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长婿余传韬]婿事待发 时长

  陈诚,1898年生,晚年官至台湾“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余传韬,1928年生,余家菊之子。作为陈诚的东床快婿,余传韬在台湾岛内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历任台湾“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尽管余传韬是在陈诚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才成为陈家的一员,但翁婿之间的炽热亲情却穿越时空,延绵至今。
  
  惊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
  
  陈诚与夫人谭祥膝下共有两女四子,四子即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二女即陈幸、陈平。这些子女中出了四位博士、一位硕士,且都毕业于世界著名学府。因此,陈诚的家庭被媒体公认为台湾权贵家庭中家教最好的。
  陈家长女陈幸二十岁那年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最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她与弟弟妹妹们一样,为人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世。直到1961年秋陈诚赴美“访问”时,当地报纸刊出她和妹妹陈平在威廉斯堡机场与父亲拥抱的照片,同学们才知晓她的显赫身份。
  陈诚赴美访问的前一年,陈幸与同样旅居美国的余传韬已经开始正式交往。这对青年男女能够走到一起有太多理由。他俩都长期生活在大陆,父亲都是台湾政界名人,都拥有出众的外表和丰富的学识。其时,余传韬已经年满三十三岁,拥有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并历任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美国名牌大学研究员,时为波士顿大学副教授。不过,出于少女的羞涩,在陈诚赴美期间,陈幸并没有将余传韬介绍给父亲认识。
  1961年12月17日,陈幸作出走进婚姻殿堂的决定。她这才给台北的父母去了一封信,介绍这位未婚夫的身世和职业,征求家人意见。这几乎只是一种形式,因为她明白,开明的父母绝对不会干涉她的婚姻。
  果然,正在医院疗养的陈诚得知爱女喜获如意郎君,身上的病顿时去了一大半。女儿在信中还交代,余传韬是著名学者、中国青年党领袖余家菊的公子。这让陈诚更是觉得双方知根知底、门当户对。陈诚与余家菊虽算不得挚友,但彼此认识多年,余家菊的学问和人品令陈诚颇为敬重。能与这么一位老友做亲家,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
  几天后,陈诚痊愈出院。回家的当天,他兴致盎然,提笔写了一封信,准备分发给旅美的几个子女。他开心得像个孩子,信中有许多戏谑之语。谭祥批评丈夫:“你这么大岁数,又是这么个身份,老是和儿女开玩笑,太不成体统。”陈诚摸摸花白的头发,抗议道:“官场上为身份所限,我不能口无遮拦。可幸幸他们是自己的儿女,若是也不能开玩笑,我未免活得太苦。孩子们都能自爱,我又何必写些八股教训的话?”谭祥仍然坚持己见。陈诚向来尊重夫人,不肯惹恼她,只得把写好的信扔进废纸篓,重起炉灶给长女写了一封四平八稳的短函,明确表态:“你与传韬既然彼此相爱,不妨自行决定,这是你们的终身的事。为父母的自然关切,但一切仍在你们自己做主。”
  几乎是同时,余传韬也给台北的父母去了一封信,报告自己与陈幸的恋情进展。儿子年过而立依然孑然一身,早就让余家菊急白了头,获此喜讯,他当即委托时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朱怀冰前往陈府征求意见。朱怀冰系余家菊的湖北老乡,也是陈诚的老部下,德高望重,由他出面协调再恰当不过。果然,朱怀冰一张口,陈诚便爽快应允。
  转过天来,是1962年元旦,也是陈诚夫妇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陈诚未举办任何形式的庆典,只接受了身边两个儿子合赠的三十朵鲜花和一张贺卡。坐在鲜花之旁,老夫妻感慨万千:“真快呀,咱们的幸幸如今也要当新娘了。”按照老家习俗,女儿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做。几天前,谭祥便买回衣料,正在给女儿赶制。元旦这天虽然是大庆之日,她也未闲着,在缝纫机上忙得不亦乐乎。
  正在此时,秘书通报,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来访,陈诚夫妇赶紧到大厅相迎。宋美龄笑称:“我们这两个媒人为你们道贺来了。”谭祥系国民党元老谭延�的爱女,也是宋美龄的干女儿。1930年,正是由蒋介石和宋美龄搭桥牵线,陈诚才与谭祥得以见面,并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举办了婚礼。
  宾主落座后,很自然地又聊起三十年前的那场婚礼。谭祥笑道:“我们都老了,孩子们也到了这个年龄。幸幸马上就要出阁了。”蒋氏夫妇经常到陈府串门,熟悉陈诚的每一个子女,闻此喜讯,都笑逐颜开,了解详情。当问及婚礼准备情况时,陈诚回答:“幸幸的婚礼在美国办,我和曼意(注:谭祥字曼意)体弱事杂,就不准备去了。”宋美龄笑道:“这样的大喜事,你们总该有所举动,以示庆贺呀。”陈诚表示,婚事不想声张,准备等长女的婚礼办过了,再在报纸上登封告亲友书。接下来,蒋介石夫妇又问起陈诚其他子女的学业情况。
  说起来,蒋介石多年来还从经济上对陈诚子女留学提供支持。陈诚作为“副总统”和“行政院院长”,每月的薪金及补助费约八千元台币,另有“行政院院长”机密费一万五千元台币,两项折合成美元为六百元,而且机密费中的很大一部分还要用来支付不能报销的公务开支。尽管他的几个子女在美国留学有奖学金相辅,但大量的生活费和学杂费显然是这点美元无法支撑的。蒋介石也知道陈诚是他麾下难得的清官,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于是每年都会从“总统府”费用中拨给陈诚一笔特别费,以维持陈幸等人的学业。“可怜天下父母心”,身体状况不佳且久生退意的陈诚之所以到暮年仍坚守岗位,除了因为蒋介石一再挽留,应该还与家庭经济压力有关。
  余、陈二人的婚期马上确定下来,为1月24日。不久,宋美龄派人送来贺礼,并多次打电话向陈诚夫妇打听婚礼筹备情况:“幸幸能得一如意郎君,真为你们高兴!”为此,谭祥两度去信叮嘱陈幸要写信向宋美龄致谢。
  
  跨越大洋的交流
  
  从定下婚期开始,陈诚每次给大女儿去信都不会冷落余传韬,信的开头都会写上“传韬、幸幸同读”或“传韬、幸幸同鉴”。两代人之间不仅有书信问候,还不时互赠小礼品,像余传韬夫妇曾经在陈诚生日之际寄去毛袜,陈诚也曾经将一块表送给长婿。
  余传韬和陈幸在波士顿的婚后生活是幸福的。二人情投意合自不必多言,从个人条件来讲,高大儒雅、博学多才的余传韬在任何一个交际场所都能带给妻子自豪感,而风姿如玉、谈吐清雅的陈幸也为丈夫挣够了面子。有一次,余传韬的一位弟子登门拜访,被陈幸的气质深深震撼了。陈幸很亲切地招待这位年轻客人,一点官宦人家的大小姐的做作都没有。在客厅聊天时,她落落大方地坐在沙发上,二脚交叉,双手放在腿上,上身挺直,两个多小时下来,坐姿丝毫不曾改变。这位弟子感慨:“一般的年轻男女,包括我自己,站无站相,坐无坐相。要像师母那样坐法,从前一定受过很好的家教训练。”
  然而,小夫妻的新婚生活也充斥着幸福的烦恼。在外地度罢蜜月归来后,由于有众多亲朋好友来电来函道贺,这对新婚夫妇每天一回家,都要花一两个钟头写致谢信,好生劳累。陈诚为此谆谆教导他俩:“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对于至亲至友,礼尚往来,亦人伦乐事也。无论任何事,如认为是乐,对于身体精神皆有裨益;不然则均无兴趣去做。望汝等勉之。”
  1962年冬,大洋彼岸传来陈幸怀孕的消息。陈诚夫妇大喜,分别给长女长婿去了一封信。陈诚作为父亲,宣称“我们非常高兴”;谭祥像任何一位慈母一样,告诫女儿在运动、用药方面要小心。字里行间,怜爱之情滚滚而出。
  这段时间里,余传韬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男人,原本已稍显发福的身材日渐消瘦。陈幸可以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居家养胎,他却得照常上班养家糊口。尽管有车出行,但从家到波士顿大学有较长一段路,每天都有很多时间浪费在上下班途中。他风尘仆仆地一进家门,顾不得喝口水,便脱下笔挺的西装料理家务,烹调妻子最爱吃的食物。经过多年留洋的历练,夫妇二人已经完全适应西餐口味,但余传韬觉得中餐更易消化,为此,他经常不辞辛劳,为妻子做几样中国菜肴。
  家中有身怀六甲的妻子需要余传韬照料,陈诚、余家菊的一些好友赴美也会借住在他这里,而且陈幸的弟弟妹妹不时也来此小住,这更是让他忙上加忙。尽管如此,来访的父执和亲戚均得到了他们的盛情款待。陈幸的两位弟弟在美国写信告诉父母:“(在姐姐家)真是如同在家中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预产期日益临近。小夫妻俩计算着孩子日后养育、教育方面的费用,笑着惊呼“要破产了”。玩笑传到台北,谭祥在感慨如今抚养一个孩子多么不容易之余,向丈夫主动提出:“日后幸幸他们回来了,外孙由我来管,让他们小夫妻一心办公事。”陈诚笑着问:“以后有了孙子,你也照办吗?”谭祥回答得很干脆:“孙子由他们的外婆去管!”陈诚批评道:“男女应该一律待遇。”谭祥迟疑了一下,笑道:“这毕竟是头一个,以后有了外孙也不一定如此。”陈诚哈哈大笑:“你真会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留后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孩子们如果破了产,由他们自己承担,我袖手旁观。”
  1963年石榴花开时节,陈诚的小外孙如期在波士顿呱呱坠地。按照余氏家族的排行,这孩子属于“永”字辈,起名“永林”。当上外公的陈诚在写信表达不胜欣慰的同时,也传递了对长婿的怜惜:“我以为身体比金钱要紧,最好在最近能雇一保姆,不然恐怕传韬吃不消,这是我的经验,决非多事也。”
  一个多月后,小永林的照片邮寄到台北。照片上的他大耳高鼻,好生可爱。陈诚夫妇端详了半天,也弄不清外孙像女儿还是更像女婿,只能表示:“将来比我的子女都强。”从此之后,老两口无论是外出疗养还是住医院,永林的照片都不离左右。
  
  无话不谈的翁婿
  
  1964年1月24日,在余传韬与陈幸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这天,他们一家三口转道东京,飞回台北。陈诚当时请了长假用做疗养和搬家,得以有闲暇微服前往机场迎接。他告诉陈幸:“我希望你回国带一个人回来,没想到带了两个人回来,真让我心满意足。”
  陈诚、谭祥在面见余传韬之前,已经多次在梦中看到这位女婿的身影,这次真见到了,发现他与寄回的照片上的模样不差毫厘。此番翁婿首次相会,陈诚觉得在相貌上女婿与自己天差地远,但内在方面二人仿佛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热情、大度、睿智,这些很难兼容的优点都可以同时在翁婿二人身上找到。而余传韬见到满面慈祥的陈诚,丝毫未因对方的特殊地位产生距离感,而是感觉那正是自己的另外一个父亲。
  此次回台,余传韬一家三口轮流在两边父母家住,但陈幸与永林更多的是陪伴在陈诚身边。永林在美国时,通常是“不苟言笑”,到了台北却一天到晚笑口常开。不过,波士顿与台北有十二个小时时差,这孩子没办法像大人一样迅速倒过来,为此闹得陈幸一连两个晚上没法合眼。好在小永林并不怕生,可以由其他人照料,陈幸也才有机会一尽孝道,为父母端茶倒水。陈诚也享受了女儿之福,戏言“幸幸成了我的代理秘书”。至于余传韬,也没有放弃作为女婿的责任,在出门联系到台湾大学任教一事之余,尽量陪伴在岳父岳母身旁。
  在局外人看来,陈诚毕生追随蒋介石,向来言听计从。事实上,通过翻阅《陈诚回忆录》、《陈诚先生书信集》以及《蒋介石日记》等史料可以发现,二人在反共、抗战以及反腐等问题上的摩擦不胜枚举。双方碰撞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1961年夏蒋介石官邸。消息传到海外,波士顿的华人几乎尽人皆知,余传韬当然也听说了。
  有一回,余传韬陪陈诚聊天,忍不住提起这件事,探询其真伪。岳父并不回避,笑着说:“确有此事。‘总统’要反攻大陆,我反对。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幸赖夫人从楼上赶下来居间调停,才未闹大。”余传韬疑团满腹:“何以你们讨论国家最重要、最机密的反攻大陆之事,居然会遍传波士顿?”陈诚听到这里,一脸茫然,也无法解释。顿了顿,他又说:“当时我曾向‘总统’报告,现在是讨论反攻议题而尚未决定。但如果‘总统’有了决定,下达命令,我可以领军最先登陆福建。”显然,理智上他认为攻打大陆可谓盲动,但为了效忠蒋介石,仍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多年之后,余传韬才从陈诚留下的日记里洞悉了蒋陈之争的完整版。1961年7月2日上午9时,陈诚出现在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拟于当年8月反攻大陆。陈诚表示:“反攻自当义无反顾,唯目前是否为反攻适当时机应考虑……”蒋介石听到这里,涨红了脸:“辞修(注:陈诚字辞修),你怀疑我三军不能战吗?你这是在破坏统帅威信,阻挠反攻!”陈诚针锋相对、不疾不徐道:“‘总统’如此说法,是怀疑我的人格,我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们反攻,虽不能算定,但决不能糊涂战,最低限度也是舍命战。试问如何使三军舍命?以运输工具言,如不给交通部相当的时间,如何集中船只?至于其他,可以不必言。”蒋介石勃然大怒,与陈诚争执不下,幸亏有宋美龄出面调解。陈诚不肯驳宋美龄的面子,作出适当妥协。蒋介石也逐渐心平气和,只强调必须积极准备。
  忆往昔,余传韬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一幅让他不寒而栗的画面:陈诚指挥的一二十万国民党军队刚渡过台湾海峡登陆福建,就陷入百万解放军的层层包围之中……
  就在余传韬返回台湾的几个月里,美国方面多番来函邀请他前往任职,许诺提供一流的科研条件。余盛情难却,带上妻儿重新前往大洋彼岸。
  1964年10月,经专家会诊,陈诚被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蒋介石闻讯,吩咐手下给陈诚在海外读书的子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来看望父亲。余传韬和陈幸万里奔波,带着幼子从海外火速归来。
  与久别的亲人团聚,陈诚的病情奇迹般趋于稳定。他甚至可以去花园中散步,逗弄依偎膝下的孙子、外孙,并与子女、女婿们交谈。
  余传韬教务繁忙,无法请长假,不久便重返工作岗位,留下夫人和儿子继续陪伴岳父,直到次年3月陈诚病逝。
  
  重走岳父走过的路
  
  1972年2月,余传韬再度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应邀出任台湾嘉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接下来又先后担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台湾“教育部职教司司长”、“常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台湾“考试院考试委员”,台湾农业职业教育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任台湾亚太科学技术协会理事长、清诚文教事务基金会理事长。
  两岸关系解冻后,余传韬为纪念岳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观访问陈诚当年在大陆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如南京、徐州、武汉、宜昌等地,二是整理出版陈诚的遗作。
  2002年夏,余传韬与几位老友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游览南岳衡山。衡山上仍然保留着蒋介石的一座行馆旧址。抗战期间,陈诚在这里参加过几次重要会议,因此馆内醒目地悬挂着他的照片。导游告诉这些台湾游客,该馆接待过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的后裔,并问:“你们知道陈诚将军后代在台湾的情况吗?”余传韬哑然失笑:“这方面的事情比我更清楚的人不太多。”
  陈诚工作过的地方让余传韬流连忘返,岳父的故乡更是让他倍感亲切。余传韬也曾经走进浙江青田,徘徊流连于岳父故居。
  2005年10月,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拜访了余传韬。台湾“国史馆”隶属于台湾“总统府”,是一家文献研究机构。会见中,余传韬肯定了“国史馆”在整理出版陈诚文集即《石叟丛书》过程中所做的种种工作,还出示了珍藏多年的陈诚家书等宝贵手稿。经过张炎宪和余传韬多次研商,“国史馆”决定陆续出版《陈诚先生书信集》,包括《家书》、《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与友人书》等三册。次年7月,《家书》首先出版,收入陈诚致夫人谭祥和后辈的函电七百二十一件,其中也收录了陈诚夫妇写给陈幸和余传韬的三十七封信。
  同样是2005年,在武汉举办的一次两岸纪念武汉会战活动上,余传韬遇见了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余传韬向章开沅提出在大陆出版《陈诚回忆录》的愿望:“算作是一种回归。”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一直没能出版。
  余传韬和章开沅未放弃努力。2008年,他们又向人民出版社送去《陈诚回忆录》台湾版的书稿。人民出版社很快报到新闻出版总署,经中央统战部审批后,敲定由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东方出版社出版。
  2009年10月,《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问世。手捧厚厚一本带有油墨清香的新书,余传韬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赞叹:“基本上没什么删改,只是把里面的‘共匪’一类的字样都去掉了。个别地方略有删节,以省略号表示,史实主体没有受影响。不仅没伤筋动骨,连肌肤都没伤。”这本书的出版,被媒体视为国共两党在历史问题上“禁忌”的“破晓”。
  不过,包括余传韬在内的陈家后人也存在些许遗憾。他们认为,现在大陆只出版了《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仅仅反映了抗战这段历史,而整部回忆录是一部国民党从北伐到退守台湾的完整文献。据余传韬向笔者透露:“《陈诚回忆录》系列丛书的其他部分包括《北伐平乱》、《国共战争》、《建设台湾》目前仍存放在人民出版社,等待出版的最佳时机。”2010年4月,当人民出版社代表团赴台进行业务洽谈与交流时,余传韬专门设宴款待。席上,他代表陈诚著作权人表示愿意继续授权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诚著作,并向代表团赠送了最新出版的陈诚的作品。
  如今,余传韬与陈幸已经白发苍苍。余传韬每次外出,都会给陈幸带回一份她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这份甜蜜历经半个世纪,仍然不减当年。而这对恩爱夫妇最无法忘怀的亲人,依然是陈诚。■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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