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开国第一宴” 在北京饭店开宴 1949年10月1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外贵宾,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开国第一宴”。
世界上的著名饭店不少,而能在开国之际举办开国大宴的并不多。对北京饭店来说,举办如此隆重的大型中餐国宴也是头一回。而在此前受命到北京饭店执行保卫任务的便衣队员们,得以饭店服务员的身份,目睹了“开国第一宴”的盛况。高福禄便是其中的一位。刚举行完开国大典,高福禄就被调到北京饭店任保卫干事。
为了筹办这次开国第一宴,最忙碌的人,就数刚刚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了。他原是冯玉祥军中的随军牧师,非常熟悉礼宾的仪规,而且对北京饮食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哪几位名厨,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因此,这史无前例的盛会就由余心清亲自统领操办。
北京饭店虽说是京城第一名饭店,但以往为适应洋人口味,多经营西餐,以法式大餐最为有名。而现在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中餐宴会,仅凭北京饭店一己之力是难以承担的。
余心清和当时北京饭店经理王韧、副经理沈平多次商议后决定,先引淮扬菜系入北京饭店,因淮扬口味适中,菜肴面点皆全,南方人和北方人都易于接受。
举办一场大型国宴,如同演奏一部大型交响乐,又如同一场大规模战役,需要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没有一位总指挥是不行的。大型宴会的总指挥行话叫“宴会总管”,如今称“宴会设计师”。担纲“开国第一宴”“宴会总管”的是北京饭店的郑连富,他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宴会设计师”专业称号的人。
执掌“开国第一宴”的总厨师长朱殿荣,做了几十年的菜,能在“开国第一宴”上做烹饪总理,让他感到无比幸运和喜悦。那些天,朱师傅心里乐呵呵的,可嘴上却没工夫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为了办好开国盛宴,北京饭店上下总动员,做了大量精心准备。首先在保证卫生和安全的前提下,所有宴会原料都经过了严格检疫,肉取哪个部位,菜用哪个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工作,都是在警卫部门的严密监督下进行的。
10月1日晚7点整。
在欢快的迎宾乐曲伴奏下,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外贵宾们步入了宴会大厅,还有在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以及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会聚一堂,整个宴会大厅洋溢着一派喜庆欢快的气氛。
在大厅穿梭往来的服务人员也格外忙碌,在场负责安全的便衣警卫人员都穿着服务员的服装,一面跟着端酒上菜,一面警惕地观察着出席宴会首长和外宾们身边的动静。
前来参加宴会的,除了军政首长、外国宾客,还有许多朴实的农民,刚毅的战士,强壮的工人,看到这些普通、平凡的劳动者和战士,高福禄和其他服务员一样感到分外亲切,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
邓小平大度地说:“这个战士
做得没错”
高福禄被调到北京饭店任保卫干事后,刚开始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饭店大门内的问讯窗口值班,看到有哪位中央首长或高级民主人士进来,就及时出去迎候,以免发生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或意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礼宾迎接。当然,那时在门口守卫更重要的职责是保证首长安全,同时要防范坏人混入。
北京饭店那时由人民解放军公安纵队一个连负责执勤警卫,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仍按战争年代的那一套规矩行事,端着大枪,态度生硬地拦住每一位客人,查看证件,再动作机械刻板地护送进门,有如押送犯人,这让一些宾客特别是民主人士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对这类不懂礼貌礼节的行为,有的客人多次投诉告状。这些情况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他过问,饭店遂决定采取改进措施,设问讯处,由保卫干事负责辨认首长和贵宾,负责迎接引领事宜,而执勤警卫则听从保卫干事的指挥调动。
别看北京饭店门口的问讯处只是个小小窗口,却让初来的保卫干事高福禄接触和经历了不少难忘的人和事,也让他对一些首长的个性品格有了更多细微的了解。
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兼二野政委的邓小平来到北京饭店开会。
利用会议的间隙,邓小平也像外来客似的,蛮有兴致地去饭店附近遐迩闻名的王府井和东安市场逛了逛。他不喜欢兴师动众摆首长的谱,也想给自己一点儿自由,就来了个单身出行,没带一个随身警卫。
可没想到,等他逛完了街,乘兴而归时却惹了麻烦。北京饭店门前的执勤警卫不认识邓小平,再看他个子不高,穿一件斜纹布衣,也不像个大首长的样子,身边又没带警卫,还没带证件,就拦住了他,不让他进去。
执勤警卫问:“你找谁?”邓小平语气平和地回答:“我是邓小平,我不是找人的,没什么事,让我进去吧。”
谁知,这个北方的年轻战士居然不知道鼎鼎有名的二野首长邓小平是何许人!仍然坚持着不放他进去。
正在邓小平有些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时,办完事刚回到问讯处值班的高福禄看见了门口发生的这一幕。
高福禄赶忙从问讯处走出来,迎了上去:“邓政委,实在抱歉啊,这是新来的战士,还不认识您,您快请进去吧。”
邓小平也大度地说:“没关系的,这个战士做得没错,不要责备他。”说完就快步走进饭店去了。
与二野并没有什么联系的高福禄怎么会认识邓小平呢?原来还是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曾经到山西太行山解放区参加了一次抗日群英大会。当时还是个儿童团员的高福禄,在摆满缴获日本枪炮的学校操场上接受了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邓小平的检阅。正是在那次检阅中,让小小的高福禄心里牢牢记住了这位个子不高的首长的模样。没想到数年之后,首长与儿童团员的再次相见,使他能够为在北京饭店门前遭遇尴尬的邓小平解了围。
“我有个同事,原来也是保卫队的,后来到武汉公安分局任局长,出门还带着警卫,显自己的派头,耀武扬威的,其实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越是高级的干部,越不愿意警卫跟着,越不摆架子。”高福禄回忆此事时这样说。
还有一次,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员的林彪来北京饭店参加会议。适逢周末,林彪带着女儿豆豆和儿子老虎来饭店玩。当时的林老虎穿了一身红毛衣,天真多于调皮,他缠着常在饭店大堂里转悠的高福禄“高叔叔”一起玩。玩熟了,林老虎用很信任的口气对高福禄说:“叔叔,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高福禄故意逗他说:“不知道。”
“我爸爸是林彪,你可别告诉别人啊。人家知道了就一定要他带警卫员了,他不愿意出去老有警卫叔叔跟着的。”天真的林老虎一番话,道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党内高级领导人外出多是轻车简从,不习惯带警卫的。
然而,人与人各异,事情也不尽相同。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召开一个全国公安系统的厅局长会议,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刚刚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从会见大厅里出来,边说边往外走着。
这时,有一个省公安厅的厅长,披着一件大衣,醉醺醺地从北京饭店大门口走进来。执勤警卫看他那副样子,就提醒他不要再过去了,说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就要出来了。
可这位公安厅长根本不听劝,那天他为了去赴老战友宴请,不仅耽误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还喝得晕晕乎乎的,不管不顾地一个劲儿往里撞,正好和迎面出来的周恩来碰了个对面。
照理说,一般人看见首长过来都会主动避让一下,可这位喝多了的厅长却衣衫不整、一摇一晃地径直往前走。
周恩来见了就拦住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参加全国公安会议的。”他硬邦邦地答道。
“开公安会议也不能这么不讲礼貌啊!”周恩来有些生气了。
这时,北京饭店警卫科干部王宝顺赶忙过来,喝住了这位厅长,要他站下。
这位公安厅长这时才一下子清醒过来,呆呆地站在那里,接受周恩来的批评。
周恩来当即把公安部长罗瑞卿找来,严肃地对他说:“你们开公安会议的干部怎么这么不讲礼貌,我看要拿出两天开会时间,专门整顿文明礼貌作风。”
事后,那位挨了周恩来批评的公安厅长也给公安部办公厅打来电话,检讨了自己犯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和组织上的任何处分,但他对北京饭店警卫科的干部阻拦却仍是耿耿于怀。
好心办坏事被总理批评
饭店领导反复向饭店工作人员强调的是:“安全保卫工作要做好,必须依靠群众。要以服务面貌出现,内紧外松。谁搞神秘化,谁就搞不好安全保卫。”
周恩来也曾专门指示北京饭店有四大任务:卫生、服务、安全、经济。四项任务中,安全第一,卫生第二,服务和经济收入分列第三和第四。
因此,北京饭店的员工既是服务员,又是安全保卫者,一切要对中央首长负责,确保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如遇敌特分子掏枪行凶,贴身服务员是一定要上去为首长挡子弹的,每个服务员都被教育要做好这种牺牲的精神准备。
在当时的北京饭店内部,为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都编了服务代号,毛泽东是一号,刘少奇是二号,周恩来是三号。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无论中央首长到外地考察、访问,还是检查工作,出于安全和卫生考虑,都要从北京饭店抽调服务人员跟随,带上首长专用的暖壶、茶杯、餐具、饮用水等,以免到了一些偏僻地方,没有安全检验和消毒设施。
那时的北京饭店,对中央五大书记、书记处等领导人的餐饮用品,都要在用具下面写上编号,专人专用。首长走到哪里,他们的用品就装专用箱子带到哪里,随时取用,方便安全。遗憾的是,这些为首长准备的专用餐饮用具和专用箱子,都在“文革”当中丢失了。
在北京饭店内,凡餐饮宴会需用的食品,都要经过化验,留下样品,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好有个证据。开始是用土办法,水和每道食品先要由警卫人员品尝口验,没问题后才能上桌。后来,上级为北京饭店专派了食品安全方面的苏联专家,制定出了一套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和方法,就不用警卫人员品尝那套土办法了。
高福禄刚到北京饭店不久,年轻、热情,工作积极性颇高,他每天都在饭店门口和大堂里不停歇地巡回转悠,每时每刻都在警惕着消除一切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
这天,他在大堂里站了一会儿,看到大堂中央摆放的沙发上,时常有人来坐一坐,或是等着与住宿的客人见面,或是把这里当做与人接洽、聊天的场所。
高福禄忽然警惕起来,感到在这里放置沙发是个安全隐患:一是遮挡了大堂观察的视线,二是容易给混进来搞破坏的人提供留滞、窥测的方便。
于是,高福禄就生出一个新的念头:把沙发搬走,让大堂显得更敞亮、更一目了然。他把想法告诉了另一位保卫干事小史,二人一拍即合,且说干就干,找来几个服务员帮忙,一起搬沙发。有些老服务员感觉这样做不符合饭店行业的老规矩,但戴着军管会袖标的保卫干事下令了,他们哪有不服从之理?于是就按吩咐行事,把大堂里的沙发搬走了。
望着搬走了沙发后的大堂,高福禄感觉敞亮多了,也有一种更安全的感觉,心里不免为自己的小改进洋洋得意。
搬走沙发后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北京饭店理发。理完了发,他没有马上离开,在饭店里转了转,正好在大堂里遇见赛福鼎从会议厅出来。赛福鼎一见周恩来,就请他去给正在北京饭店开会学习的政协委员们讲讲话。周恩来摆摆手说:没准备,就不讲了。
这时,周恩来想起正好有些事情要跟赛福鼎说说,就准备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来。可他们举目四顾,发现沙发没有了,只好站在那里简单说了几句就分手了。
在门口值班的高福禄送周恩来出了饭店大门,心里也感到稍事放松:总理今天在饭店一切安全顺利,没发生什么意外事情。他正准备返身回值班室,却见周恩来上了车又从车上下来,向饭店走来。高福禄以为周恩来又有什么事情要回来办,赶忙迎上前去。
周恩来并不认识新来的高福禄,但他的卫士长何谦认识高福禄,就告诉总理,小高是从高富有队长那里派过来的人。
周恩来对高福禄说:“你们经理呢?大堂沙发搬到哪里去了?”
高福禄看周恩来的样子和说话的语气不像是要表扬这件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沙发是为饭店客人准备的,沙发搬走了,大堂空空荡荡的,连个临时坐一坐的地方都没有,像个什么样子?”周恩来又说。
从高福禄的神态中,周恩来感到这事大概跟他有关,同时猜到了搬走沙发的用意,就说:“小同志,我不是批评你,好事都让你们给办坏了。保卫工作也得走群众路线嘛。告诉你们经理,赶快把沙发搬回来。”高福禄低头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总理的批评。等周恩来走后,他和几个同事赶紧把沙发又搬回了大堂。
“外事无小事”
外事无小事。这是如今从事外事、外交工作人员最常引用、最为熟悉的一句话。许多人知道这句话是周恩来最早说的,但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就说不出所以然了。
据当年在北京饭店工作的高福禄回忆,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亲耳听到周恩来总理对北京饭店经理讲了“外事无小事”这句话的,而引发周恩来讲这番话的那件事,也正与他有关。
那一天夜晚,已担任北京饭店办公室主任的高福禄正好在北京饭店值班。半夜12点时,饭店收发室收到了一份从国外打来的电报,是发给住在北京饭店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洛桑先生的。
收发室的值班员向高福禄报告了这件事,随后请示说:“客人现在已经休息了,是马上给他送去,还是等天亮后再送给他?”
高福禄问:“是加急电报吗?”
值班员回答:“是一封普通电报。”
“那就明天一早送吧。免得影响客人休息。”高福禄自作了主张。
第二天清晨6点,服务员将电报交给了洛桑大使。大使接过电报,向服务员表示了感谢。
谁知在事情过去了四五天后,外交部忽然给北京饭店打来电话追问此事。电话说接到巴基斯坦大使向外交部的反映,北京饭店耽误了发给他的电报。巴基斯坦大使说:这封电报从巴基斯坦发到北京用了六个小时,可是从饭店收发室送到他手上也用了六个小时。
外交部后来又派专人调查此事,并要求北京饭店处分直接经办人,以挽回国际影响。高福禄当即向外交部来人解释说:“收发员向我报告收到电报,我考虑到客人正在休息,不便打搅,这才没叫立即送去。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当时的北京饭店经理认为,一封普通电报,没有连夜急送,也是事出有因,似乎不能就因这件事随便处分属下员工。
正好这时,周恩来总理来北京饭店理发。经理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并对周恩来说:“实在要处分的话,就处分我这个经理吧。”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主动承担责任,不处分下属是对的。但就这件事来说,你确实负有责任。你没有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外事教育。外交上的事不可按一般常理来处理。今后你要多多告诉员工:外事无小事。”
后来,高福禄和经理以及收发室的值班员一道,直接向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道了歉,妥善解决了这一外事问题。
高福禄还讲了一个关于饭店副经理的故事。
那是1952年冬天,严冬腊月里,北京饭店的暖气却烧得一点也不热。正逢中央政府要在北京饭店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不少高级民主人士都将前来参加宴会。
宴会之前,公安部检查人员感到宴会大厅内的温度不够,有些凉意,就特地给周恩来总理打了电话,提醒他赴宴时注意多穿一件衣服,以免受冻感冒。
周恩来听后,立即想到这是个重要的宴会,北京饭店怎么连暖气也烧不热呢?当天下午,当他踏进北京饭店的大门后,果然没有温暖的感觉,倒有几分凉意袭来。他生气地大声问:“北京饭店,谁在这里当经理啊?”
正好国务院一位局长陪在周恩来身边,他也不清楚北京饭店有一位罗瑞卿亲自任命的李新在这里当经理,就凭印象信口说道:“北京饭店好像现在还没有经理呢,只有一位副经理。”
“只有副经理怎么行,再派一个经理吧,加强领导嘛。”周恩来也顺口说道。
从那以后,李新就成了饭店的副经理。直到他调任前,作为办公室主任的高福禄为他整理档案材料,才发现了罗瑞卿部长正式给他签发的北京饭店经理的任命书。
高福禄不解地问:“你是名正言顺的经理,为何不解释清楚呢?”
李新半幽默半淡定地说:“总理说我是副经理,我就是副经理嘛。我当时要解释说我是经理,可能连副经理也当不上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李新调到了北京新桥饭店,当的也是副经理。再后来,他又到了民族饭店,当的还是副经理,再也没有当过经理。■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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