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1906年9月生,黑龙江望奎人。192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又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在东北任职,后调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77年9月29日在北京逝世。中共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
儿时记忆里,父亲好像并不喜欢我,我很怕他
母亲说,父亲生性沉默,除了喜欢看书,就是喜欢孩子。然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好像并不喜欢我和妹妹双双。他老是那么严肃,老是对我们不满意,我很怕他。
1945年9月,父亲奉毛主席的指示带着干部团从山西去东北。由于路上要过敌占区,很危险,中央指示不准带孩子。父亲和母亲决定忍痛把三岁的我和十一个月的妹妹双双留在河北省涿鹿县我母亲的老家。直到1948年10月,父母亲才派人把我和双双接回了他们的身边。在与父母分开的这三年里,大部分时间我住在母亲的后奶奶家里,受尽了虐待,天天想着回到母亲身边。可是当我们在哈尔滨火车站见到父母时,已经不认识他们了。双双的寄养家庭没有告诉她有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回到哈尔滨后,双双经常宣布“这里不是我的家”,要回到“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家去。双双每次说这句话时,母亲就伤心地流泪。不久,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们全家来到沈阳,我和双双直接进了位于北陵大院里全托的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小学和幼儿园,很少有机会见到父母。
那时候东北刚解放,百废待兴,父母顾不上我们。幼时和父母分离造成感情上的隔阂时时影响着我们,尤其当他们严厉地批评我们的时候,就以为他们不喜欢我们,越发躲着他们。星期六,他们派人去学校接我,我就藏在床下边不回家。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看着双双,慈爱地挑起左眉向她笑。很少见到父亲的双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竟吓得哭了起来,父亲也很没趣儿地走开了。当时,我们痛苦,父亲母亲更痛苦。有次我给母亲讲我小时候在后太姥姥家过的悲惨生活时,她说:“你活下来了,这就不错了!”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的两个姐姐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都没能活下来。
我和父亲最大的一次冲突是在1960年的暑假。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结束了紧张的高考,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可真是松了一口气。父亲母亲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在那里召开的会议,也带着我们去了,我就和朋友们玩疯了。父亲母亲很怕这样优越的条件会惯坏了我们,天天逼着我们写大字、读报纸、纳鞋底子,早晨5点起来磨豆浆、帮着工人拔草…… 我很不愿意做这些事,常常溜出去和朋友们玩。父亲发现了几次后,终于“火山爆发”了。他整整骂了我三天,而且上纲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线上。他说:“少奇同志说,‘以前是反革命的老子有革命的儿子;现在有可能是革命的老子有反革命的儿子’!你十八岁了,整天还是玩、玩、玩。你妈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在领导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了!你看看外边那些干活的农民,他们在十八岁的时候要干活养家,他们能玩吗?”“干部子女条件太优越,脱离群众,很危险!”“你是干部子女,条件比别人好,你就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努力学习,学成全班最好、全系最好、全校最好,这才对得起人民给你提供的这个条件。”他“骂”够了,转身往外走时,还重重地留下一句话:“你到底走什么路,你自己决定,我没有时间和你没完没了地这么说,我还有六亿人的事要照管呢!”
我被他骂得哭了好久,心里觉得很委屈,并不真正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生气。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再看看这些年来在一些干部子女中出现的问题,才开始理解那时父亲思想中深深的忧虑。
尽管我那时并不真正理解父亲,但那次的批评在我思想上造成了压力。我在清华学习很努力,一方面是受清华良好的学风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心里在和父亲赌气。心想,我就要学一个全班最好给你看看!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的头三年,正碰上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常常吃不饱饭。但我仍然刻苦学习,到四年级时,我的主科成绩全是五分,被列在当年中央的一份有关高级干部子女学习情况的报告里,其中特别点名表扬的三个人中,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才看到父亲的脸上有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四个月
“文革”中,一夜之间,我的父亲被打成了“黑帮”,我很不理解。那时候,我对父亲还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我深信他是一个正派人,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忠诚的人。他对子女那样严格要求,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后来,我也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在学校里被斗了几次,不分配工作,在军垦农场和清华大学监督劳动了三年。
“文革”中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音信是1966年12月18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批斗大会后。北京几所大学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批斗大会,声称要“血染十八块”,即要对付十八个他们所谓的“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其中除我的父亲外,还有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北京市副市长刘仁,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等人。我的朋友们亲眼目睹了那次残酷的斗争会以后,惊骇得许久不敢告诉我们详情,只说我父亲因为不肯跪下,被打得很厉害。听有人说,父亲在三○一医院治胳膊,弟弟炎炎就打扮成红卫兵到三○一医院去找父亲,但没有找到。从这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父母的消息了。
1972年8月5日,我们被允许在秦城监狱会见父亲。六年来,他老人家音信全无,突然知道他还在世,我们姐弟几个都很兴奋。但当我们在秦城监狱见到父亲时,谁也不敢相信这位骨瘦如柴、目光呆滞的老人就是父亲。从秦城回到北京后,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让父亲出来治病,而且允许我们姐妹照顾他。几天以后,毛主席批准了我们的请求,父亲被送到北京阜外医院就医。那时,他还没有解除监护,当时的中央专案组,让秦城监狱的看守和父亲同住在一个病室内。阜外医院内科的主治医生郑德裕大夫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是吉林医学院毕业的,在东北时曾听过我父亲讲话,对老一辈的革命家很有感情。他对专案组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对专案组的人说:“林枫的病情很严重,有生命危险。你让看守和他住在一个病室内,他就紧张,睡不好觉,病情就会恶化。要是死了人,毛主席的批示就白批了。”专案组没有办法,只好让看守搬到对面的病室内,而允许我们姐妹晚上守在父亲的房里。我那时觉得郑大夫真是了不起,他敢这样和专案组作斗争。父亲在阜外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在他生命垂危、气管已经切开而无法发出声音的时候,他用嘴型对阜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说:“谢谢你们!”
看守搬走了以后,我们姐妹几人就轮流陪夜。第一个晚上是我陪的,父亲很兴奋。六年了,他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消息,连林彪出逃的事也是前几天在秦城会见时我们悄悄告诉他的。他不停地说呀、问呀,而且声音很大, 护士长几次来告诉我们说他把整个病房的人都吵醒了。我也几次提醒他不要再说了,但他就是停不住。后来专案组也听说了,专案组的人跟我说:“你父亲是个五分钟才说一句话的人,怎么现在突然话多起来了?”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低头不语,半天才说:“五分钟一句话,六年下来也够说几天的了。”
从1972年8月到12月底,父亲一直处于一个犯人监外就医的状态。专案组的人要我们保证,除了我们姐弟几人及医护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许进病房和我父亲交谈,否则我和父亲就要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那时有些老同志听说了我父亲住在这个病房,就找到这里来看望他。我非常紧张,赶紧让叔叔阿姨们走。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对我说:“专案组不是说,主席批示‘放他出来治病’吗?你去问问他们,这叫‘放’吗?这也没有‘放’呀!”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就没有回贵州工作,而和妹妹们守在父亲身边。这四个月里,我几乎天天去医院,即使不是我的班我也想去。和父亲朝夕相处的四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第一次发现父亲一点儿也不可怕,他非常慈爱。父亲以前总是忙工作,或是看书,没有时间和我们谈话。现在他没工作了,眼睛也坏得无法读书了,每天下午他就坐在床上和我们聊天,从他午睡起来一直聊到夕阳西下,从北京大街上卖的烧饼夹酱牛肉一直聊到他幼时东北老家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谈到母亲,他说:“你妈呀,就是爱说。一说起来呀,黄河开了闸,挡都挡不住!”父亲说得那么形象,逗得我大笑不止。
父亲的头脑非常清楚,与世隔绝了六年,很快就跟上了形势。老百姓的反映告诉他,他很快就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以前他很遵守纪律,从不和我们讲党内的事。现在党内的这些事都在大字报、小字报上公布出来了,我有疑问的地方去问他,他就耐心地给我讲党史。父亲看到我们经过了这几年的磨难,比过去懂事了、成熟了,能给他办事,甚至能和他深入地讨论重大政治问题了,也很欣慰。所以在1972年10月,母亲刚放出来的时候,为了让母亲早些跟上形势,他让我带话给母亲:“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让母亲向我们学习。
父亲在深夜里把我叫醒
1972年8月,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时,母亲还被关在当时设在中央政法干校的另一所监狱,父亲很想念母亲。一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医生给他采取抢救措施。他觉得自己活不过去了,就在深夜里把我叫醒,和我说了他想念母亲的心情。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大。我看着父亲,觉得全身心都被他发自肺腑的话语震动了。可喜的是,父亲终于活到了和母亲相见的那一天。1972年10月,在我们一再写信的请求下,母亲终于被放出来,在监护下住进了三○四医院。开始时,只许我们姐弟几个人探望,不许父亲和母亲见面。母亲还没有被放出来时,一个阿姨送给父亲几个很好的鸭梨。父亲舍不得吃,说要留给母亲。最后,几个鸭梨都干成了黑硬块,母亲还没放出来。有一次回家,我就把这几个干梨带回去,扔在了家门口的垃圾箱里。父亲马上就发现了,一听说鸭梨被扔了,大发脾气,拒绝和我说话。我吓得赶紧骑上车,带着几个月的身孕,从阜成门飞速赶回和平里五号楼的家。幸好清理垃圾不及时,那几个干梨还在垃圾堆的顶端。我探身进去把梨捡了起来,送回到医院,父亲这才平了气。母亲出来以后,我把这几个干梨拿给了母亲。母亲用缝被子的棉线织了个袋子,把干梨放进去,挂在桌旁,天天看着。我去三○四医院看母亲的时候,把父亲在病重时讲的关于她的话告诉了她。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我重复这些话。母亲去世的前几年,我每年都回北京看她。她每次都要求我坐在她身边并说:“你再把你爸爸和你说的那些话说一遍,他是这样说的吗?”我就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话。
1972年12月底,父亲和母亲都解除了监护,他们终于得以相见了。父亲给我在1973年1月出生的女儿起名“庆庆”。两个“庆”字,庆祝他们双双恢复自由。在阜外医院最后的两三年,正是双双的女儿林林和我的女儿庆庆三四岁最好玩的时候。父亲总是兴奋地等着她们的到来。从午觉醒来就早早地准备着,直到被她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不再答理她们为止。但等她们走了,他又会躺在那里回味她们说的每一句有趣的话。父亲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尽管医生着急地催促他起来走路,他就是不肯起来,只有庆庆能把他拉起来。我那时候在贵州工作,常把庆庆放在北京。我的妹妹京京每天下午带着她去医院。庆庆去了以后就“蛮横”地把爷爷(我们家不分内外,我的儿女称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从床上拉起来,拉着他到外面散步。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跟着她走。其他病人常会站在门口,微笑地看着这一老一少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纷纷招呼:“林老好!”看到庆庆有如此功效,父亲那时的主管医生王静大夫兴奋地对庆庆说:“你成了半个大夫了。我们给你一件医生的白大褂,每天就在这儿上班吧!”庆庆到现在仍然记得每次去看爷爷的时候,爷爷总是早就举起了手在等她的情景。天真的庆庆不能理解爷爷怎么会预先知道她来,还以为爷爷能掐会算。我知道,父亲每天都侧耳听着庆庆的小皮鞋在医院走廊里跑过的声音,所以早早就准备好了跟孙女握手。
“不要说很多话,要说一句话”
父亲常告诉我们要“沉下心来想问题”,“不要跟着风走”。他和我说:“不要说很多话,要说一句话。”我明白,他是在告诉我,要把问题想透了再说话,只有把问题想透了,才能一句话点到实质。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北京市全天停课、停工打麻雀,我领着弟弟妹妹兴奋地爬到房顶上大喊大叫轰麻雀,父亲从屋里出来,厉声叫我们马上下来。他的脸色非常严肃,但又不讲任何道理。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这个谜到很多年后才解开。父亲每当看到我们处于这种盲目的狂热状态时,就会很生气地说:“你们呀,就是要刮风、刮风!”
有一次,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家里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提到1960年暑假父亲骂我三天的事。父亲曾说他有六亿人的事要管,没时间跟我多说。弟弟炎炎开玩笑地说:“现在没有六亿人的事了,只管六个人吧(我们姐弟共六人)。”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沉思了半天,抬起头来严肃地说:“告诉炎炎,六个人的事和六亿人的事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父亲确实非常注意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文革”中,我们姐弟六个都有过坎坷的经历。有时,我们对一些错误地对待过我们的人有情绪。父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就对我说:“你要给妹妹做工作,让她明白不应该对这些人有情绪,如果我直接和她说,她会伤心,因为她确实在‘文革’中因为我受了委屈。可是这些人只是普通群众,他们是跟着错误路线走的。如果我们的队伍在每次路线斗争之后就分裂成两半,那么这十次路线斗争之后,我们不是就分裂成二十片了吗?张国焘路线之后不是就走了一个张国焘吗?高岗事件后,中央让我出头解决高岗集团的处理问题。我见到高岗的秘书,他是一个青年,他知道什么,还不就是执行高岗的指示吗!我就给他很好地安排了。那些所谓‘高岗分子’只要是对高岗问题有认识,我都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让人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父亲在处理高岗集团问题时,本着团结大多数干部的精神,宽宏大量地来处理,使那些同志中的不少人在认识了错误以后,又给国家作出了很多贡献。
后来,父亲的病情加重,1976年年底,又患了脑血栓。尽管医生尽了一切努力,他还是在卧床十一个月后去世了。
父亲去世以后,1979年7月和1984年7月,中国共产党分两次对父亲的入党时间和所谓历史问题做了澄清,为他恢复了名誉。
父亲没有活着见到这一天。但我想,父亲深深地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希望,他个人的结论才会有希望。
我觉得,父亲和母亲传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对普通群众和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