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桥下、大笨钟所在的教堂旁边有一个自由市场，很多人在那里吃小吃。走进去看看究竟，排队的人竟然是在吃煮土豆。这让我意外，也很扫兴。赶快离开。冬天的伦敦，阴冷阴冷的，躲在手套里面的手指都冻僵了。我把照相机塞进口袋，低头快行，忽然，一只拿着纸杯的手伸到我面前。在上桥的通道边，一个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在乞讨。堆坐在路旁的女孩，明显在发抖。可怜的形象、求助的眼神。这，原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在她颤抖的纸盒里，我很大方地放下两元英镑。在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掠过一丝丝快意。甚至过去几个小时之后，每每回想到这段镜头，都有同样的感觉涌上心头。我还跟同行的伙伴频频提起这事：这可是大英帝国的首都啊，竟然也有人乞讨!别人对我的话题没有兴趣，但我还是固执地抓住这个念头不放。
当然我知道， 中国的乞讨人群更多。我清楚地记得在凤凰电视台里看到一个节目，让我震惊不已，那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认真追踪中国的乞讨人群并研究深层原因的节目。我也知道，在北京，抵制乞讨是名正言顺的宣传语言。
但是，在伦敦，我为什么对乞讨现象的发现如此津津乐道呢?在我小小的施助之时，为什么竟会有快意涌动呢?
过了好几天，我才终于弄清了自己：典型的第三世界的自卑心理。
不管说什么，第一次从中国达到伦敦，都不免感到震惊。和平的，温和的，自由的，轻松的，甚至是快乐的，这是所到之处的气氛。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各自赶路，繁忙的都市井然有序。在马克思读书的英国图书馆，竟然用非洲馆、亚洲馆、写本馆等标题进行分类，很明显那是世界帝国的思维方式，更不要说大英博物馆了。去年，北京博物馆借展了几件古埃及木乃伊，让人激动很久。但是在这里，各色各样的古埃及木乃伊，让人目不暇接。以前听说这里常常遭遇恐怖主义的威胁，暗中想象，伦敦一定警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没有想到，地铁车站里连个检票的人都找不到，人们在车站里穿行就如同走在自家的客厅里。
在发达世界的大都市里，找不到一点阴暗面，让第三世界人民很不舒服。我就是典型。于是，当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乞讨镜头出现的时候，正应合了我的期望，心头不免高兴起来。在给她发英镑的时候，有一点大施主的意思，心中更深刻的思绪是，我代表中国给英国施舍。虽然这话打死也不能说，但是暗暗地确实是如此暗示自己的。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这回还是向中国伸手求援。我们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该援助就援助，绝不像你们那样小气。骨子里，有一点上帝救世的意思，飘飘然，不觉冷风继续。
一个人代表不了国家，何况又没有任何由头可以代表，平日里谈起代表还会很反感，怎么如今在伦敦却自然而然地升腾起这样的念头呢?可见平日里的教育还是影响深刻的，内心深处的某一部分还是很认同这类教育的。但是，我这心理，恐怕还是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第三世界的自卑心理。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第三天，有位在英国居住很久的朋友来看我，而我再次提起那件事。他的解释，让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说，英国政府对于乞讨有许可证管理，很多东欧人获准合法乞讨。我的头轰的一声，差点就脑溢血。在我内心深处，其实还有一种东西，是我发生施舍快感的源泉，那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的另一个声音本来是：我代表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施舍。没有想到，接受救济的――那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竟然是失败的社会主义东欧的姐妹啊。
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打倒并继承资本主义的意思。两个阵营的时代，大家闹得硝烟四起。后来，没有出息的东欧纷纷退出，搞得中国只好一家坚持。东欧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今天，这种不幸，竟然会落实在我的身上。本来要自我暗示自己的“优势”，结果反而凸显出自己的“劣势”。本来，要表达自己的优越感，结果暴露了自己的强烈自卑。在伦敦、东欧乞讨者和我三者之间，怎么我越发感到是我更可怜呢?
幸亏，这事仅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中国是不会如我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