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与一张“文学彩票”纠葛半生]卢新华

  卢新华,1954年生,江苏如皋人。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1972年入伍,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并因此开创了影响新时期文学走向的“伤痕文学”。
  大学毕业后,卢新华曾任职于《文汇报》,不久下海经商,1986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期间,曾靠蹬三轮车、做赌场发牌员谋生,现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往返于上海与洛杉矶之间。
  
  《伤痕》的诞生
  
  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卢新华总是绕不开有关《伤痕》和“伤痕文学”的提问。他往往会调侃说:又要说那张“文学彩票”了。
  对于卢新华来说,《伤痕》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彩票:得到这张彩票,是要冒风险的;彩票落到他的手上,也确实有一定的幸运成分。这张彩票和卢新华已经纠葛了半辈子,并且看样子还要纠葛下去。
  不少通俗媒体总爱报道,一个人“中了大奖”之后往往要遭遇一些人生变故。卢新华也不例外。
  卢新华写《伤痕》是在1978年,那时候他刚进入复旦大学上学不久。初入名校,成为“天之骄子”,卢新华和他的同学们颇有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他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加入了文学兴趣小组。
  班里要出墙报,负责墙报的同学向他约稿。卢新华当时并没有写过小说,但他觉得,以往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耳闻目睹了那几年发生的太多的故事。一旦他进入回忆,那些故事就像激流一样不停地在心里冲撞。他产生了以此为背景写一篇小说的念头。
  他花了两天时间进行构思,一篇小说的故事框架慢慢地清晰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青年,她的母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她认为母亲是可耻的。在痛苦中,她选择了与家庭决裂,来到农村插队。但是,她并不能真正过上平静的生活。九年时间,她在狂热、迷茫、孤独和痛苦中备受煎熬。男友因为她的家庭问题不能进步,两人不得不停止交往。“四人帮”垮台之后,母亲被平反,但已经病入膏肓,发公函希望女儿能回去看她一眼。但是,王晓华赶回家中时已经晚了,母亲已经离开人间,留给她的,是一道永远也难以愈合的伤痕……
  第三天晚上,卢新华趴在未婚妻家阁楼上的一台缝纫机上,把这篇小说一气呵成。一边写,他一边流泪。
  一纸风行
  小说写完之后,卢新华很满意。他把它拿给老师和几个同学看,请他们给提提意见。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看好这篇小说,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大堆质疑。这让本来信心十足的卢新华也没有了信心,他垂头丧气地将手稿锁进抽屉。
  后来,办墙报的同学又来向卢新华要稿子。他本打算重写一篇,但没了自信的他怎么也写不下去。他咬咬牙,将那篇《伤痕》翻出来交给了同学。
  《伤痕》被同学放在了墙报的头条位置。
  卢新华清楚地记得,墙报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男生宿舍楼的一个拐角处。《伤痕》贴出来的第二天早上,他刚一醒来,听到宿舍外面人声嘈杂。打开门走出去一看,原来,那些同学都在看他的小说。不少女生还一边看一边流泪。从那以后的很多天,天天有许多人围在一起看他的小说。而教室里、寝室里到处有人谈论他的小说。争论甚至还跨越了系科,变成了全校范围内的一个事件。后来,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中文系还组织了一场有关小说《伤痕》的大型学术讨论会。
  此时,《文汇报》的编辑钟锡知先生听说了《伤痕》的事情,就托人找卢新华要了一份手稿。很长时间之后卢新华才知道,《文汇报》是通过复旦大学中文系刚刚留校的女教师孙小琪得知他的小说的。孙老师在安徽插过队,和安徽的一位朋友俞自由往来甚密。俞当时在安徽某县当县长,认识钟锡知。就这样绕了一圈,《伤痕》到了文汇报社。
  不过,《文汇报》并没有给卢新华说要发表他的小说。相反,要去手稿后,两个多月都没有消息。一些要好的同学就建议他把小说投向《人民文学》,还帮他整理了一份材料,介绍了《伤痕》在复旦大学引起轰动的情况。
  但是,又等了一个多月,《人民文学》把稿子退了回来。
  卢新华已经不抱发表的希望了。可是忽然间柳暗花明,峰回路转。7月底的一天,《文汇报》忽然通知他去报社谈他的小说。接待他的人正是钟锡知先生。钟锡知告诉他,《文汇报》准备用这篇小说,但小说还需要修改。
  现在看来,《文汇报》对待《伤痕》的发表,态度是极其慎重的,他们知道,发表它,编辑和作者都需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钟先生一连提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卢新华一一照办。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伤痕》。
  发表《伤痕》使得当天的《文汇报》洛阳纸贵。那天,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人山人海。几乎人人都在为《伤痕》中那些人物悲惨的命运而流泪。卢新华自己想多买几份报纸,可最终也没有买到。
  卢新华一夜成名。他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了“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那个时期,他频繁地出席活动、参加会议、接受采访,还受到了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伤痕》还激发了一大批类似题材的作品的写作和发表,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现象。“伤痕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也是控诉文学。借助于小说的方式,人们尽情地宣泄着郁积多年的愤懑之情。“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回到人”、敢于直面现实的开端。
  
  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
  自己的国家
  
  毕业分配时,卢新华有多种选择:可以去上海市委当官,军队也愿意要他,学校分配他去《人民日报》当团委书记。不过,热爱文学的卢新华觉得自己天性自由散漫,尤其不愿在思想和精神上受人束缚,最适合做一个文化人。他最终到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文汇报》做文化记者。
  卢新华能够幸运地中了这张“文学彩票”,是由各种各样的机缘促成的:“文革”留给人们的惨痛记忆,思想解放运动的萌发,孙老师把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事传递到了文汇报社,《文汇报》敢于承担种种政治风险……这其中,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到卢新华一个人身上,便使他成了时代的宠儿。
  卢新华的记者生涯只维持了短短的四年。到了《文汇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兴趣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写作。当记者有当记者的规矩,必须按照编辑的意思来,必须按时交稿,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沉淀。他觉得并不真正适合自己。
  他先是想到了下海经商。他辞去了报社的职务,到深圳创办了一个公司。公司经营得并不好。冥冥之中,卢新华觉得,自己的生命属于文学。文学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为文学计,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想到了出国,不仅仅是为了去满足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也想跳出“此山中”,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
  1986年9月,卢新华离开上海,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
  到了美国,“文学彩票”给他带来的幸运就没有了,“伤痕文学鼻祖”的位置也没有了。一切荣耀都归了零。他成了普通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要依靠自己的双手与大脑,养活自己,完成学业。
  虽然他获得了学校学费全免的待遇,但生活费还是要靠自己赚。从国内带出去的五百多美元很快就花完了。他实在缺钱。有时走在路上看到一张纸他也会捡起来。不是为了环保,他希望那是一张美元。
  根据学校广告张贴栏里的招工信息,他找了份蹬三轮车的工作。
  学校附近有个小城,有近十家电影院,周末常常有很多人过来玩。卢新华的工作便是载客观光。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结,与一群同样蹬着三轮车的白人打工仔一起挥着手,招揽着顾客,样子颇为潇洒。他的第一笔生意是载两个校友去校园故地重游。一路都是上坡,把两人送到目的地,卢新华累得汗流浃背。他挣到了二十五美元的车费,还有另加的二十美元小费。
  他没有觉得难为情,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悲苦。他并不在意了解他的人看他的目光,反而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自豪。褪掉虚荣,从零开始,这不正是自己想做的吗?更何况蹬三轮车既锻炼身体,又能挣钱,还可以充分了解美国人和美国社会。
  凭着蹬三轮车挣来的钱,两年后,卢新华不仅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还把妻子和女儿接到了美国。
  毕业之后,卢新华在美国有过一段经商的经历。可是他失败了。联想到以前在国内下海的失败,卢新华觉得,自己可能天生不适合做生意。
  为了养家糊口,卢新华来到洛杉矶一家赌场里做发牌员。这个工作其实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他是经过职业学校学习,拿到资格证之后才上岗的。
  选择这个行当,卢新华看中的是收入高。更重要的是,卢新华觉得,人性的弱点常常可以在赌桌上暴露无遗,作为一个社会人生的观察者,做发牌员是一个切入异国社会、观察人性的极好角度。
  他从容地发着牌,一边冷冷地看着赌桌前人们的表演。在一堆堆五颜六色的筹码面前,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其精彩和生动,是其他任何一个职业也无法看到的。他常常看到一个人前面的筹码刚刚还堆得小山一样高,但那座小山一会儿就转到了另一个人面前。再过一会儿,那堆筹码又挪了位置。随着筹码的挪动,人们的脸上显露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卢新华有时候就禁不住想:这赌场其实是个“屠宰场”,每个进得门来的玩家,别看一个个西装革履、老谋深算,充其量不过是些待宰的猪啊羊啊什么的。
  当然,他是赌场里的“工作人员”,有时玩家输红了眼,也会迁怒于他,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时,卢新华就作出一种驯顺的姿态。一方面,如果和客人发生争执,这份工作马上就算是做到头了;另一方面,看到了太多的输赢、太多的得意和失意,他已经心如止水。他宁愿选择让客人满意,以便得到更多的小费。
  发牌的间隙,卢新华还有一些休息时间。他就用这些时间读书。他读的是《金刚经》、《道德经》、《易经》等书。
  卢新华在牌桌前,度过了七年的光阴。七年里,手捧中国古籍,身处异国他乡,面对一群群的赌徒,他总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不时地思考着,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有的民族总是喜欢掠夺,有的民族总是失败,有的民族为什么总是充满了悲情。那么中国呢,中国人、中国的文化将往何处去?
  工作着,卢新华也没有忘了文学。2004年,他带着他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回到中国。小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紫禁女》里,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他多年“站在美国看中国”的思考。
  目前,卢新华已经基本不用为生活发愁。他在上海和洛杉矶都有住所。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由思考者”。一年里,他一般用半年时间在上海读书,见朋友,写小说,半年时间回美国陪家人。
  对于他来说,风云激荡的岁月已经过去。他的作品已经很难再引起当年的反响。但无论如何,曾经的“文学彩票”中奖者、今日的文坛浪子,还没有停止寻找人生新的可能性的努力。
  为了文学,他远走天涯;在天涯,他不得不丢开文学。今天,他仍然钟情文学,可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本文参考了汪建强、曹奕、马樱健、齐琦、张英等的著作)■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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