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铁窗生涯 林希翎说起在1957年能够“先知先觉”,看透很多问题,原因之一是她读到了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尖锐地抨击了斯大林,批判了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
这个“秘密报告”当时在中国是严格保密的。她能够看到这个绝密文件,是因为她当时正在跟曹治雄谈恋爱,而曹治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在1954年初春,由共青团中央团校调任胡耀邦的秘书,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了三年半。
林希翎向曹治雄借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由北京大学学生陈奉孝(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引起的。陈奉孝在2005年回忆说:
一开始,中国政府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当时北大有几百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北大还有西方各大国的英文报纸,那上面都刊载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因此要想封锁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不久,这个报告的内容就在北大流传开来。
在1957年整风运动初期,我们想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发表在《广场》上(引者注:《广场》是北京大学“右派”学生们自己办的刊物)。因为当时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认为,1955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也像当年的苏联一样,严重扩大化了。因此我们想把这个“秘密报告”发表出来,作为对政府的一个警示。于是,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便从北大第三阅览室借出来一份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载了“秘密报告”的全文。但报告的文字太长,因此便由任大熊、陶懋颀(数学系年轻助教)和我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最后凑成了一个整体。但我们三人都不是学外语的,怕翻译的有误,想找一份中国官方的中文稿核对一下。恰好在这时林希翎来北大看大字报,王国乡告诉我说,林希翎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共中央委员都有这份报告。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员,林希翎正与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可以想办法借出来看看,跟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于是我便去人民大学找了林希翎。
当林希翎从曹治雄那里借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她的思想受到了震撼。她不仅细细读了,而且全文抄录了一份――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手抄。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她联想到中国的现实,中国同样存在严重的个人崇拜,存在着肃反扩大化……
正因为这样,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尖锐地指出:
“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查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
她讲话的时候,有人鼓掌,也有人轰她,林希翎毫不畏惧地说:“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的,坐牢也没有关系。”
林希翎当时敢于说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就是因为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知道苏联已经在彻底否定斯大林。她敢于讲“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也是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批判了肃反扩大化……
林希翎告诉我,曹志雄因为提供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她,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也因此中断了。
在所谓的“揭发材料”中,有这么一段:
“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用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示’。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6月1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6月2日她贴出海报,要在6月3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林还把‘秘密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和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学校的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1957年6月21日,林希翎第一次遭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此后,她在媒体上受到“围剿”。
在她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毛泽东曾就她与北京大学“右派学生”谭天荣的处分决定,写下这样的批示:“开除学籍,留校劳动,当反面教员。”
于是,她被留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接受批判,“当反面教员”。1957年北京各院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作报告,提及林希翎时,只说她在鸣放中“犯了错误”。
1958年7月21日半夜,林希翎突然被捕入狱。这一关,就是十五年。林希翎美好的青春岁月,就这样在铁窗内度过。
1965年,林希翎在北京市监狱患重病,托一位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寄出一封信给郭沫若。林希翎写信给郭沫若,是因为当年她写了关于《红楼梦》的论文,郭沫若曾经称赞她是“才女”。她在给郭沫若的信中,附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她企望通过郭沫若,能够让毛泽东知道她眼下恶劣的处境。万万想不到,林希翎的信被转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马上追查是谁为林希翎寄的信。可怜那位善良的小护士,竟然因此遭到关押!
林希翎的被捕是那么突然,她的出狱也很突然。那是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客人问起林希翎。毛泽东当时也不知道林希翎的情况。于是,毛泽东向吴德询问,得知林希翎关在狱中,毛泽东说,林希翎还年轻,应立即释放,安排工作。
经历了十五年的铁窗岁月,林希翎走出了监狱,被安排到浙江金华地区偏僻的武义县,在一个农机修造厂当工人。公安部门为了保密,让林希翎恢复使用自己的原名程海果,因为人们只知道“大右派”林希翎,并不知道林希翎就是程海果。
没想到,农机厂的一个技术员爱上了她,尽管他比林希翎小十一岁。1974年,他们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
1962年,林希翎还在狱中的时候,她父亲从香港寄来信和钱给她的母亲,当时林希翎的母亲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林希翎结婚之后,母亲搬来和她同住,从此,林希翎同父亲也有了通信联系。
1978年,林希翎终于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不予改正”。这一年,她生了第二个儿子。她希望能够去香港探视父亲。
1983年6月初,林希翎在友人的帮助下,调到广州的广东教育学院当教师。7月2日,她获准前往香港,终于见到离别三十六年的父亲。在离开中国内地之前,林希翎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到了香港,林希翎才知道父亲住在台湾。当时,她无法前往台湾。1983年10月,林希翎应法国一家学术团体的邀请去了法国,从此在法国定居。
胡耀邦作了三次批示
我比较关注林希翎在1978年为什么只是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不予改正”。
在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之中,“不予改正”的近百人。如今,这近百人大都去世。
关于林希翎的“不予改正”,此前我见到李新的《1957年反“右派”亲历记》这么写及:
在反“右派”高潮中斗争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引者注: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经历了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大党委把林希翎的“平反决定”派人给她送去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
李新先生说由于林希翎对于给她平反没有“感激涕零”,来人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其实不甚准确。当时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并没有决定为林希翎平反。
林希翎跟我说起胡耀邦对她的多次批示,使我明白了症结所在。
林希翎说,胡耀邦对她非常关心。1957年,胡耀邦曾找她长谈了四个小时。当林希翎被捕时,胡耀邦明确表示反对把她送进监狱。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为大批“右派分子”平反。
1978年,林希翎刚生完第二个儿子,听了中央二十一号文件的传达,知道正在给大批“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她很高兴地为小儿子取名“春临”,意即春天来临。
1979年初春,林希翎前往北京,企望人生的春天真正来临。她给胡耀邦写了信。三天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便代表胡耀邦接见林希翎,并转告她,胡耀邦在她的信上批示:“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胡耀邦如此亲切的批示,使林希翎心中充满暖意。
紧接着,1979年6月1日,胡耀邦又在人民日报社一份关于林希翎的内参――《情况汇编》的《应为林希翎冤案彻底平反》一文上批示:“改正有利。”
此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些干部呼吁改正林希翎的“右派分子”问题,并写信给邓颖超。邓颖超把信转给了胡耀邦。胡耀邦第三次就林希翎问题作了批示:“拟以改正有利。”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竟然置胡耀邦的多次批示于不顾,在1979年7月4日作出关于林希翎的《复查结论》,仍拒绝为“右派分子”林希翎平反。更加荒唐的是,就连林希翎无端被关押十五年,也不予平反。1980年5月经北京市委批准的法院通知说:“……本院于1960年2月1日已作了维持原判的决定,现再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
在林希翎交给我的资料中,我见到一封万言长信,她这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
“单单北京因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
作为中国最后的“大右派”,林希翎最后客死异国他乡。■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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