家。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丰功伟绩已被载入史册，这位让人景仰的科学家，他的人生片段，同样丰富多彩：幼年时在父亲邓以蛰的指导下背诵《诗经》《论语》；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大声唱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从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那是一段轻松愉悦的时光，他有了儿女，闲暇时听京剧，打乒乓球，游泳；1959年，原子弹研究大本营安在新疆大漠中，水沟边长着马兰草，开着蓝白相间的花朵，于是这个地方被命名为马兰镇，马兰花是他最喜欢的花儿……英雄原本是凡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胸襟，“许身国威壮河山”，大爱无言铸国魂。■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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