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鞠躬尽瘁东方学]鞠躬尽瘁

  黄心川,我国当代著名的东方学家,对东方哲学、宗教,特别是印度哲学、宗教有着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等。他负责编写的《汉字信息系统工程》所属“汉语主题词表”,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
   不久前,本刊记者拜访了黄心川。黄先生家中群书环绕,客厅宛如一个小型图书馆。黄先生以吴侬软语徐徐回放他传奇的人生故事――当过兵,扛过枪,跨过江,打过仗,却又以东方学大家名满学界。他那眉清目朗的脸上,由岁月的淬炼与学术的浸润聚合而成的严谨、开朗、淡泊定格成了一种永恒。
  
  生在望族之家
  
  1928年,黄心川先生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商人家庭。黄家是当地望族,曾有“积善堂”留名于世,家族经营、出版的中国古典史籍,在北京图书馆中还有保存。
  黄心川的父亲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喜欢读书著文,爱与文人墨客、高僧交往。但为生计而继承祖业,开了一家碾米厂并经营粮行生意。父亲闲时喜欢与文友吟诗酬唱,海阔天空地神聊。黄心川从小就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江南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气质,也深受其落拓不羁作风的影响。此外,父亲还爱收藏,家里藏有黄庭坚和乾隆皇帝等人的书法作品。母亲虔诚信佛,能完整背出五千字的《金刚经》。所有这些都对正在成长的黄心川产生过深刻影响。
  黄心川五岁就被父亲送到私塾,从背诵中国古籍经典开始接受蒙童教育。及长,又被送到国立小学念书。他在中学读书时,曾协助中共地下党创办过一份进步刊物――《啸》。抗战胜利之后,黄心川考进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之江大学文学院,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哲学学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内战起时,黄心川不满国民党统治,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系列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抗日等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迫害。1948年,他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历尽千难万险,抵达苏北游击区革命根据地,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此间,黄心川还参与了淮海、渡江等战役。在解放前夕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里,他带兵打仗,培训官员,为革命胜利后接收城市做着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黄心川先后担任过苏南行署司法处长、江苏高级法院审判员、省政府机要秘书等职,曾经受命前往国民党苏州监狱接收人事档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急需懂英语的干部,他被抽调到中央组织部,派往志愿军第三兵团即陈赓将军的司令部担任英文参谋,从事英文翻译工作,多次到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搜集情报。在朝鲜战场,黄心川负伤,成为一名荣誉残废军人,火热的军营生活就此终结。伤愈转业后,受中央监察部派遣,担任鞍山钢铁公司特派国家监察员。如果照此势头发展,年轻的黄心川应当仕途一片光明,但人文精神的种子在他心中萌发了:1956年,中国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仿照苏联模式),黄先生放弃了前景看好的仕途,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与东方哲学研究的不解之缘。
  
  北大哲学系的活化石
  
  黄心川考取北大的那年,著名的维也纳派学者洪谦曾见人就说:今年招到一个研究生,英文水平比外国人还好。当时,适逢大学院系调整,在北大,冯友兰、熊十力、任华、贺麟、朱谦之、汤用彤等名教授群贤毕至,黄先生受益匪浅。提前毕业之后他被留在系里,在东方哲学教研室工作期间,他与老一辈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人们向他打听北大著名学者的事迹,他都能够娓娓道来。哲学系当时的那些事,都存储在他的记忆里,他堪称北大哲学系的活化石。
  196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心川是组建者之一。一切从零开始,他不辞辛劳地到全国各地招毕业生,筹建图书馆、研究室。宗教研究所调入的第一个同事,出版的第一本书,所里培养出的第一个研究生……一切无不凝聚着黄心川辛勤的汗水。
  到2005年离休,黄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了四十一年,其中参与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亚研究所等三个研究所的组建工作。
  
  鞠躬尽瘁东方学
  
  黄心川学问广博,在学术界众人共知。他主编了《南亚大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外国哲学部分,参与编写了《宗教辞典》、《宗教大辞典》等多部辞典。他编辞典,不像一些名家只挂名不干活,而是亲自动手撰写有关南亚与阿拉伯等地哲学与宗教的一些难度较大的词条,这些词条至今尚无人能做修改。黄先生独立完成的著作有十九种,编译的有八种,发表的论文有一百四十余篇。很多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黄心川先生谈起他心仪了半辈子的学问,如数家珍:“我国的东方学是西学东渐之后出现的,民国时期我国东方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印度与日本的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东方学的研究已经全面铺开。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东方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正在兴起的一门热学,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东方学课程,也办有东方学的研究所。学者们写出了不少东方学的著作。”现在我国东方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开先河者却是以黄先生为首的一批甘于寂寞的中国学者,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为我国的东方学研究耕出了一片新绿。
  回顾以前艰辛的研究之路,黄先生不无感慨。1956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宗教被当成迷信,成为批判的对象。1964年,黄先生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他仍然把宗教研究作为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直到1978年后,才迎来了学术的春天。但当时人们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不再谈论宗教,对宗教知识非常陌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宗教,黄先生组织学者编写了《世界三大宗教》一书。此书是我国近几十年来最早出版的一本介绍宗教知识的著作,一时洛阳纸贵。该书在宣传普及宗教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后来研究宗教的学者最初都受到此书启蒙。黄先生此举看似平常,实际上如同在一片干涸多年的土地上洒下了点点甘露,对恢复宗教信仰、让国人正确了解和掌握宗教知识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不久,黄心川又主编了《世界十大宗教》,对读者了解宗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国家准备编撰百科全书,黄先生受托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在该书的“前言”中,黄先生提出了“宗教是文化”的观点,这个提法后来被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接受,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文化的宣传。
  做学问的人最看重的是书。黄先生藏书多,许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借书是家常便饭,有的一借就是多年,很多书有去无回。对此黄先生并不介意。1994年,韩国学术界特别赠送了一套在中国和日本已经绝版的《祖堂集》。黄先生知道此书的珍贵,但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捐给了北京图书馆,认为那里是此书更合适的去处,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十年后,黄先生偶然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北京某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书,近乎于天价!本是用来学术交流的资料,却变成牟利的工具。不过黄先生却心生慰藉:这样会让资料得以更新和保存。
  许多人出于尊敬,把神圣的光环套在他头上,其实他不喜欢被抬高,而是乐于做一个平凡的学者,自适其适,随缘放旷。像他的座右铭所说的那样:学为时用,德以养人。行藏适止,吐味幽深。不倨不谄,戒急戒躁。精厉晨昏,兀兀穷年。博而见约,深而出浅。去留无意,荣辱不惊。有教无类,甘为人梯。
  
  对话黄心川
  
  《名人传记》:时下,东方学愈来愈火,不少相关的电视讲座和图书层出不穷,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乃至东方国家复兴的信号吗?
  黄心川:虽然我国东方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仍属于历史文化学术层面的活动,严格地说,与当前政治、经济的联系还很不紧密。东方学的研究无疑可以为国家对外活动、外交政策等提供一些依据或参考。但是国际政治活动更多的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思想文化的研究是作为背景参考。所以,我国东方学研究正在逐渐适应国家对外政策和社会建设的需要,至少在现在,明显表现出了中国学术界在求知方面的兴趣,这是为丰富我国人文科学领域和学者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但是,至今还没有在世界学术界中形成以中国特点为标志的东方学派。
  随着我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东方学的研究将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上将自成一家,起到领军的作用。也许到了那个时代,才能够说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与东方国家复兴的信号。
  《名人传记》:一方面是中国民族文化在复兴,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在呼吁要警惕消极的民族主义抬头倾向,这两个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平衡把握呢?
  黄心川: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互动的,近年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得益于国力的强大。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这些经济强国,在输入经济活动的同时,必然要把本国的文化传播进来。我们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肯德基和麦当劳,以及日本的快餐,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输入吗?
  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中国的文化也在往外输出。而在国内,国学热不断升温,国学著作和讲座,乃至论坛到处都是,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推动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当然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而且每个国家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中国要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让外国了解中国;中国要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就一定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复兴在这个背景下显示了它永久的生命力,它需要人为去推广的,更重要的乃是现实需要。
  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并不等于消极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现在我们的文化复兴,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更多的是价值观与伦理观的回归,只有这些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影响,才谈得上是一种复兴。
  《名人传记》:有媒体报道,少林寺要上市。请问您怎么看待此事?
  黄心川:当年《少林寺》电影的播放,使少林功夫家喻户晓。少林寺从那时开始就在全国与世界产生了影响。少林功夫在国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少林禅成为中国佛教在世界的代表,很多外国人通过少林功夫认识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少林寺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当然,少林寺“商业品牌”价值的加大,在市场经济中,自然也可以给某些人或某些部门提供商机。
  少林寺现象是历史文化使然,是一种品牌的效应。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大,这种“品牌效应”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2009年底少林寺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少林寺的问题是复杂的,但是不管有多少原因,少林寺是一个寺院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既然明确寺院是主体,就要按照寺院的特点去进行管理,尊重宗教的传统,而不是变更它的性质。
  少林寺事件给了人们诸多的反思。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布局考虑,要弘扬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儒释道三部分里面,有两部分是和佛教、道教直接相关的。我们一边说要弘扬传统文化,一边采取很多措施,限制佛教文化的弘扬,这样就在文化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状态。因为这些佛、道教的道场主要都在名山,能不能以它为重点包装以后,作为一种风景文化区来上市,搞商业化的旅游活动,是值得思考的。
  我们现在把宗教信仰的场所都变成了旅游景点,这使寺院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宗教场所是宗教信仰者神圣的地方,你信仰这个宗教,你就到这个庙里面来;你不信仰宗教,就不要来。所以不能把宗教场所变成旅游景点,这样会伤害宗教信众的感情。利用宗教的影响为经济社会服务,指的是要在保持宗教神圣性的前提下,让寺院为经济社会服务。例如利用少林寺在整个佛教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前来少林参观礼拜,以此来发展地方经济。但是少林寺如果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性质就变了,“利用”变成了“直接参与”,这与宗教的宗旨是不相符的。
  “少林”与“禅宗”这两块品牌是少林寺在任何时期都要举起的大旗,也是少林寺的根本所在。如今的少林寺开始走向世界,在国外建道场对少林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将来会有更多的寺院追随少林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中国文化与中国佛教的影响亦会进一步增大。
  《名人传记》:您研究佛学多年,属于单纯的研究者还是也做一些实修呢?现代人应该怎样把佛学的学问和实际修行结合在一起?
  黄心川:归皈宗教最重要的是起信。佛学是研究,是学者做的工作,学者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学者研究有自己的规范和立场,这个规范就是按照学术语言去建立你的研究范式,立场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认真看待你所研究的对象,凡是你研究的对象符合客观真理,与日常生活常识一致,你可以相信,否则要加以摒弃。对于那些荒诞离奇、耸人听闻的事情,要严肃和认真地对待与批判。所以学者的研究与信仰者的认识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也不同了。
  现代社会有很多学佛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学者,但是对佛教很感兴趣,愿意了解和认真实修。学佛或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解脱,这个解脱就是通过学佛以后,让你的身心感到安恬,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不起烦恼心。学佛就是让你用佛教的思维正确地对待你的生活,当你在生活里面取得了佛教的认识,这就是修行。指导你的生活就是学问,因为你在用佛教的思维、佛教的世界观,去改变你的生活。所以现在很多禅师都提倡生活禅,所谓的生活禅就是不要执著,让你的生活充满禅趣,最后达到解脱的境界。
  《名人传记》:您怎样看待净空法师、星云大师等人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呢?
  黄心川:净空法师和星云大师都是当今佛教界的著名法师,他们在佛教界和信徒中影响很大。每个时代,人们生活的方式和思考的问题各不相同,但生死问题是都要考虑的严肃问题。而在现今社会,人们面对的是房子、工资、孩子等种种具体的、现实层面的问题。净空法师与星云法师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用通俗的语言和精彩的故事,与现实结合起来,将深奥的佛法变得浅显与通俗,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佛教的道理。他们以自己的修为,在改变人心、劝人行善方面起到影响作用。这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其影响力所在。■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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