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狂狷桀骜聂绀弩

　　　　他跟蒋经国是同学，和邓小平是同窗，他在周恩来眼里是自由散漫之人，他被夏衍誉为鲁迅之后最好的杂文家。他因言罹祸，半世蒙冤，劫波历尽，性格始终狂狷桀骜，“悲真喜真怒更真，文奇诗奇遇更奇”。
　　他就是文坛奇才――聂绀弩。
　　
　　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
　　
　　1957年，有人称它为不寻常的年份，而对聂绀弩来说，更是命运遭际的转折点。反右扩大化，他运交华盖。当时，在京“右派”纷纷发配北大荒，聂绀弩也随之北上。
　　尽管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当他踏上一望无际的黑土地时，所遭遇的困厄远比他想象的更为艰辛。
　　那年，聂绀弩已五十五岁，老之将至，是下放垦区八五�农场年龄最大的“右派”。年老体弱，一生舞文弄墨净耍笔杆子，哪干过如此繁重的体力活，每天战天斗地，干得汗流浃背，累得浑身骨头都要散了架。
　　这种疲劳战术，就像一望无际的麦浪，一眼望不到边。聂绀弩甚至觉得，若再这样苦熬下去，自己这条老命非“交代”这里不可。
　　即使戴上“右派”帽子，刚烈的聂绀弩依然锋芒毕露。有一次，“右派”分子在食堂吃早饭，劳改队长不知哪来的一股邪火，颐指气使对“右派”们大喊大叫，命令他们坐下。其他人都唯命是从，只有聂绀弩站在那里，怒目切齿，凛然不惧。队长怒不可遏，喝令其坐下。可聂绀弩不但没有坐下的意思，反而昂首挺胸，一步步逼近队长，在利剑般目光的逼视下，色厉内荏的队长终于败下阵来。
　　面对磨难，聂绀弩将一切都看开了，从容自若，随遇而安，为了让精神有所寄托，胸中沉寂多年的“诗炉”，又熊熊燃烧起来，每天余暇躲在角落里，吟诗弄赋，自得其乐。
　　有一回烧炕，聂绀弩不慎把屋子烧着了，顷刻间烈焰滚滚，老聂还算反应快，抓起炕上棉袄拼命抽打，怎奈火势越烧越旺，眨眼间便蹿上房梁，将三间新盖宿舍付之一炬。连长公报私仇，想趁机好好整治他，他却无所谓：“火灾是我造成的，任凭你们怎么处置都成！”
　　不久，虎林县公安局来人把聂领到总场，当众宣布他为“纵火犯”，然后给聂戴上手铐，押进监狱。这是聂绀弩第一次身陷牢狱之灾。
　　妻子周颖探监后，回京找到聂的好友张执一（时任统战部副部长），事不宜迟，张将聂的遭遇立即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早就知道聂绀弩为人狂狷不羁：“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回来吧！”
　　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贫寒之家，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后留学苏联，学成归国，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20世纪30年代，加入左联，开始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毅然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香港《大公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1949年6月，聂绀弩和楼适夷从香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来了通知，让他俩翌日上午去北京饭店，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聂绀弩向来不喜欢阿附权贵，因此对这件事反应冷淡，眼看召见时间到了，他还鼾声如雷，急得楼适夷只好掀他的被窝，硬拉他起床。聂睡眼惺忪，打个哈欠，懒洋洋地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还得再睡一会儿！”无奈，楼只好一人去见那位中央首长。
　　等楼从北京饭店回来，已近中午，可聂还赖在被窝里庄周梦蝶呢。
　　想当年，蒋介石点名让才华横溢的聂绀弩担任机要秘书，他竟拂袖而去。由此可以看出他远离政治，对强权的反感。
　　
　　
　　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天杵有何哉
　　
　　聂从香港回国，文艺圈里都知道他落拓不羁，散漫成性，故工作始终悬而未决。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得知他的情况后说：“绀弩这人我是了解的，表面上看桀骜不驯，吊儿郎当，实质上他人品不错，才华横溢，别人不要，我要！”面对冯的知遇之恩，聂嘴上没说什么，却感激在心。后来冯雪峰罹难被打倒，聂第一个站出来，为冯仗义执言，伸张正义。
　　聂绀弩天生就不是规矩绳墨之人，他落拓不羁，逍遥飘逸，颇有嵇康气象。在任人文社古典编辑室主任期间，办公室亦是他的接待室、餐厅和卧室，他是“夜猫子”，习惯夜里挑灯看稿写作，以至于翌晨不能按时起床，当别人都已上班多时，他方迷迷瞪瞪从床上爬起来，一袭睡衣加身，立在廊下，满嘴白沫，刷牙漱口，成为人文社一道独特风景。然后趿拉拖鞋，踱进编辑部，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他口才好，说话幽默，常常不经意一句话，能把大家笑翻天。有他在，就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与那个时代不相称的精神氛围。所以，当时同事舒芜称他具有“宽松自由”的领导作风，夏衍则说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聂绀弩我行我素，不拘小节，他与萧军初次见面的情景，很能说明问题。那次鲁迅做东，他们受邀赴宴，酒桌上两人相识。在萧军眼里，聂绀弩脸形瘦削，面色苍白，一双总像讥讽什么似的似笑非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个子近乎细长，却显得有些驼背。“他先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一只酒壶抓过去，众目睽睽下，在自己面前的一只杯子注满一杯酒，接着就旁若无人地深深呷了一口……”初次见面，虽然聂绀弩给萧军的印象并不佳，但日久见人心，禀性相近的他们，却成为终生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好友。
　　据报章载：1936年，张春桥在上海《大晚报》撰文讽刺萧军萧红是“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震怒，欲与张决斗，以教训小人，洗雪耻辱。他请挚友聂绀弩担任证人，聂与萧意趣相投，均属鲁门弟子，如今尊师受辱，师弟蒙垢，聂岂能旁观。转天，聂陪二萧来到徐家汇与张比拼。决斗以中国方式进行，只比拳脚，负者向胜者赔礼道歉。开始后，张挥拳便打，萧看清来势，用手一挡，顺势一个扫堂腿，尖叫声中，张已应声倒地。聂令张再战，张求饶道歉。看其狼狈相，三人忍俊不禁。
　　1955年，“肃反”运动中，聂绀弩被认定“有重大历史问题”而遭隔离审查。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生性耿直的聂绀弩再次受到冲击。在一次批判会上，他拍案而起，怒目而斥：“你们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人家不讲，非得逼着哑巴说话，说了就定罪名、扣帽子、打棍子，你们如此这般，究竟意欲何为？”他怒发冲冠，将桌子拍得山响，人们知道，他这头压抑已久的“雄狮”，终于怒吼惊天了。
　　在“反右”风暴中，作为人文社社长的冯雪峰首当其冲。为了明哲保身，同仁大都栗栗危惧，敬而远之。有一次，举行批斗会，聂绀弩走进会场，见“大右派”冯雪峰旁边的位子空空如也，他昂首阔步，气定神闲走到冯的身边，指着空位子说：“这位子是给我留的吧。”说罢，坦然坐在冯的身边，横眉逼视主席台上的造反派，一副“老子愿意，奈若吾何”的凛然气概！
　　“三反”运动时，天性率直的聂绀弩，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哈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出来，奋袂攘襟，一番唇枪舌剑，将攻击者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
　　虽然自己因胡风牵连而错划“右派”，遭尽磨难，但聂绀弩从不埋天怨地，当他听说羁押十年的胡风监外执行时，便来到胡家，登门探望。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那时候，老胡四面楚歌，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旧友知交都退避三舍，躲他如避瘟神，只有聂绀弩不顾株连，挺身而出。老胡刚放出来，他是第一个登门探望者，给胡风以极大的心灵慰藉。后来，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以诗作唱和，“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的悲惨遭际，聂绀弩感受尤深。
　　在胡风事件中，艾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甚至上升到“反革命”高度。因此艾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原谅。但聂绀弩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人们把艾芜比作胡风门徒是不对的，人们只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横行逆施的“总督”，真是荒谬绝伦。因此，他并没有对艾芜冷眼相待，还常邀他为座上客。
　　
　　聂绀弩与钟敬文有过多年交往，在钟看来，聂一身铮铮傲骨底下，有着一腔缱绻柔肠。有一次，两人结伴去探望胡风。半路上，聂突然对钟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只见他瘦长身影很快闪进一条胡同。后来，钟问他：“那天你去干吗？”他轻描淡写地说：“有个曾经的同事，失业在家，生活困难，挺可怜的，正好路过他家，我去接济一下。”
　　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聂绀弩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挂了“文史专员”的虚职，其实大部分时间仍赋闲在家，读书写作发表文章，还起了别号“散宜生”，散宜者，自由也。又号“半壁街人”，当时他的住所即在半壁街。还请人刻了一枚印章：垂老萧郎。那时，他的日子过得简洁惬意，逍遥如闲云野鹤，有诗为证：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他的书房门额写着醒目的“三红金水之斋”――“三”为《三国演义》，“红”为《红楼梦》，“金”为《金瓶梅》，“水”为《水浒传》。“文革”抄家，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指着匾额，质问：“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含沙影射攻击伟大领袖？”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只见神态自若的聂绀弩，随机应变，对答如流：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是谓“三红”，“金”指小红书封面的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以示尊敬，故不宜直书出来。回答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令红卫兵无言以对。其中一个小将，上去一把将这幅字撕碎，还啐他一口：“呸！也不搬块豆饼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你也配！”按他的脾气，士可杀不可辱，真想上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但见旁边心惊胆战的老婆，一个劲儿递眼色，不要他乱来，他这才将一肚子火气给压了回去。
　　山雨欲来，而聂绀弩却浑然不觉。
　　1967年1月25日，祸从天降，聂绀弩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和专政靶子。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聂绀弩被捕入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百思不解。这回没有流放北大荒，而是将他羁押至山西稷县看守所，他的命运一下子迷茫悬绝起来。
　　
　　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在政治高压下，一旦进入专政机关监狱，当然就离不开没完没了的审讯。提审罪犯通常都在一个固定房间举行，气氛压抑阴森，审讯官不怒自威，声色俱厉。一些罪犯，不是慌不择言，胡说八道，就是顶牛对抗，顽固到底。而聂绀弩不是这样，他神态自若，回答问题条理清晰，侃侃而谈，甚至连公安机关没掌握的“要害”问题，也都“和盘托出”。
　　一次，审讯官问：你为何污蔑攻击伟大领袖？他如实回答：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后，我领略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更觉得民主的可贵，所以觉得毛主席不民主，党内党外不民主……毛主席搞个人崇拜，他是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回击要民主的人……
　　有人说，聂绀弩纯粹是矜才使气，不知天高地厚，也不会见风使舵。几乎与他有过接触交往的人，都曾留下过如此相同印象：敢作敢当，敢爱敢恨，真诚直率，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俗话讲：直如弦，死路边；曲如钩，反封侯。在当时风雨如磐背景下，他却开口见心，坦率得一览无余，毫不隐讳对“反右”斗争的不满，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污蔑”。尤其在生死存亡的审讯面前，依然头脑清醒，从容自若，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每次审讯完，聂绀弩都会精疲力竭回到监牢，脑子在不停地梳理审讯内容。他把酿成祸端的“罪魁”，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言论，二是古体诗。思来想去，他觉得事出蹊跷，无论言论和诗歌，他从未公开发表过，也就是说，传播范围，仅限于平常谈笑盘桓的几个知心好友，如黄苗子、吴祖光、戴浩、钟敬文等。在审讯时，人家问他：你为何污蔑林彪和江青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嘴上搪塞说自己也是道听途说的，其实他就知道了当时在什么场合，与谁谁谁在一起，酒后口无遮拦，无非是作践林彪江青，寻开心埋汰他们罢了，因为他天性就爱说些笑话，尤其在多年老友面前，更是无所顾忌。令他百思不解的是，一句酒桌笑料戏言，何以被审讯人员获悉？如此想来，他觉得这里面的“水”很深。
　　还有一次审讯时，人家问他：你是否散布过反右言论。聂绀弩突然想起来了，曾有个过从甚密的老友，请他下馆子，酒桌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右派问题上，他当时借着酒劲，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说了些对反右不满的过头话，但他当时所说的解决问题，不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也不只是为错划“右派”的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他说的是要分清谁是谁非，是要从民主和科学的高度上解决问题。但通风报信者，却如此断章取义，专拣对他不利的言论上报，如此鬼蜮伎俩，令他心寒齿冷。
　　
　　就像一盆兜头冷水，立刻泼醒了他，令他浑身打个激灵。原来长久卧底身边窥间伺隙“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多年情同手足的某位知己老友。他真的无法想象，在那个黑白颠倒年代，人性扭曲至如此卑劣地步，甚至不惜卖友求荣以为晋身之阶。他为老友悲哀，令自己心寒，看来，自己身陷囹圄，原来都是那个人一手造成的。
　　聂绀弩因此被判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他将在狱中了此残生。
　　 “一场冬梦醒无迹，依旧乾坤一布衣”，当噩梦般的磨难潮水般退去，在狱中挣扎苦熬十年的聂绀弩，已是皓首苍颜，风烛残年。
　　性格决定命运，是孤傲性格让他选择漫漫铁窗生涯，在时代波峰浪谷间浮沉，他内心始终维系着一种自信和外人无法读懂的傲岸凝重，他称自己是“精神明亮之人”，无论岁月多么黑暗，都无法湮灭心中那抹精神光亮，他生命的意义便也因此突显出来。
　　1976年10月，九死一生的聂绀弩，以“国民党军特警”特赦回京。后来邓小平听说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么军特警啊？”骨瘦如柴，脚步蹒跚，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十年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在理发店里，“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遭际磨难，蒙冤半世，见他如此景况，亲友们无不揪心扯肺。
　　然而，祸不单行，厄运风暴再次袭来，将刚刚获释的他，又刮进痛苦深渊。原来就在他出狱前夕，女儿海燕莫名自杀，创巨痛深，肝肠碎断，情何以堪。后来，老人凭借顽强意志，走出丧女阴影，又重新扬起生活风帆。被安置在居委会，每月领取十八元生活费。
　　“化杨枝水活枯花”，这位被夏衍誉为“鲁迅之后，最好的杂文家”没想到，晚年却“暮年诗赋动江关”，他的旧体诗写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人称“聂体”，成为继鲁迅、郁达夫之后，又一座丰碑。
　　“生活的艰辛会使人越活越刚强” ，这是他历尽磨难后的心声。
　　半世的监狱生涯，使聂绀弩的身体每况愈下，腿部肌肉日渐萎缩，生命最后十年，几乎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他背靠床头，双腿放上木板，每天笔耕不辍，与时间赛跑。“事有千头皆卧治”，八十三岁谢世前，居然出版了十几部著作，而《散宜生诗》的问世，却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
　　章诒和在《斯人独憔悴》一文中写道：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几句，便谈起“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胡乔木，请他作序的？”（实际上，是胡主动为之。）霎时间，疾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怒气冲口而出：“妈了个×，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给搞坏了！”
　　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黯然而退。
　　在历尽漫长凄风苦雨后，聂绀弩胸襟变得大度开阔，他甚至原谅了那个将他推进万劫不复深渊的告密者，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觉得都是集权和高压政治造成了人性扭曲。
　　亚里士多德说：所谓悲剧，就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这句名言用在聂绀弩身上再恰当不过。纵观他悲怆忧愤的一生，不就是“遭遇了不应遭遇的厄运”吗？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聂绀弩晚年曾对看望他的友人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我是快乐的！”朴素的话语，弥漫着一种视险若夷的崇高与悲壮。■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