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1898―1938），字锡九，出生于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曾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而投入奉军，在其表兄魏益三手下当兵。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9年毕业，被分配到西北边防军见习，任排长。后回魏益三部，历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此后参加抗日，任第九军军长。1937年10月16日，郝梦龄在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
曾几何时，千万英雄志士在抗日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历史并不能全部记住他们的名字。就连抗日疆场上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军长郝梦龄，似乎也将要被时间湮没。
几经辗转，笔者从湖北武汉前往陕西宝鸡，见到了在妹妹郝慧兰家中小住的郝慧英老人。
在女儿眼里，父亲郝梦龄永远挺拔地活在她们的心中。这与父亲是第一位抗日殉国的军长无关，有关的是，父亲杀敌报国的勇气和刚烈不屈的性格。而这也构筑了作为英雄的郝梦龄的特质。
同室操戈是父亲最大的痛苦
父亲喜好读书，却并非出身书香门第。
1898年2月18日，父亲生于河北一个世代务农、家境贫寒的家庭，兄弟姐妹共六个。家里没有能力供养他们，十四岁的父亲被送到正定县一个杂货店当学徒。由于经常受到虐待，父亲后来投奔远房亲戚、奉军三十军军长魏益三当兵去了。
魏益三看父亲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父亲从军校毕业后，因为伤寒返乡务农一段时间，1921年又到魏益三手下当了个营长。
1926年，父亲跟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由于父亲作战英勇，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后来部队在郑州整编，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1935年父亲被授予陆军中将衔。1936年获三等云麾勋章，后升任国民党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父亲的严格治军曾被人津津乐道：“喝了水，还满缸；扫好地，再出门。”全军唱的军歌是：“三军个个听仔细，行军需要爱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
出身寒门的父亲，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草根情怀。他当上军长之后，有一次坐汽车回老家探亲，看见一位老汉因为害怕汽车而跌倒，此后再探家的时候，他就以马代车，再也没有惊动乡邻。
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部被蒋介石收编。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围剿，父亲率部与工农红军展开激战，在赣西南的莲塘、良村连战连败。其实，父亲此时已对连年内战十分不满，他并不愿围剿红军，对内战厌倦之极。父亲那时候常说“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没意思”之类的话。
在父亲的心中，倭寇犯境之时同室操戈无疑是最大的痛苦。
父亲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不想打内战，还请求解甲归田，所以蒋介石不信任他，甚至怀疑他。
那时，父亲部奉命一路追击红军至西南，途中父亲请求解甲归田，但是未获批准。后来父亲部被调往贵阳、独山、遵义等地，修筑川黔、川滇公路，之后又担负起保卫养护公路之责。蒋介石觉得父亲有些动摇，所以派他去修路、修飞机场。我也跟父亲去过那里，住了半个月就回来了。
1937年5月，父亲再度请辞，仍未获准，遂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接着，父亲上书请缨，终获批准，遂率部北上。
撕碎的遗书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在我的记忆中，虽历尽七十余载，父亲的这句话依然字字清晰如昨。
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当时还小。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时，他把我们接到了身边。这是我与父亲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有半年。但是，这段幸福的合家欢乐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的印象来得深刻。
“忻口开火数月整，娘子关再顶住，南怀化死个够。”这悲壮的民谣记录下了山西“忻口会战”的惨烈，也让我对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抗战第一位军长――我的父亲郝梦龄有了更深刻的记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时，父亲正在去四川陆大的途中。得知消息，他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益处。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只身北上，去钱大钧的行营做参谋性质的工作。父亲不愿意，坚决要求到前线带兵。
父亲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他率部北上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
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即1938年）拆”。
那时候我年纪小，才十五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那封信最后被他撕掉，丢进了痰盂里。
在父亲生气出去后，我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过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荫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这是一份遗嘱。我顿时泪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团，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
父亲对我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父亲走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不去，我说：“你一个军长嘛，底下还有师长，何必一定要你去。”父亲说：“我不是不喜欢你们，我喜欢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的国家，如果没有国的话根本就没有家。”
此时，平津失陷，日军先占领察哈尔后又夺河北中部，直逼山西。父亲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军令，他一刻都不想耽误，星夜赶往山西前线。我送别父亲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9月17日下午，父亲前往火车站。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事，只是觉得他要走了，我想再悄悄看一看他。
我跟着父亲到了火车站，那里全部都是兵，黑压压的一大片。我看了父亲一眼，心想父亲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但是在父亲的脸上，我没有看出一点儿对家里的留恋，或者舍不得走、伤心之类的表情，而是一本正经很严肃地在那里指挥。现在想起来，我从父亲脸上看到的是一种即将奔赴战场的军人所透露出的决心与气势。
父亲的部队先是奉命从武汉增援上海，中途又奉命增援保定。10月1日抵达石家庄时，保定已沦陷。原计划第九军在石家庄阻敌南下，因山西告急，第九军拨归第二战区，编入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入山西忻口参战。
父亲说：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一一五师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父亲率部抵达忻口，此时雁门关已经失守。敌人的便衣队已出现在离忻口阵地前十多里的平地泉。父亲即刻被任命为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辖第九、十九、三十五、六十一四个军，守备忻口山岭及左侧川道。
当夜，父亲在布防前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人人都要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决心，与敌拼杀。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欲置国家于磐石之上，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官兵用命，奋勇战斗。我在第五十四师时间最长，官兵与我感情特深。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8日，第十九军未能守住崞县，提前撤退，致使未完全做好准备的忻口阵地暴露于强敌面前，忻口守军形势极为不利。
10日凌晨2时半，父亲部队的前沿阵地已与敌人接火，守军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并烧毁了日军的汽车。10月10日，星期天，晴转阴，三十九岁的父亲在忻口前线写下阵中日记：
“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
10月11日拂晓，日军坂垣师团率领五千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守军阵地被突破，遂以炮兵协同步兵作战，肉搏冲锋，阵地失而复得。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还在途中，父亲即到前沿阵地指挥。
日军指挥官是第五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他集中日军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的密集火力网。当时，首当其冲的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九军。父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父亲指挥部队躲入掩体，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
坂垣师团装备是最好的，而我父亲带的是临时集结的部队，有一些军队还没到，傅作义的军队也是陆陆续续到的。一个战场分左翼、右翼和中央地区，父亲任中央地区的总指挥。父亲反复强调“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
10月12日，南怀化被日军占领，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在我阵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平均每日伤亡一千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但第九军官兵顽强狙击敌人，每天的争夺战多达十几次。
父亲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连日昼夜炮战甚烈，五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五员，连长二十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仙洲）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在经过几天的反复冲杀后，第三二二团第一营兵员急剧减少。营长翟洪章写了请求增援的报告，父亲只批了八个字：“战在何处，死在何处。”后来，该团仅剩一百多人，父亲将其编为一个连，并对这百余人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一百多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责任不算完。现在我和你们一块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枪毙他。”
10月15日，父亲早饭后仍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父亲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父亲最后一次写日记：
“10月16日凌晨2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16日凌晨，我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父亲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将军亲自到前线督战。
时任父亲参谋处长的李文沼曾回忆：这时敌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郝军长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说，在前线督战是我的任务、本分，岂能畏缩不前？
官兵们再三劝阻，父亲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凌晨5时，父亲率领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此时父亲等将领已深入敌人散兵之前，他们在距敌人残部只有二百米的关子村，通过一段狭隘道路时不幸遭到日寇机枪扫射。父亲腰部连中两弹倒下殉国。
父亲年仅三十九岁的生命就此定格，同行的师长刘家�、旅长郑廷珍同时殉国。
殉国后，士兵在父亲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
“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父亲是抗日疆场上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军长
父亲殉国后，忻口会战依然胶着，中国守军坚守忻口十七天后，11月2日退守太原。七天后太原失守，忻口一役以中方战败告终。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永远停留在1937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那个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指挥运兵的父亲，他一米八高的身影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殉国的消息传到武汉时，我正在学校里上课。
教导主任说，“你还来上学干吗？赶快回去，你父亲已经牺牲了。我们现在放你回去，到家里看看。如果你回家以后，你的母亲跟老人都没有事，你就不能在家里哭，赶快回学校来。如果你家里人都知道了，你才可以哭。”
我一回去，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几个老太太哭成泪人，我母亲哭得很伤心。
10月24日，父亲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武汉各界四千余人前往车站迎灵。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父亲的遗体安葬在武昌卓刀泉伏虎山，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父亲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忻口战役打响前一天。父亲对我的母亲剧纫秋说：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为父亲、刘家�、郑廷珍三将军写下祭文：“娇娇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
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毛泽东在1938年3月的《在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的演说词》中对牺牲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郝梦龄将军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强盗之所以被赶出中国谁说不是必然的？
1941年，父亲殉国四周年纪念日，冯玉祥将军著文称赞他为“国民的模范、军人的模范、革命党员的模范”，音乐家冼星海也专门作《郝梦龄将军悼歌》。
1942年5月25日左权牺牲，周恩来在随后的悼词上首提父亲说：“慨自抗战军兴，高级将领牺牲于前线者，前有郝梦龄、王铭章诸将军，后有张自忠、唐淮源诸将军。”
1946年，汉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为“郝梦龄路”。
1983年，民政部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因为子女都有工作，决定给母亲十二元的慰问费。
冯玉祥帮我们实现了父亲对我们的期望
1939年夏，重庆歌乐山冯玉祥住处外，一阵男童清脆的叫卖声吸引了过往的路人，同时也吸引了正在散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注意。他举目望去，两个衣衫破旧的小男孩正提着壶在街上叫卖茶水。高大的冯玉祥走过去俯身与两个孩子聊了起来。
这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两个弟弟。那时候，因为日军轰炸，陈诚等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都在山上，山上林子很深，有些房子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去防空洞前大家不一定带水，所以我弟弟卖茶水。大弟弟荫槐矮一点，小弟弟荫楠高一点。当时冯将军问：你们两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双胞胎兄弟吗？他们说不是。
冯玉祥问：“你们是哪儿的人，姓什么？”
“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
这个回答让冯玉祥想起了我的父亲郝梦龄：“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你们认不认得？”
“认得，他是我们爸爸。”
冯玉祥问：“你们为啥在外面卖茶？往防空洞里头送茶？”
我弟弟们就说卖茶攒钱交学费。
弟弟的话让冯玉祥将信将疑，他要看看这两个孩子住在哪里，生活怎么样。于是他对我两个弟弟说：“带我去，我去看看你们的妈妈。”
这次无意间的对话让冯玉祥大吃一惊，也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岁月无情，我那曾经卖过茶水的两个弟弟都已经先后去世了。
当时，冯将军带着一个秘书到我们家看了看。一进门就是一个桌子，上面挂着我父亲的相片，两边两把椅子，再往里头是一张床，一张小写字台。接着又看了另一个屋子。看了家里的情况后，冯玉祥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我母亲盖章后，由他带去找蒋介石。蒋介石后来给我们批了两万元钱。当时重庆患疟疾的人特别多，在别人的指点下，我们把这些钱全部买成了治这个病的药，靠卖药赚钱维持家用。
人们都不理解，哀荣等身的郝梦龄的家人为何落到如此境地呢？
1938年武汉沦陷后，我们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父亲遗书上说的遗族学校，我们并没有上成，而是进了重庆一家私立中学。谁都不会相信这么一家人，在重庆已沦落到吃饭要一半豆渣一半粮的地步。
走投无路的我们一家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暑假时，我们就出去赚学费，茶水、西瓜都卖过。
所幸，冯玉祥找国民政府批了个条子，我们每学期开学后，可以拿着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的念书问题得到解决，姐弟四人后来都读了大学。
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父亲辍学早，但他非常喜欢读书，家中购有大量的古籍珍本，其中有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有各种军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经碑铭，还有《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籍。所以在他的两份遗书中都提到我们的读书问题。在我后来发现的一本父亲看过的《孙子兵法》中，父亲圈圈点点很多。父亲自己仅念过两年家塾，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成人，不能像祖上那样没有文化。
父亲的故事上了历史教科书
我们一家人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流亡生活后，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听到消息后，我高兴得不得了，跑进了城，心想这下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儿去？我们已经没有家可回了。
父亲为国捐躯并没有给身后的几个孩子带来令人羡慕的美好生活，相反，因为我被划成了“反革命”，过着没有工作的生活，只能靠母亲和弟妹接济度日。
父亲被安葬在辛亥革命烈士墓群，1966年，父亲的墓被铲平。直到1969年，我和妹妹一起去给父亲上坟，才发现父亲的墓已经不在了。坟边种花的老人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坟墓已经被铲平了，我们只好对着那里的一个坑给父亲上了坟，回去后也没敢告诉母亲这件事情。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我发现那里所有的坟都修成了辛亥革命烈士的样式，我们去上坟时，发现父亲的墓坑变成了1911年病逝狱中的曾任黎元洪秘书的刘静庵的墓了。经过三番五次找民政部门，才把刘静庵的墓碑换成了父亲的。
后来，有一天，在我住的楼下，一个小朋友突然对我说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了关于郝梦龄的故事。我感到又欣慰又惊讶。
再后来，街道安排我给一群小朋友讲解武汉四条以英雄命名的路的来历。我还被邀请到高中给学生们讲述我父亲的故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再后来，政府每年在建军节和春节的时候都会慰问我，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不断来我家采访。
我父亲的故事渐渐被人们关注，很多迷雾也清晰起来。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无论别人曾经怎么去评判父亲，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英雄，我相信他的英雄事迹终究会公正客观且全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我也年近九十。退休前，我在武汉第十七中学担任生物教师。我当了一辈子教师，但同样忘不了父亲的启蒙。四岁时，父亲教我背《总理遗嘱》，给我讲文天祥、岳飞的故事。但是，我却从不主动讲父亲精忠报国的故事。
1991年时，我和妹妹郝慧兰去凭吊父亲的殉国之地，仍然能感受到那次大战的惨烈。我们去的那一年，山沟里头翻地还能翻出骷髅、骨头，当年死的人把坑都填满了。飞机一炸，坦克车一轧，再加大炮一轰，死了不少人。
村里的老年人听说郝梦龄的女儿来了，就围着我们，一位老人告诉我他还给父亲送过信。
我有生之年还想去看看父亲的殉国之地――忻口。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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