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风沙的日子金庸先生来到北京。我按约定时间赶到香格里拉饭店。午餐后赶回饭店的金庸先生没能休息,来来去去已见了几批朋友。显然金庸先生有些疲劳,且口干舌燥。问他是否喝点水,休息一下。他虽温和地表示“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主动为他倒了一杯矿泉水。他没几口便喝光了。他喜欢我称呼他金庸,说这样亲热一些。
我想和金庸先生聊天肯定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古装戏的写法,离不开正剧、正史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其实多年前金庸先生就不再写小说,而是开始写一些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文章。他参与起草了《香港基本法》,近年有关法律问题的重大讨论金庸先生都参加了。他说他离文学远了一点儿。
尽管金庸先生不写小说了,但读者对于他的小说仍然非常关注,也不间断地有一些批评和指责。所以金庸先生说,想丢掉作家这个帽子还丢不掉。他说:我做学者的长处是我的文字还可以。我对历史的思考,我自认为独到的见解,可以用我擅长的笔法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用文学性的语言写学术性的文章,使各个层面的读者都可以了解。我说,作为作家和学者,您身上潜在的政治素质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认为这种素质得益于做过四十年报纸,搞报纸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不可能的。
谈话至此,我顺着杆往上爬说,您的意思很显然,长期的新闻报业工作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政治素质,可以培养出政治家。那我也跑了半辈子新闻,怎么就一点没有政治家气质?金庸先生笑笑说,报人多了,不可能个个卓尔不群、出类拔萃!我接上话茬:对,您说得对,所以我是“平庸”,您是金庸。
金庸先生听我说完,很优雅地笑笑。不像我满口白牙一个也不想藏地哈哈大笑起来。心想,这就是我和政治家的差距吧。我还没从“比较学”的思考里转回神来,金庸先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他说,一个国家培养高尚的道德风气是很重要的。他近年研究法律问题,主张让人们知法懂法,如果从政府的领导人到普通公民都遵守法律准则,那么我们的国家就算走上了法制的轨道。法律是冷冰冰的,是很严格的,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就要从道德上进行教育,这种德育可以使法律变得温暖,有人情味。我们中国的观念,除了遵守法律之外,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以道德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目的的。
金庸先生说他常到西方国家,但他不习惯那里的人际关系,就连父亲和儿子共进晚餐,吃了饭都是各付各的钱。他认为,这种生活没味道,不喜欢。金庸先生接着说:我为人子,也为人父,还戴着作家的帽子,我就想通过我的作品提倡人性的温暖,提倡道德的可贵,提倡和谐的精神。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不顾传统道德了。封建的东西要破,但东方人传统的良好习俗和人情味不能都没了。子女孝敬父母,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如果能维持传统的道德观念,每个家庭会更温暖,社会也会更和谐。我立马说:是,是,您的作品的确人情味很浓,打打杀杀的情节都是因为“情到浓时情亦薄 ”的缘故。这回我俩一块乐起来。
会面即将结束时,我对金庸先生说,您的性情这么温和,举止更像一位学者,怎么能虚构出那些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以及生生死死的悲欢离合?金庸先生不无疑问地说,在你心目中查伯伯一定是个好斗、打架成性的人吧!我当即表示,至少应该是我想象的那种言辞尖刻、锋芒外露的形象,可您却是位可亲可敬的老伯伯。
掐头去尾不到二十分钟的见面被下一拨到来的客人宣告了结束,而这位老伯伯留给我的印象颠覆了我心中的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