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在上海,从小读经史子集,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讷于言,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他的实验结果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十六年之久。这一年他二十三岁。
1924年回国后,他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
他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会长。
他做事不求收获,只用心耕耘,在当年满地焦土上栽下桃李无数: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华罗庚……
1950年3月,根据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主持全校工作。但很快便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后,在一片喊打声中被赶下台来。
接着他卷入了一宗离奇的特务案中,深陷其中自拔不出。
“吕正操案”牵出“小人物”熊大缜
当年,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在二十三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九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着,“文革”爆发,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正操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来了。
熊大缜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的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叶企孙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而与熊大缜的师生情可算是他一生中最深的一段感情,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他最喜爱的学生要去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
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在后方帮助并支持学生抗日
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大缜于1938年的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的帮助。
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他说过:“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不仅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这是后话。
在当时的形势下,叶企孙知道自己不能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利用自己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同时按熊的要求,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
他喜爱的学生被秘密逮捕,惨遭石块砸死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一百八十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得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联系到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他们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制造炸药、雷管等)受刑最惨,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乘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吕正操专案组” 将他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
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
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1968年4月, “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代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
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与文化良知,据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
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代”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他落入“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手中
如此往复地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惶恐、无休止的坦白交代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叶企孙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记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此时的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1969年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叶出狱后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早前的“幻听症”再度复发。
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今年(1967年)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他应该坐牢,也许是因为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
对此,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并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叶铭汉对周培源说:“看来他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企孙又对侄子叶铭汉说,他的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
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这位侄子的话,说:“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
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眼睛,神态严肃地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叶铭汉告诉叶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是幻觉。叶企孙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还说因为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
过了几天,叶企孙的一个老工友突然找到叶铭汉,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并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了。
3月30日一清早,叶企孙又慌慌张张地跑到侄子叶铭汉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果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又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企孙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学家赵忠尧家说明来意并打听真伪。赵说吴有训现在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企孙争辩说没有听错,如果错了,那就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
叶企孙的神经错乱症随着“文革”的深入渐渐“深入”得不能自拔,叶经常对叶铭汉说,电台里对他的每一行动都有反应,一天到晚,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反应。同时经常听到“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争论谁是更大的特务。
在这样的高压和悲惨处境中,叶企孙又以“C.C.特务”的名义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责任编辑/陈 思)
叶企孙: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柴静
自1969年底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五十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尽管叶已神经错乱,但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与精神的慰藉,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叶便悄悄溜出家门,来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由于一些科学研究部门进驻,这时中关村一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地,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观者无不为之潸然。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我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了。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张之翔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经历,“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自此,他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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