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古镇走来的何满子】龙门古镇

　　龙门古镇　　　　2009年清明刚过,人到杭州,4月9日,抽空前去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的梅城踏青。返回杭州途中,兴致仍浓,行至富阳附近,高速公路上有一示意牌,赫然写着“孙权故里,龙门古镇”。我对朋友说:“走,我们去看看。”
　　古镇前的广场上矗立一块巨石,上面镌刻一句碑文:“来这里读懂中国。” 充满自豪。再看,原来是何满子先生所题。“啊,这是何先生的家乡!”惊喜中大声对朋友说。知道何先生是富阳人,却未想到龙门古镇就是他的故乡!熟知他的笔名“何满子”,反倒忽略了他的本名“孙承勋”,忽略了他与孙权的家族渊源。再读碑文后的题跋:“此地为吴大帝子孙千年繁衍之地,积淀了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仔细省察,可读懂中国。”显然,只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只有深厚的故乡情,才能使他写下如此豪迈的碑文。
　　“下次见到何先生,我得告诉他,龙门真的很棒!”我对朋友说。
　　不再有“下次”了。一个月后,5月8日,何满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一岁。我已来不及向他讲述龙门古镇印象,再也看不到他的总是锐气逼人的目光,也听不到他直率、充满激情的言谈了。
　　
　　送别胡风
　　
　　认识何先生已整整三十年。
　　1980年左右,我正在复旦念书,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贾植芳先生家中。
　　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时,满子先生与胡风并不熟悉,与《七月》、《希望》杂志也没有任何联系。满子先生过往甚密的是贾先生,应该说,他的受牵连入狱,与贾先生直接有关。这也是他俩关系一直密切、来往频繁的原因。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印象中,多年来满子先生很少来北京,但在胡风去世前后,他有两次专程赶到北京,与胡风做最后告别。
　　胡先生忽然病重是在1985年4月上旬,他住进了友谊医院。他被确诊为贲门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不能动手术,只能做化疗、吃中药缓解。医生确定,他很难活到10月。对所有朋友来说,这是惊天霹雳,他们纷纷从外地赶来探望。
　　后来,满子先生这样回忆他与胡风的最后一面:
　　胡风住在单人病房,病人的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和一张小沙发。胡风闭目坐在沙发上,我进去后他只是微微张一张眼,下颌微微点动,示意我坐在他身旁,表明他神志是清醒的。但自始至终不发一言,魁梧的身体已很瘦削,脸色暗青,病魔已把他侵蚀得异常委顿了。
　　病房里除了女儿晓风陪侍以外,聂绀弩和周婆派了吴丹丹正在看望他,不久,路翎也带着刚刚印好的第一部的《财主底儿女们》来了,把书捧在他面前,翻开给他看他所写的“序言”。这时他大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张着眼,在路翎指点着书时,他脸上闪过一脉轻微的、如不注意难以察觉的欣悦,但立即闭上眼,不再有表情了。连晓风一匙一匙喂他冰淇淋时,也只是闭着眼啜入,口唇的翕动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这只能是最后一面。6月8日,据确诊还不到两个月,胡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应家属要求,文化部同意请部分因胡风而受难的主要人员来京参加追悼会。
　　满子先生又一次来到了北京,与他同行的上海朋友有贾植芳、任敏、耿庸、王戎……追悼会之前的一个晚上,大家汇集在饭店的会议室,由满子先生挥毫抄写挽联。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与书法功力,在朋友中属佼佼者,由他来写挽联,堪当重任。
　　房间很静,空气显得凝重,除了偶尔就挽联内容议论几句外,大家很少说话,只是站在一旁,注视着满子先生挥洒哀伤与悲愤。
　　第二天,追悼会结束后,梅志请大家一同到家中吃饭――这是迄今为止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许多人都来了,而胡风先生永远不可能来了。
　　饭间,互相敬酒之后,满子先生忽然站起来,背对阳台,面朝所有人大声提议:“来,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们干杯。”高亢语调中,我听出了悲愤与凄凉。
　　回望历史悲剧
　　就在这次聚会之后,我开始确定研究方向,想趁胡风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健在时,首先做好史料搜集和口述实录,以便为未来的写作做准备。
　　满子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1987年,我去信请他回忆被捕的细节,没想到,他写来一封非常详尽的长信。信如下:
　　
　　李辉同志:
　　6月11日来信收到。因近日忙于研究生答辩,迟答为歉。
　　你所需要知道的情况,简述如下,事实非常平淡,几乎毫无戏剧性。
　　5月13日舒先生所提供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我感到了一点紧张气氛,但我自感即使有事情,也牵连不到我。15日,星期天,王戎到我家,十分紧张,说他已作交代,劝我也交代和“集团”的关系。我说我与“集团”有什么关系?他说,他是奉了吴强(当时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之命来叫我交代的。我未予理睬。这是第一个征兆。
　　但我仍觉得无论如何牵不到我,当时我住在利西路四十四号,是一幢花园洋房,几家人共住,有电话。星期一(16日)我外出回来,邻居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姓吴的打电话来,约我去一谈。我心里就料定是吴强,心想素无来往,要谈,他可来谈,他有的是车,何必要我去。当即打了电话去,吴不在,托接电话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请他来。也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这是第二个征兆。但当时仍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突然。
　　次日晨7时,我刚起床,全家也都正在梳洗,门外有敲击声,我小女儿的奶妈开门,进来的是两个便衣,未等我问来意,就问我名字,宣布:“你被逮捕了。”我一怔,问:“犯什么罪?”来人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一人说:“去了就清楚。”于是取出逮捕证,是市公安局长许建国签署的。接着用手铐将我铐上。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人,警服,将我带出。那两个便衣留下(以后我才知道那两人是在我走后搜查罪证)。
　　门前停有一辆小汽车(花园内的门,不是栅门外),我被推进车中。其中一个警衣者再上楼去交代(或请示)了片刻,下来后才开车。车出门外,总算去了手铐。车子东转西转(这是特意如此,不让我知道所去的地方),大约开了至少一个半钟头,才又在一条马路上停下。从一个小门中把我带进,我看手表,其时已近10点。
　　进入一间过道式的房子,命我坐下。引来一个人,问我早餐否?我说没有,也不想吃。其人说:“我们对犯人也‘革命人道主义’,饭你要吃。”进去张罗了一下,端来一碗面条。
　　这时,人们大概在办什么手续,决定关押在什么地方之类。大约11时,才又由押我来的两个警衣人带出,乘原车到那房子附近的一幢楼房,由大门驶入。在一间办公室,命我将身上的钱、笔、手表、皮带、鞋带,一律取出。开单,命我点数签字。我还点什么,签字就是。接着我被关入一间单身小房,有地板,但无光,整天开电灯。并给了毯子和被子。
　　我的牢狱生活从此开始。下午,我从要香烟的声音,听出了耿庸就关在我里边的一间中。我在此屋关了三天,才开始提审,而且换了一间有两三个案情不同的人的合居房间,以后并不断换房。(后来知道关的地方是建国中路卢湾区的公检法办事处)
　　情况就是如此,至于心境之类,我不絮叙。你要写起来,可能枯燥乏味之至。梅志来信,说某出版社要当事人每人自述一篇,结集出版。不知与你的是否是一回事?
　　因忙,匆匆写此,祝
　　著吉
　　弟何满子
　　6月22日(1987)
　　
　　正是在像满子先生这样一些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才能很顺利地完成一系列采访,并写出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
　　对年青一代厚爱与慷慨,却不意味着满子先生是个“老好人”,相反,他性情耿直坦率,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从不掩饰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落笔犀利激烈,火药味浓烈,有的人为此而激赏之,敬重之,当然,也有的人为此而批评之,贬低之。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没有了他,我们会感到失落。他的观点和行文风格,有的我并不赞同,譬如他评论张爱玲时的毫不留情,乃至在2005年以我不认可的方式导致陈子善兄策划的研讨会流产。但是,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君不见,正是他的特立独行,正是他的一篇又一篇犀利激烈的杂文,使三十年来的文坛,多了堪可珍惜的阳刚之气,多了野马奔腾的粗犷,多了拔剑四顾的苍凉。
　　对满子先生的坦率与耿直,我有切身感受。1988年冬天《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发表后,满子先生一方面肯定我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尖锐批评。他先请贾先生写信转告他的意见,大约一年后,又直接来信再谈己见:
　　
　　李辉兄:
　　从王戎处知道你的书又将重版,并说起我对此书有意见。我前曾把我的看法告诉贾兄,请他转告。关于写到我的部分,有几点事实上的出入:①我没有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过,当梅林、耿庸等到新文艺去时,我仍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与贾兄一道;②在释放时,工作人员没有(你想他们怎么肯这样说)对我说:“你过去是革命的。”当时只是说:“你过去的历史都已经查明白了,我们花了不少钱,飞机火车,还算对你了解了。这对你也有利嘛。”言下之意当然是历史清楚,倾向尚好,没有反动的劣迹;③释放后至去宁夏前,我并未与王戎等人经常来往。当时唯一接触颇多的是耿兄的夫人王皓,她在自杀前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办内刊而要求我帮忙。其他的人顶多只是见过一两面。
　　以上是具体事实出入。全文总的意见大致有两点,恐怕也不大容易改好。①在你的叙述中,不是将这些人从他们各自的道路上出发,对当时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保持各自独立的见解,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是好像真是一个集团,八方配合,有组织的对抗和进行。这不符事实。这正是案件制造者一贯宣传、企图在群众中造成的印象。你的文章正好支持了案件制造者的设想。这点影响可能不好。②在亲近的家属中竟没有余明英的情况,和其他几个受害者的比较中更显出对她遗漏的不应该。
　　以上两点,可能许多朋友都有共同观感。第一是可能只能从字面稍作改动,要扭转来较费力;第二点作些补充大概是较方便的。
　　我以为贾兄已告你,故未再写信。现仍将所见率直奉告,请参酌。�上,候
　　撰安
　　弟何满子拜
　　(1989年约10月)廿六日
　　
　　虽然我不一定同意满子先生对我的第一点批评,在如何还原历史的处理上,彼此可能有不同理解和想法。但能够得到他如此坦率和具体的指正和修改建议,我更感到前辈的一种信任。多年来,正是在这样一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滋润下,我感到生命的充实。
　　十几年后,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拙著,我寄赠一册给满子先生,他当即回信。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信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细节:
　　
　　李辉兄:
　　收到惠赐《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新版本,感谢无限。认真读了新增入的《风雨中的雕像》,写得很好,比正文更出色。
　　你大概不知道,你在385页上,写的香港《开卷》上那篇署名“徐盈”的文章,是我写的。原来署我的另一笔名“韩盈”,因此文是一位我与耿都认识的徐大椿女士赴美经港带去的,故改成她的姓。据说,这篇小文起了一点意想不到的作用。据李一氓谈,当时中联部(他们注意这类港台资料)曾印在内部参考材料上供参考过。梅志知道这事。附告。
　　再次感谢赠书。匆祝
　　撰安
　　弟何满子
　　4月11日(2003年)
　　
　　满子先生所谈“徐盈”文章,我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1980年,胡风在北京与朋友含泪重逢时,海内外舆论界已经在关注着“胡风集团”的平反进程。
　　1980年5月出版的香港杂志《开卷》二卷十期,发表了徐盈在美国的演讲纲要《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中的轴心》,集中谈到了关于“胡风集团”彻底平反的问题。作者认为:“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字狱――以后的‘反右’和‘四人帮’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规模虽然更大,但就严格意义上说来,已不属于文字狱的范围,而是政治性事件了。”
　　作者认为对胡风集团一案如何处理,将关系到文艺界是否真正团结、是否有前途。他写道――
　　“但是,中国文艺是否还有前途,中国能否真正安定团结,就要看宗派统治是否能得到彻底铲除;那试金石,首先就是要看胡风案件是否能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这是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的轴心。这并不是要不要‘向前看’的问题,也不是要‘翻老账’,而是因为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文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看来,阻力仍相当大,这还得经过相当曲折艰苦的斗争,但前途应该是光明的,否则,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记得当年写作时,读来自香港的署名“徐盈” 这一文章的剪报,我曾猜想作者是否为《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还为他能在美国发表这一演讲而钦佩。满子先生的来信,为我解开了一个谜。
　　原来,机智的满子先生,以杂文家的想象力,虚构出这样一篇演讲,在中国历史转折之际,为乍暖还寒的文坛再撒融雪剂,从而使胡风,使满子先生本人及朋友们冤案的解冻加快了速度。
　　时过境迁,一个细节的还原,为沉重的悲剧抹上了一份喜剧色彩。走笔至此,我分明看到满子先生面对历史老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他笑到了最后。
　　
　　又回故乡
　　
　　回到龙门古镇。
　　难以理解,在这个有着辉煌历史传统的村落里诞生的孙承勋,舍弃诸多足以“光宗耀祖”的名字不用,却为何选择了被伤感悲哀浸泡得格外沉重的“何满子”三个字作为笔名,陪伴自己走完漫长人生?
　　“一声何满子,落泪到君前。”从古到今,“何满子”在诗歌中,无不与苦难与痛苦相关,最有名者莫过于白居易的诗句:“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他还这样注释说:“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满子先生自幼熟读经典,白居易的诗句和“何满子”的典故,他不会不清楚。可是,他却选择了它。
　　于是,孙承勋从龙门古镇走出,何满子向世人走来――一个桀骜不驯、坦荡无畏、不惧是非的执拗文人,充满自信地走来。
　　磨难却不期而至,将他笼罩。历史悠久的“何满子”典故,因这个人的遭际而在20世纪多了新的浸泡,多了名字与命运的巧合。
　　满子先生离开龙门多年,重返故里生活则是在命运多舛的1966年秋天。不是衣锦还乡,更谈不上光宗耀祖,而是以戴罪之身从上海被遣送龙门。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回忆说:
　　这时,我收到吴仲华从家乡的来信,诉说她在乡间也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抄家和凌辱。信是拆开了的,显然被检查过。9月底,红卫兵便向我发出了驱逐令,张贴在单位院内的广场上。内容大致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何满子,在家乡有极大民愤,当地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押解回乡批斗,特下驱逐令,于二十四小时内押解回乡,云云。……下驱逐令的次晨,我就被押送回原籍乡间,一直放逐到1978年冬天,共十二年整。
　　二十多年前,满子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还讲述过自己在家乡被批斗的故事。说是批斗,但因为都是姓孙的本家,碍于情面,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对他的批斗,总是戏剧般收场:
　　有人大声宣布:“何满子是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自己交代。”
　　他上台交代几句。
　　“不彻底!”本家们齐声高呼。
　　“那让他认罪。”
　　他朝着观众三鞠躬。然后,随即有人宣布:“好,散会。”
　　日子艰难,却少了在城市单位里的严酷无情。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满子夫妇在家乡龙门住了将近十二年,直到1978年解冻时节的来临才返回上海。
　　谈到故乡的十二年生活,满子先生写道:“乡村的劳动人民确实很厚道诚朴,即使对我这个‘朝廷钦犯’也照顾帮助,比起上海的牛鬼们来,我受的折磨要轻得多……”
　　故乡以这种特殊方式,为受难的何满子提供了温暖。
　　故乡难忘。可以相信,当晚年的他题写“来这里读懂中国”时,没有忘记龙门古镇的一切。
　　如今,他已魂归故里。
　　“一声何满子,落泪在君前。”千年龙门古镇,你看到归来的游子了吗?■
　　(责任编辑/金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