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以后,巴金在重庆住了将近两年时间。身在“战时的首都”,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那个社会在一天天烂下去。巴金决心积极投身到为受苦人申冤的行列,揭穿黑暗,呼唤光明。
当年在重庆,巴金皮包里常常放着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沓信笺纸,走到哪里,就找一个小碟子,倒上几滴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就可以写文章了。找不到小碟子,把茶杯翻过来磨墨也可以写。在重庆,巴金就是用这种方法不停地写。有一天晚上,他住在北碚的旅馆里,没电,就找来一小段蜡烛点燃写起来了。正运笔如飞的时候,烛光逐渐微弱,蜡芯熄灭在残留的蜡液之中,黑暗一下子包围了他。这时的巴金多么渴望有一线光亮啊!他多么希望再有一段蜡烛,可是在那样的黑夜,要找到一丝光亮太不容易了。
1944年初冬,巴金开始写《寒夜》。那正是重庆的一个寒夜,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不久。《寒夜》的第一章,就是汪文宣躲警报的场面。这是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没有历史性的大事件,却因为它的人物的典型性和普遍性而使它成为史诗性作品。
《寒夜》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小公务员,每天按时上下班,老实负责地工作,病了也不偷懒,可是薪水很低,让人瞧不起。汪文宣身上有巴金的影子――那些年,巴金也像汪文宣那样做校对工作。稍有不同的是,巴金比汪文宣多了一些稿费。他住在重庆民国路一座破烂的三层楼底楼,那里居住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肺结核是他们患的最普遍的病,却没有钱医治。那时候,一支能治疗肺结核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要一钱黄金,相当于一石白米钱。再加上不公平的社会给家庭带来的忧闷、怨恨和纠纷,许多人郁郁而死。
巴金写《寒夜》就是要为贫苦的知识分子出气、叫屈,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社会。那个社会除了官僚政客和耀武扬威的军阀,最得意的是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偏偏是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事。
《寒夜》是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面一间狭小、潮湿、阴冷的小房子里开始写的。在小房子的周围,每到夜里,诉苦声、怨愤声、吵骂声、哭泣声、呻吟声,声声入耳。巴金就是在这样的寒夜中,写写停停,一直到搬回上海,1946年的除夕夜,才写完了《寒夜》的最后一个字。■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