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和赵萝蕤的葳蕤人生|赵萝蕤翻译的《荒原》

  陈梦家和赵萝蕤,一个是新月派少年诗人,才华横溢,潇洒英俊,是“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名士派文学家;一个是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之女,多才多艺,美外秀内,女扮男装能演莎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只有钱锺书、杨绛夫妇能和陈梦家、赵萝蕤伉俪相媲美。
  陈梦家是闻一多发现的得意弟子,新月诗人,后放弃写诗,致力学术研究,成为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赵萝蕤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师从叶公超,成为研究英美文学的名家。
  陈梦家与赵萝蕤经历了20世纪的风雨沧桑,他们的个人遭际和坎坷命运,映照出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
  
  他与闻一多亦师亦友
  
  陈梦家祖籍浙江上虞,1911年4月16日,出生于南京西城父亲亲自创办的一所神学院中。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注定要打上家庭的烙印,陈梦家的童年在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这给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陈梦家写过一首诗《我是谁》,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是一个牧师的好儿子,我就甘愿长远在不透风的梦里睡。”
  1927年夏,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前身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1928年5月改名“中央大学”),学法政科。受闻一多的影响,陈梦家十六岁时开始写诗。1927年8月,时任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宗白华,聘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来校任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副教授。闻一多在此校任教只有一年,虽然时间短暂,但他发现和培养了陈梦家和方玮德,两位后来都成为新月派诗人。1927年冬,陈梦家到闻一多家中做第一次拜访,此后,两人因新诗的关系,紧密团结在一起。
  1930年夏,闻一多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此时,陈梦家还没有在中央大学毕业,就被闻一多带到青岛,作为其助教。
  陈梦家跟随闻一多到青岛大学后,两年的时间,其诗歌写作突飞猛进,得到胡适的积极鼓励。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
  诗人闻一多不修边幅,陈梦家同样如此。梁实秋说过:“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人颇为相得。”
  一天,闻一多和陈梦家到青岛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帜底下。他蓬首垢面,像“犀利哥”。这时,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闻一多把这个故事讲给梁实秋听,他认为陈梦家过于名士派了。
  有一次,闻一多写一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陈梦家回称“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一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爱青松和大海,更爱两个年轻诗人――他赏识的陈梦家和臧克家,逢人便得意地说,我有“二家”。
  1932年,青岛大学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大学闹学潮,竟然驱逐闻一多,可能是因为他要求学生严格,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参与政治运动。于是,闻一多和陈梦家乘火车离开青岛,到泰山游览,师徒在车站分手。闻一多在泰安买了一盆花回青岛,陈梦家回南方。
  后来陈梦家到北京燕京大学,在宗教学院读研究生。随后,他由宗教学转向攻读古文字学。陈梦家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此后,他倾全部精力于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研究。仅1936年便写有《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令彝新释》等七篇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社刊》上。
  在燕京大学,陈梦家认识了赵萝蕤,他们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两人相恋走到一起。在燕京大学,陈梦家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转型。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和闻一多,昔日的师徒更是成了联大的同事。
  
  结缘苏州才女赵萝蕤
  
  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是一本怀人含蓄、叙事饶有情味的书。其晚年回首,记忆宛如昨。他在追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写道:“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逐赋归与。”这位名校花,就是赵萝蕤。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十四岁才走出古城,开始了她此后七十多年的学术人生。她的父亲赵紫宸早年就读东吴大学,后来又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赵紫宸(1888―1979)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还是全国闻名的研究杜甫的专家。赵紫宸1926年至1952年间担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
  赵萝蕤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同年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赵紫宸生怕教会学校不注重中文的培养,就亲自在家里为女儿教授《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十二岁那年,女作家苏雪林来班上教国文,她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赵萝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赵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能诗文,还能弹一手好钢琴。
  1932年,赵萝蕤二十岁,自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成为叶公超的学生。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一年三百六十元的奖学金。赵萝蕤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那时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六元,她还有二十四元零花钱。
  赵萝蕤在清华外国文学所读研究生,“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那时她正在同陈梦家热恋。《万象》上曾刊登一张陈梦家和赵萝蕤年轻时的合影,陈英武潇洒,风流倜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称陈梦家是考古所的美男子。
  杨绛和钱锺书,赵萝蕤和陈梦家,算得上旗鼓相当,神仙眷侣不过如此。有故事说,在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陈梦家和钱锺书相遇,陈先生见钱先生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锺书。”钱锺书应口对答:“上虞诗人陈梦家。”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杨绛娘家大厅内举行婚礼,陈梦家和赵萝蕤特意从北平赶来,见证了好友的结婚过程。
  赵萝蕤和陈梦家恋爱,并不一帆风顺。在赵紫宸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人恋爱时微妙的外界舆论:“我爱梦家,并无一丝恶意。我从去年到现在,竭力将你撇开去,像心底里拔出肉来一样;所以我非冷淡不可。你有你的生命,我绝对不阻挡,因我到底相信你……我认识梦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你们要文定,就自己去办;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
  信中不难觉察到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关爱、支持,对女儿信任,给她自由选择,又有隐隐的苦衷,这信写于1935年4月9日。
  1936年1月,陈梦家和赵萝蕤结婚,婚礼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七七事变”后,陈梦家离开北京,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夫妇两人从长沙到香港,由香港辗转到昆明。从《吴宓日记》中得知,由香港至越南海防的轮船上,由海防到昆明的火车上,吴宓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同行,吴宓和赵萝蕤谈英国文学。
  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做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1939年至1944年,她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西南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时,陈梦家建议钱穆应时代所需,为青年编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陈梦家两夕恳言,促成钱穆撰修《国史大纲》。在钱穆的印象中,赵萝蕤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批览。”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和钱穆过从甚密,他们一起游览昆明和蒙自附近的名胜古迹,常常在一起讨论历史。
  1944年,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陈梦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妻子同行。但陈梦家去美的主要目的是要收集编写一部流散于美国的中国铜器图录,也就是后来出版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为了能够得到每一件铜器资料,他遍访了美国藏有铜器的人家、博物馆,乃至古董商肆。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治学毅力,备尝艰辛,为祖国赢得了一批可贵的资料。
  陈梦家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任教清华。据姜德明《忆赵萝蕤教授》一文:“赵先生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待了四年,于1948年12月31日赶回上海。那时北京已经变成孤城,连飞机都不通航了。不少人正千方百计地逃出围城,而赵先生却想尽办法,终于在查阜西先生的帮助下,搭乘一架没有座位的军用小飞机,降落在天坛公园的一块空地上。她是名副其实地在紧要关头,投向了人民的怀抱。”三周后,北平解放,她与丈夫团聚。随后,她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她乃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1951年,中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陈梦家自此难以适应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化。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任教燕京大学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教会大学都停办,燕京大学并入北大。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在社科院考古所,他坚持业务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据说,陈梦家曾经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
  1956年,陈梦家用稿费购得美术馆后街四合院一套,又在室内添加了许多明清家具。收藏明清家具,是陈梦家的一个癖好。据张尔平《陈氏弟兄梦熊与梦家》文,陈梦家和文物专家王世襄都收藏明清家具,两人乐此不疲,倾囊以求。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人在北京常有来往。2008年,九十四岁的王世襄回忆,当年他到陈家,陈梦家赶紧把新买的家具或漆器拿给他看。王世襄说:“你买的这个太便宜了,归我了。”王世襄买到新奇的物什,陈梦家也缠着他要。“文革”前,王世襄见陈梦家放在家中陈列的明清家具都用绳子仔细地拦着,笑道:“好,你这儿比博物馆还博物馆。”陈梦家收藏的明清家具最后有了归宿,上海博物馆从赵萝蕤弟弟手中购得陈梦家藏明清家具,王不由感叹人生聚散不常,器物比人的生命更长久。
  陈梦家所住的小院里“多植丁香、月季和牡丹”,“或见梦家先生徘徊于丁香花下,低头沉思,偶有所得,遂回室疾书”。 这无疑是陈梦家人生中最后一段安宁的岁月。
  1957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由此被定为“右派”,遭到学者的集中批判。批判他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尤其是唐兰的批判文章,火药味十足。
  唐兰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一文,以“无可辩驳”的口气对陈梦家进行了批判和揭发:“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中,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而在此前批判唐兰的文字改革方案时,陈梦家还曾对唐仗义执言过:“去年有人手持唐兰先生对文字改革的一份建议,要我从文字学的角度加以批评,说是一种任务。我拜读了唐文,觉其文字学的学说很高明,无从批评,而且我不赞成这种‘围攻’,没有参加‘痛击’。对于文字学者唐兰先生的意见,尽管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想是应该尊重的。反对的意见,对学术研究也还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唐先生的建议只是另一种文字改革的方案而已,并不是反对文字改革。”
  被打成“右派”后,陈梦家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改造,进行踩水车等劳作。面对陈梦家的遭遇,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的苦痛像噩梦一样自此缠绕着赵萝蕤。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陈梦家被调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又开始了,这位性情刚烈的才子学人终于没能熬过劫难。陈散原有诗云“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用来形容当年的陈梦家和千千万万与他一同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他的家被抄,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在王友琴的《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一文中,我们可知陈梦家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陈梦家说这话时,身体没有自由,心灵已经死亡了。像老舍、傅雷等人一样,宁为玉碎,不可瓦全,他只能以死亡来捍卫生命的尊严了。然而,即使这样,他并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宁。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1966年8月24日,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想到了什么。他二十岁时作诗“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那时的诗人的确如一弯新月,此时的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诗人、学者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之弟陈梦熊(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中科院院士)谈起最后见到三哥的片断,仍是岁月淘不尽的泪光:“大约是1966年的8月25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立即赶去隆福医院。他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也是无言的诀别。几天以后,我在地质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经抢救多活了几天,终于在9月3日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五十五岁。”
  陈梦家生命的年轮停止于五十五岁。“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动荡苦难的中国,谁压榨了诗人的血?谁酿成这一杯苦酒,谁来品尝?陈梦家之死留给赵萝蕤无尽的哀思。
  
  沧海明月一滴泪
  
  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去世,赵萝蕤膝下无子女,晚年孤寂,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藏书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说和T.S. 艾略特签名的诗作。
  陈梦家死后,这个悲剧由夫人赵萝蕤独自承担。赵萝蕤的精神分裂,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好转。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赵萝蕤继续执教,并任博士生导师。她读了十余年来美国新出版的有关惠特曼的著作,又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国会图书馆查阅惠特曼的手稿,终以十二年工夫完成了带有大量注释的《草叶集》全译本,这一成就震惊了学术界。《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著而雄心勃勃地移译我们这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芝加哥大学为此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晚年,赵萝蕤唯一的消遣是弹钢琴,但在“文革”中原来那架“斯坦威”钢琴已被作为“四旧”没收。因为精神疾病,赵萝蕤必须服药,当朋友巫宁坤劝她少服用时,赵立即变脸,说:“你想让我发病吗?”然而,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叙说个人的伤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
  巫宁坤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一样,在反右时被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在“文革”中被不断批斗,作为幸存者,晚年定居美国后,回忆自身的经历,以英文写成自传《一滴泪》,在美国出版。他在前言中说:“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明月映照的深夜,赵萝蕤摩挲着陈梦家留下的书籍和遗物,一滴泪从她眼睛里溢出来,缓缓地流过饱经岁月沧桑的脸庞……
  赵萝蕤于1998年元旦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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