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称张抗抗为“抗抗姐”，和她认识多年，真正熟悉起来却是近年的事。每次我给她打电话都是假装“闲扯”，然后作为正式“采访”见报，每次她给我发邮件都是已近凌晨，然后我回复她：半夜三更，请暂停“作”息，最近两年，她很少出来参加活动，据说是躲在家里“作”长篇呢。每次想到抗抗姐，就让我想到广大“作女”最常见的表现：冰冷的嘴，火热的心。
张抗抗嘴冷心热，这一点我是看在眼里的。不说她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总有直击事态要害，为民请命以及发展文化事业的提案，也不说汶川地震那时候，她自觉的公民意识和救助灾民的具体行动，单是她以作家身份多次参加会议的秉直发言和大胆建议，在坊间也早已并非新闻，我曾嘲笑她：以你这热肠热肚、不厌其烦管闲事的超人精力，说你能“作”不算夸张，而且还是“高龄作女”。
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在张抗抗邻居家做水暖的青年民工，出出进进认识了她。这个民工酷爱读书，忙里偷闲总爱和这位作家大姐“唠嗑”，把自己肚里早有的、嘴巴里现嚼的、耳朵里刚听的，还有一个作为小爷们儿对苦乐对未来的念想，都向这个张姐抖落。张抗抗后来以他的故事为原形，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工作人》。这大概可以算得上作家中较早“关注底层”的作品了。在张抗抗的鼓励下，这个民工在工友们做梦娶媳妇的时候，生生“划拉”出了一篇又一篇他和周围那些苦哥们儿的生活群像。张抗抗又热心帮他推荐发表。如今，这哥们儿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出版了作品集，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了。
张抗抗是杭州人，但在北方待久了，说话也京腔京韵，尤其当她发表一些批评意见时，北方人的豪爽之气就会洋溢在眉宇之间，从不含蓄委婉，而是针锋相对，毫无�与委蛇之意。
张抗抗的成名作是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这篇小说对于我们这批长期受到思想桎梏，必须掩饰“心如蝶舞”的一代人来说，像特赦的囚犯得到了自由。记得我特别兴奋地向我妈妈推荐这部小说，说张抗抗给了我们思想、生活、爱情重新开始的权利。我妈立马说：这小说让你什么都换新的啦?哪天你也把你妈换个新的吧?我想了半天冲她说：换你，是老爸的事儿，和我无关，这个回答让我至今想来都窃笑，连我这温良贤淑的妈也跟着张抗抗“作”了一回。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抗抗“作”出一部长篇――《隐形伴侣》，在这次重要的文本实验中，她几乎全方位试用了现代心理小说的种种技法。到了90年代中期，她刚出版了一部严肃悲壮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又迅速一个华丽转身，写出唯美至爱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两部作品反差之大，令人咂舌。我曾和朋友聊起，说她是最早尝试进入“市场”的作家，上网一搜，就看到她自己原来早有话在那儿摆着。她说：作家要敢于面对市场，但不能丧失“立场”。
每次得空和她聊天，她都阳光灿烂得跟不知愁滋味的 “少年”似的，也从未见她背后家长里短说人是非。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她这人貌似清高，原来是那种只顾埋头“作”自己，危害性较小的“作女”。
这几年，我们若是赶上一起到外地开会，我总是强烈要求她陪我去逛街，据她说自己平日里没有时间逛街，亟须恶补。几次下来，发现她果然一逛街就“作”性大发，不把各家商店走遍决不罢休，“作”劲十足而收效甚微。一次在某个江南小城，她提议当晚逛完商店可私下去二人晚餐，并神秘兮兮地透露该城盛产清明前长江洄游刀鱼，其味鲜美无比。夜幕之下，我和她走遍半个小城，眼巴巴进出餐馆无数，她不是嫌这家情调不足，就是嫌那家风味不对、好容易两全其美了，却偏偏没有刀鱼供应。我已经累得两腿抽筋，说咱将就吃碗面条行啦，她仍非要坚持把刀鱼进行到底。兜了一大圈，眼看即将重新回到自己住的宾馆门前，她终于发现一家极简小馆，竟然有清蒸刀鱼，便喜出望外扑将进去。待那刀鱼千呼万唤上得桌来，但见两条细短瘦鱼，其味如长满细刺的豆腐，我是被她寻找刀鱼“作”得吃不出啥味道了，而她面露喜色，心满意足而归。那次，我算领略了“作女”的日常习性：因追求完美而“作”、而累，应是她命中注定。
我原以为“作女”都是我这种“生猛海鲜”，张牙舞爪。却原来，“作”也分好多种呢。有明“作”的，有暗“作”的；有蔫“作”的，有狂“作”的；有间歇性的，有持续性的。张抗抗在书中让别人“作狂”，自己却是刚柔兼济，从容不迫地“作”并思考着。她这种人，是在写作中方能苦中“作”乐。我说她：继续“作”吧，你这样的作家，称得上是真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