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列宁的友谊与分歧 高尔基与列宁于1905年相识，遂成亲密朋友。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高尔基在经济上曾经大力支持过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巨额稿费送给布尔什维克去购买武器。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临时政府。从此，高尔基和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分歧。高尔基认为当前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尊重人的生命、文化，希望保持一个温和的政府，不愿再看到俄罗斯流血。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坚决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前夕，高尔基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取革命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密切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发出愤怒的呼喊：“千百年来，人类致力于创建还算不错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为了在20世纪来摧毁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
布尔什维克立即对高尔基的言论给予反击。而高尔基却仍继续谴责“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大规模捕杀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行为。1918年3月，俄国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割让西部最富裕的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高尔基的舆论阵地《新生活报》抨击这是个投降条约。
总之，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做法表示怀疑和反对，他的这种立场必然导致其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
百般爱护知识分子
列宁敬重高尔基的才华，但不能容忍他要求宽大处理自由知识分子，更不能容忍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但他要让这位具有崇高威望的大作家留在自己的阵营里。
列宁使高尔基生活无忧，但高尔基并未就此罢休。他一向认为发展科学与教育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因此他总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百般关怀、保护知识分子。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员遭逮捕，其中有两名成员因病住在医院里竟被起义水兵杀害。这件事强烈震撼了高尔基。他同好友、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一同去司法部，交涉释放被捕人员。他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地说：“我坚决要求立即恢复临时政府成员的自由。不然申卡廖夫和科科什金（两名被害者）的悲剧就会重演。这是革命的耻辱！”不久，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释放了。
高尔基常为无辜被捕的人说情。那些人获得自由后，他又出资帮助他们逃往国外。有一次他为解救几名专家学者而奔走，没见成效，便去莫斯科找列宁。列宁交给他一份关于立即释放被捕者的书面批示。高尔基带着文件满腔欣喜地回到彼得堡。在火车站，他从报上看到那些专家学者已被处决的消息。原来莫斯科方面有人把列宁的批示通过电话告诉了彼得堡方面，于是他们急忙将那些已被列宁同意释放的人连夜枪决了――这件可怕的事让高尔基大病了一场。
在物质生活极端艰难的1918年至1919年冬天，许多饥寒交迫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纷纷向高尔基求援。一位年轻的女诗人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又弄不到牛奶，便向高尔基寻求帮助。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供给女诗人牛奶，并在信的最后谎称这是他的私生子，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高尔基的家里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到处挤满了人。有的是长期食客，有的是临时在此栖身，也有的是来找他办各种各样的事务的。高尔基还收养了几个孤儿。因为房子不够用，他后来搬到一座由两套住宅合并而成的寓所里。
1918年9月，高尔基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为实现他多年的梦想――普及文化知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是为让科学家和作家们能有份工作，那就可以获得一份口粮，不致饿死。
诗人勃洛克病重，需要马上出国治疗。高尔基给列宁写信，但迟迟不见回复。他又亲自去莫斯科见列宁，列宁让他去找一个主管出国事宜的官员。那官员竟不予批准。高尔基心急如焚，继续交涉。而病人却等不了了，当获准可以出国时，勃洛克已经病逝。
出国的真正缘由
高尔基的言论与活动大大惹恼了列宁的得力助手、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他早就想对高尔基�取强硬手段，然而列宁不同意他这么做。季诺维也夫始终耿耿于怀，暗中处处与高尔基作对。高尔基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为作家学者们搞到的食品、衣物和燃料，却常在运输过程中被季诺维也夫下令截走。1920年，季诺维也夫竟搜查了高尔基的家――迫害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引起社会的震惊。高尔基怒发冲冠，马上前往莫斯科。列宁等领导人听取了高尔基的汇报，立即把季诺维也夫召到莫斯科。季诺维也夫一进列宁办公室的门就说自己的心脏病发作了，身体很不舒服。列宁把他谴责了一番，事情就算完了。高尔基一无所获地回到彼得堡，其结果是季诺维也夫变本加厉地报复他，胆大包天地检查他的往来信件，包括列宁写来的亲笔信，尽管这些信件都是严加密封的。
1921年，苏联发生了大饥荒，高尔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商议，以他个人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国家求援。列宁接受了这一建议，成立了“饥荒救济委员会”。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在委员会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的工作颇有成效，西方国家的救济物资源源而来，令委员会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兴奋得忘乎所以。这又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安，生怕资产阶级兴风作浪。
列宁终于决定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行动之前列宁一再催促高尔基出国“疗养”，为的是避免高尔基陷入尴尬境地，甚至表示可以出资支持。高尔基不解其意，迟迟不肯走，最后才愤然出国。虽然当时他经济拮据，但他没接受列宁的资助。
高尔基一走，布尔什维克便在1922年开始审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曾经联合起来反对沙皇制度。而如今，布尔什维克竟审讯战友，并给许多人判了刑。高尔基怒不可遏，写信请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发表公开信，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把信另打印一份寄给莫斯科。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后很不高兴。
邂逅红颜知己
1919年，世界文学出版社来了一位容貌秀丽、精明能干的爱沙尼亚年轻女子，名叫玛丽雅・布特勃格，人们都称她“穆拉”。她出身贵族，丈夫原是俄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秘书，十月革命时被农民杀害。穆拉精通多种外语，在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得很出色，赢得高尔基的好感，特请她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她的年轻美丽和坚毅性格，深深吸引了高尔基，从此，这位大文豪坠入了情网――这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爱。
当时，高尔基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已经许多年，但两人始终保持友好关系，与第二任妻子安德列耶娃的感情正处于破裂的边缘。安德列耶娃是个事业型女性，从来不管家务，高尔基家里没个主事人，总是一片乱糟糟。穆拉下班后便到高尔基家里来，充当总务主任，把整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安德列耶娃逐渐退出女主人的地位，比高尔基年轻二十四岁的穆拉则逐渐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
1921年秋天，高尔基到意大利休养。穆拉先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看望自己的孩子，然后奔赴意大利，同高尔基团聚。高尔基曾经向穆拉求婚，但她没有答应，表示要追求自由的生活。
从这时候起，高尔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他要将这部巨著献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穆拉。
1924年，列宁逝世，高尔基十分悲痛。他写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斯大林的不悦，要求高尔基按官方拟定的提纲重写。这件事让高尔基既愤慨又不解，他决定暂时不回苏联。
斯大林拉拢高尔基
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斯大林实现改造国家生活的宏伟计划的可能性越大，留给持不同政见者的余地就越小。此时国家已着手实现工业化，为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提供资金只能是农民。因而需从根本上改造农村，实现集体化。这将是伟大的转变，其意义可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如果说那场革命是列宁领导的，那么这场革命将由他――斯大林来实现。而他的改造农村的伟大计划却遭到布哈林方面的反对和抵制。现在斯大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帮助，特别是有影响的人士，这些人中，高尔基是第一号人物。
斯大林读了高尔基以前写的小册子《论俄国农民》，觉得该让高尔基回来了，这样也好让人们说：高尔基是在列宁时代走的，是在斯大林时代回来的。这不是提高自己的身价了吗？并且再过一年就是高尔基六十大寿，这正是天赐良机！经过一番考核，斯大林挑选了同高尔基个人关系不错的哈拉托夫为国家出版社理事会主席，负责同高尔基联系。
1927年10月12日，《消息报》以《向高尔基致敬》为题发表了纪念高尔基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电文，由哈拉托夫和《消息报》主编共同签署。一个月后，哈拉托夫宣布，庆祝高尔基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和六十岁诞辰委员会成立。
其实高尔基本人是很反对搞这类活动的，他说：“什么周年纪念？非常妨碍工作。”1928年3月5日，他致信哈拉托夫：“我在此通知纪念委员会，坚决拒绝各种头衔和奖励，无论以何种形式向我提出。我已获得一个文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最高奖赏，那就是直接与我的读者进行交流……”
192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先由苏联作家协会带头，然后各机关、团体和学校纷纷投书旅居意大利的高尔基，希望他返回祖国。少先队员们也给高尔基写信，孩子们写信问他们热爱的作家：“您为什么宁可生活在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而不愿回到苏联，回到衷心爱戴您的俄罗斯人民中间呢？”
最后，苏联政府“代表群众自发的要求”，正式出面请高尔基回国定居。政府向他许诺，只要他愿意，每年仍可以到意大利过冬，一切开销由国家负责。穆拉也竭力劝说高尔基回国。
在全国人民的热情召唤下，高尔基被感动了，他决定先归国观光。1928年5月，高尔基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给了他一座高级住宅，还有两幢豪华别墅――一幢在莫斯科郊外，另一幢在克里米亚。住宅周围栽种了专门从国外运来的名贵花卉。高尔基的全部生活必需品，都由内务部负责供给。就连他吸的香烟，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他想得到任何一本书籍，不论哪个国家出版的，立刻就能送到眼前来。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铁路上准备了一节专门车厢。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必须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可惜的是这位大作家生来就是个俭朴的人，他多次拒绝享用这种特权，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高尔基！”
一个圈在深宫豪宅里与世隔绝的人，一个养尊处优的人，是体会不到社会的疾苦的。高尔基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是鲜花盛开、喜气洋洋的景象――他走向农场，眼里看到欢呼；他走向工厂，耳边听到“万岁”。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为的是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余地。各种群众集会和欢迎仪式搞得他苦不堪言，他只得乔装打扮，带着假发和假胡子上街。
同布琼尼论战
回国不久，高尔基便为青年作家巴别尔鸣不平。巴别尔十月革命前就在高尔基主编的《纪事》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高尔基认为他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十月革命后巴别尔听从高尔基的建议“到人间去”，1920年参军后，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目击了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根据这次征战，巴别尔陆续创作了三十多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杂志上。1926年，巴别尔将小说结集为《骑兵军》，记录了在波兰战场上的苏联骑兵军的故事，着力刻画了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书出版后好评如潮，然而作品严酷的真实性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布琼尼暴跳如雷，愤怒抨击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
高尔基仗义执言：“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更出色、更真实，胜过果戈理对哥萨克的描写。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
布琼尼不服，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巴别尔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他的尝试成了讽刺和诽谤。” 高尔基也不示弱，立即回答布琼尼：“我在巴别尔的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他在公开信的最后，揶揄了一下这位骑兵元帅：“骑着马进入文学殿堂，坐在马上说三道四的同时，您让自己也仿效胆大妄为和随心所欲的批评家。”
由于当时高尔基是官方庇护的人物，所以这场辩论没有继续下去。布琼尼便另找人写了一部歌颂性的剧本《第一骑兵军》为自己歌功颂德。
高尔基的观光时间每年五个月，秋天仍回意大利，在意大利过冬。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33年5月，他有心想要引进民主，以“影响”斯大林的独裁作风，决定正式回国定居。
斯大林的别墅离高尔基的别墅不远。两人经常见面，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一时期高尔基对斯大林可能稍微产生过些许影响――斯大林在有些不太重要的事上做了让步。
这次高尔基回国定居，穆拉没有随他一道归来。由于她脾气乖戾，终于同高尔基感情破裂。她去了伦敦，从此在那里定居，并同高尔基的好友、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结了婚。
高尔基对穆拉仍无限信赖。在返回苏联之前，他将一批重要的档案文件全部交给穆拉保存，并一再嘱咐她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将这些文件交给任何人。
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
高尔基回国后给斯大林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1934年8月主持召开了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作协第一任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向高尔基以及作家们让步的一项举措是让1929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自由派人物布哈林作关于苏联诗歌的报告。布哈林在报告中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依的诗歌宣传形式已经过时。他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称其为诗坛的最高成就。这一点令斯大林颇为不悦，并耿耿于怀。一年后斯大林就进行了反击，大张旗鼓地提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纪念和对他的作品漠不关心就是犯罪”那句名言。
尽管如此，斯大林对高尔基回国后所做的事还是感到比较满意。但是他又想再过几年便是自己的六十大寿，应当有人给伟大领袖立传。当然，写传的最理想的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斯大林曾让哈拉托夫暗示高尔基，希望他给自己写部传记，以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虽然法国作家巴比塞已经动笔了，但他是个外国人。外国人都写了，国内反倒没人写，有点说不过去。可是高尔基仍然以沉默来拒绝领袖的授意。
为赢得高尔基的欢心，莫斯科市内的一条主要街道特维尔科伊大街改名为高尔基大街，高尔基的故乡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市更名为高尔基市，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州更名为高尔基州，莫斯科艺术剧院改名为高尔基艺术剧院，甚至有一架飞机也被命名为“高尔基号”。
被软禁在“金丝笼”里
尽管斯大林花了很多心思拉拢高尔基，但高尔基却不领情，尤其对将他的故乡改名为高尔基市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让我怎么去见家乡父老呢？他把为领袖立传的事置之不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面为一些不受当局欢迎的作家说话。除为巴别尔鸣不平之外，高尔基还为触犯斯大林的两位作家――小说《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的作者皮里尼亚克和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辩护，以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这些都使斯大林对高尔基十分不满，只好把立传的希望寄托在巴比塞身上。
眼看十月革命纪念日就快到了，斯大林授意让高尔基为《真理报》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列宁和斯大林》。斯大林深信，高尔基不会再次拒绝党中央的指令了。然而高尔基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原则性，这令斯大林恼怒。
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彻底恶化是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开始发动全国范围的“大清洗”之后。高尔基不能容忍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径，向斯大林表示：“我要站出来反对……”斯大林却冷笑道：“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可是您说的啊！”
高尔基已觉察出自己的处境危险，便要求到意大利，但他的申请一次次都没被批准，行动受到监视。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的权力越来越大，从而控制了高尔基的一切活动，可是高尔基却一直把他当做忠于自己的挚友。高尔基逝世后，人们才知道这个克留奇科夫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人员，直接听命于斯大林。
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以同乡的身份频繁光临高尔基的家。此时，这位驰名世界文坛的大文豪，完全成了一个俘虏，成了囚禁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高尔基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生有一双儿女，女儿卡佳五岁时不幸夭折，只剩下唯一的儿子马克西姆。马克西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深得父亲的钟爱。高尔基回国定居，马克西姆带着妻子儿女同父亲住在一起。1934年5月，马克西姆突因感冒猝亡。老年丧子，这对高尔基打击很大。据知情人透露，当时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的贝利亚曾提醒斯大林注意高尔基的儿子：“这是高尔基最致命的弱点，也是最好的突破口。”因此高尔基儿子之死让人感到疑窦重重。马克西姆的母亲彼什科娃一再认为儿子是“被人干掉的”。
一年后的5月18日，“高尔基号”飞机在与一架战斗机举行特技表演时，两机相撞，不幸坠毁。高尔基立刻感到这是个不祥之兆，心情更加沮丧。夏天，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偕夫人访问莫斯科，见到高尔基时，发现他已处于被封锁消息的状态。“老熊被封住了嘴”，罗曼・罗兰如是说。
1936年6月，高尔基突然因感冒去世。人们对高尔基之死同样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被谋害的，不过至今尚无确凿证据。
神秘情人的真面目
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发现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以及大批正直、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遭到种种政治迫害。他开始担心，想到留在穆拉那里的一批重要档案文件与这些人的性命攸关，便专门委托自己的前妻彼什科娃到伦敦向穆拉索要，但是穆拉拒绝交出。高尔基为此极为焦虑不安。果然，1936年4月，穆拉接到上级命令，让她将高尔基的文件送到莫斯科。而且有一节专列在边境供她使用，交割完毕仍送她返回伦敦。穆拉一切照办。
至于后来这些情况，高尔基恐怕未必知道，因为在穆拉交出档案后两个月他便突然去世了。
原来穆拉决非等闲之辈。她于1919年参加“契卡”情报组织，人称“铁女人”，是个双重间谍――向苏联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情况。她有好多情人，既神秘又放荡。
可惜高尔基这样一位大文豪，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有发现他曾经狂热爱着的美丽女人，竟然是别人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一名冷酷、阴险的特工人员！当然，和所有的特工一样，穆拉也没落得好下场――高尔基逝世后，她同威尔斯的婚姻无法维持，终于分道扬镳。1974年，穆拉孤独地死在伦敦，终年八十三岁。■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