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与二战后几乎所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都颇有渊源，非师即友，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二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他作为唯一不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业余时间，他还是一位摄影师、书法家及艺术收藏家。
他曾在大陆掀起了三波热潮：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的声名始播于中国内地，并很快超越了学术圈。其间，两度晤见中央领导人，并向中国高层领导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消息报》开始刊登张的文章，沉寂了四年的张五常再次受内地关注。2000年之后，张五常开始在中国的高校巡回演讲，备受追捧，成为“明星”学者。
特立独行，永不从众，七十一岁的张五常是目前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头儿，有点像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不滞于物、口无遮拦，招来了骂声一片，但武功高强，更令人叹服。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大师，他从不谦虚，自己也承认喜欢信口开河，他张扬、孤傲，性格怪异。然而，也正是这鲜明的个性成就了他传奇的人生。
寒门浪子竟是天才
1935年12月1日，张五常出生于香港筲箕湾邻近的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一个商人家庭。张家人丁兴旺，子女共十一人，张五常排行第九。
在张五常眼里，父母都是有些传奇的人物。
父亲张文来在香港最初的职业只是扫地，后来开始在街边卖香烟。张父为人要强，不甘人下，卖香烟的同时，还一边帮人家打石头一边学电镀，晚上还要自学英文，最终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了香港电镀业的大师傅，在中环永乐街二十号经营文来行。张父为人诚实守信，威望极高，1954年谢世时，他的生日被电镀行业定为师父诞。
母亲苏红，又名燕琦，长相俊美，且颇具气质，曾在香水工厂里装过香水，也养过猪。虽然她只进过三个月小学，不甚识字，但人很聪明，过耳不忘，尤其在投资方面，如有神助。在日军攻占香港前，张母就提前着手购买黄金，又储存大量的食盐与花生麸。香港沦陷后，市场用日本的军票，港币市值急泻直下，张母又收购没人要的五百元面值港币，以小铁箱装好埋在地下，她坚信等香港光复后，英国政府不会不承认旧港钞。这项投资后来赚了不少钱。
张父对任何人都评价苛求，独独从来不干预张母办事。而张五常后来的不少经济学文章，也与张母对他耳濡目染的启发有一定关系。
此时的张家，虽然住在平民区，但日子还算富裕。
日军占领香港不到一年，有一天，张父张母商量：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大群孩子应该分开来带比较保险些。于是，张父带着几个比较大的孩子留在香港，而张母带着包括张五常在内比较小的七个孩子到广西逃难。这时的张五常还不到七岁。从此，贫困悲惨的日子开始了。
逃难路上，母亲仍采用分散策略，除了三个小孩子跟着她到了曲江，其他的都不知到了哪里。后来在桂林会合，后来又分散，又会合，如此反复地乱逃一通，竟然没有一个死掉，堪称奇迹。
在逃难过程中，张五常也进过几所学校，但都不曾长久。老师要逃难，不停地换新老师，而小同学也要逃难，还有很多小同学饿死，身边也在不断地更换新面孔。
母亲深知没有办法养活所有的孩子，便让张五常背着曾被一位桂林医生断言不可能活下去的三岁的妹妹，到田野里去自寻活路。张五常背着小妹妹，在荒野田垄里四处找吃的。废田的零碎农植，山溪的小鱼小虾，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生火烤煮后皆可吃。妹妹竟然也活了下来。
这段在田园荒野觅食的经验，使张五常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农村生活与农植操作，为他后来写《佃农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九岁半的张五常和家人从广西回到了香港。
战前还算富裕的家境却没有了，家里孩子又多，父母疲于生计，没有太多精力教育孩子， “自由”的张五常变得十分顽劣，成了一个浪子。
当时，张五常想进华英中一，但没有考上，只好倒读小六；一年后终于考上中一，结果又被退回小六。大过小过不断的张五常，以顽皮闻名于华英学校。
这个时候的张五常，整日填不饱肚子，衣服也破破烂烂，头发又乱又长，也没有钱去理。又喜欢逃课，常常一个人跑到佛山的田园里呆坐到黄昏。学习又差，逢考必败。老师同学提起张五常，无不摇头叹息。
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小六的一位吕老师给他指出了一线生机。他把张五常带到校园静寂之处，很真诚地说：“我不管你的行为，不知怎样管才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学生。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也脱离了老师，层面不同，有谁可以教你呢？我教不来，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好自为之，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
从那天起，张五常时不时地交出一些功课习作。吕老师不管他交出什么，都一定贴到墙上。有时吕老师需要往墙上贴东西，就找张五常要一篇短日记。同学对此议论纷纷，觉得对张五常太过偏心和重视。张五常频繁地被记过，每次考试成绩一塌糊涂，虽然吕老师是班主任，最终也没有保住他。1948年暑期，张父收到了华英校长的信，请张五常“另谋高就”――张五常被逐出了校门。
1948年秋天，张五常又被送进湾仔书院，并于1952年，从这里升到大名鼎鼎的皇仁书院。
在皇仁书院，张五常依然逃学不上课，但班主任黄应铭跟此前的吕老师一样，认为他自成一家，逃学理所当然。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学获全校象棋比赛冠军，大家在教室里庆祝。黄老师正好进教室，便问：“冠军不是张五常？我敢跟你们打赌，张五常没有参加比赛。”但后来，因为一门主科――中文作文考了五十九分，差一分不及格，而又被皇仁书院逐出校门。张五常中学没有毕业。
不过，张五常认为，被逐出校门可能是他平生最好的际遇。如果华英没有把他踢回香港，在华英升级读下去，他可能像当时的几位同学那样，在后来的韩战醉卧沙场。如果在皇仁的第二年不是作文考试差一分，被逐离校，他也不会因为求学无门而天天跑到太宁街去。
太宁街是西湾河向海的横街，他去这里找一位在湾仔书院认识的叫王柏泉的同学，结果同学的家一下子吸引住了他，因为那里的奇人异士屈指难算。太宁街对五常的智能有很大帮助。
张五常在这里认识的奇人有很多：首先是柏泉和他的三个哥哥，长兄王深泉便是后来的名诗人舒巷城。写粤曲的二兄王照泉，笔名是王君如。三兄王礼泉，书法清秀，智力过人，下象棋潇洒利落。柏泉是小弟，样样皆能，无一不精。踢足球有几个香港甲组球员与后来成为国脚的黄文华，打乒乓球有后来获得世界冠军的容国团，下象棋有代表香港出赛的神童徐道光，玩粤乐的有师傅黎浪然，练功夫有教头陈成彪……这些天才或怪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若干年后，张五常很得意地说：“这些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我认为愉快的生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有自信心――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多了。”
但张五常过人的天分，张父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才发现。有一天，亲戚到家里来找张父，张五常随手写下一张字条，说是某人曾经到访。张父看到儿子写在字条上的字竟然很有书法功底，不由大为惊奇。后来多次到朋友那里了解儿子的情况，这才发现，儿子竟然还是个围棋高手，常与高手过招……
他这才意识到这个自己眼中的浪子竟然是个天才，又惊又喜，感慨道：“多年以来我不管你，见你在校成绩不好，就认为你没有希望。现在我对你的观点改变了。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认识的所有青年还要好。你不读书，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不要忘记，我对有学问的人五体投地!”
父亲的几句话，几乎改变了张五常的后半生。父亲去世后，他开始到家中的电镀行做工。
后来，张五常在去多伦多替父亲解决遗留的生意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王子春的人。只见了几面，王便肯定张五常是个顶级的求学人才，于是鼓励他，并介绍读物，讲了很多学问的典故，教他写英语文章。张五常从此开始抓住时机学习，并于1959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读本科。
而此时，他已经是二十四岁的“老学生”了，比别的同学都要大上好几岁，但因为逃过难，受过苦挨过饿，还做过生意，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自然高出那些只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人许多。这也影响他走上了实证研究的路子。
凭着过人的天分，张五常成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用选修微积分而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九年时间。
学术狂人的当年勇
1959年，张五常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在这里，张五常初绽才华，便深得老师们的器重。
张五常1959年秋季开始读本科，1962年6月便取得硕士学位，一切顺利。根据当时加大经济系的要求，拿到硕士学位后攻读博士的要考一个口试，以此来决定学生可不可以继续读下去。
口试在1962年年底进行，考官有三个，赫舒拉发是主考。
口试问的自然都是经济理论，张五常对答如流。不到一个小时，赫舒拉发说：“差不多吧。”然后翻阅张五常的档案，说：“全部是A？我没有见过。高级理论是难不倒你的了，让我问初级的吧。在竞争市场上，行内的产出者不会有盈利，为什么他们还要竞争下去呢？”张五常答：“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赫舒拉发说了声 “对！”便站了起来准备走。忽然另一位教授说：“等一等，我要问为什么在最高的代价下会有竞争？”这个答案并不难，但当时的张五常却回答不上来。
口试没有通过，所以成绩非常优秀的张五常要离校了，同学一片哗然。后来，几位教授找到张五常，表示决定让他补考，希望他留下来。这次张五常不敢大意，在初级理论上痛下了三个月工夫。补考的时候，几个教授只不过和张五常聊聊天，谈谈天气，说说家事，便让他通过了。后来，因为张五常这次口试的经历，加大经济系取消了口试。
多年以后，张五常遇到赫舒拉发，问起这段事，赫舒拉发感慨地说：“当时大家觉得你锋芒毕露，希望你能收敛一下，但我们是做得太过分了。”
博学多才的赫舒拉发其实并不是张五常所选课程的老师，张五常只是他的课程的旁听生。张五常旁听赫舒拉发的第一课时便引起了赫舒拉发的重视，而差不多从那天起赫舒拉发就认为张五常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赫氏的课堂，常常变成了他与张五常两个人的对话。如果张五常迟到了，赫氏便会一直等到他出现才开始讲课。
两年后的某一天，赫氏问张五常，你重复来重复去地听我的课，难道我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张五常道：我听你的课不是为了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文体和风格都与赫氏迥异的张五常认为，不固执己见的赫氏有大宗师风范，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很容易学。
张五常的学业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1959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1961年获得学士学位，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1963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考试。但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问题了：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1966年，当张五常连换掉四个题材之后，终于拿出了十一页的《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提纲。他反复思考，自以为找不到错处，十分得意。
不料，在加大为张五常开的论文大纲研讨会一开始，教授们就开始对张五常开题报告的第一页所作出的六个结论激烈讨论，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
当张五常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但张五常注意到赫舒拉发及阿尔奇安并没有参与讨论。张五常心想，他俩是20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理论。赫氏一言不发，时而摇头，时而点头。阿氏面无表情，拿着张五常的“大纲”不停翻阅。
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进行到第二页的时候，在座诸位教授的争论更加激烈，几乎每一句话都要张五常进行详细解释。报告会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多，大家才陆续离开。
随后，张五常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然后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诉苦，说自己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十一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谁知赫舒拉发回应道：“其他的人怎样想我不知道，但我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学生有这么精彩的论文。”听此，张五常这才兴奋起来。
作为现代价格理论和企业财务学开山大师的赫舒拉发的赞赏不是没有道理的，张五常的这篇论文非同小可，它推翻了二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并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
1966年12月，张五常收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多马寄来的邀请信，要他在新年除夕到自己家里聚会。多马在经济学发展学说上大名鼎鼎，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张五常对此颇感意外。在聚会上，张五常发现学生身份的只有他自己，于是独坐一个角落喝酒。聚会的中途，多马特意把张五常带到厨房去说话。他说，他读过了张五常的论文，希望张五常到麻省理工大学去工作。
几天后，多马又给张五常来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张五常的论文寄给芝加哥大学的当代农业经济大师庄逊，并告诉张五常，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希望他去申请。但张五常却不好意思去申请，因为他在论文中曾毫不客气地指责庄逊关于佃农理论的观点是全盘错误的。
就这样错过了申请的期限，但有一天，赫舒拉发给张五常打电话，督促他立刻申请。张五常难拂恩师盛情，就寄申请信。两天后便得到批准获得该奖项，要他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有任何职责，年薪八千元，这在当时是极为可观的。
张五常后来才知道，庄逊看了他的论文后，就不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张五常的申请信了。而张五常对庄逊下笔甚重的批评，庄逊并不在意。这种胸襟，让张五常感佩良久！
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经济学家科斯（后来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张五常第一次见科斯，心里非常紧张，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张五常的英文名），阿尔奇安的学生，曾经花了三年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头发斑白，戴着眼镜，正在桌子前阅读的科斯，听张五常那样说，便好奇地抬起头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才勉强地说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不料，科斯一听此话一下子站了起来，非常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你吃过午饭没有，我们不如一起吃午饭吧。”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
张五常在芝大工作的几年，常常和科斯一起在校园散步，一起讨论问题。张五常曾说，他与科斯虽然没有师生之名，但确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
甚至有一次，科斯到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
此时的“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从1967年到1969年的三年间，张五常在芝大的校园里，和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家们学习探讨，亦师亦友。同时，张五常也经历了新领域的奠基时期，并参与其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教授也狂也可爱
1982年，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授的张五常，回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他的课堂上常常人满为患，有三百五十个位子的大教室依然供不应求，后来者席地而坐，整个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张五常有五条基本原则：一、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二、从不用讲义――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三、读物指定之后，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是不需要教师说什么的；四、认为教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应该跟着老师的思路去想，譬如教经济学，重点不是教经济学本身，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五、不喜板书，只是坐着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悉听尊便。
每次讲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就会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然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了。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教授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堂大笑，张教授妙趣横生的幽默一定会让你笑不胜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
1991年，在香港大学所谓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竟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不合时宜。
张五常退休后，港大经济学教授竟然空缺，无人能补。
除了经济学成就，张五常还是中文世界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风靡一时；他是著名的摄影家，可与香港著名的摄影家简庆福等人一比高下；他对书法艺术了如指掌；他收藏书画、玉石、古董，能识别、能鉴赏，信口道来，让人大开眼界；在乒乓球、音乐和钓鱼方面，张五常也颇有建树。很多人称张五常为“天才”，张五常自己不承认，他说：“天才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我不是，我是后知后觉，但我懂得举一反三，反应很快。”
2000年以来，张五常开始在中国的高校巡回演讲，他的个性和幽默，一度受到青年学子的狂热追捧，演讲现场无数铁杆“粉丝”高呼张五常的名字，出现了空前的“张五常热”。 “你喜欢张五常吗”成为经济学爱好者的口头禅和分类标志。说他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经济学者，大概也不为过。许多青年学子喜欢张五常就像喜欢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看张五常的经济学散文《卖橘者言》就像看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
由于张五常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好，所以这些年他在内地的演讲都由他的夫人担任翻译。张夫人气质大方、干练，谈吐随和、幽默，其光彩丝毫不逊于形象抢眼的张五常，难怪一名听众盛赞张五常“选夫人的眼光绝不亚于他的经济学眼光”。
张夫人祖籍福建，在香港居住过多年，所以国语、粤语都很好。她翻译的语速很快，而且非常流利清晰，显然夫妻二人配合得已经十分默契，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她也是学经济学的。实际上学英文出身的张夫人笑着告诉记者：“我对经济学完全不懂，也不感兴趣。如果我也感兴趣，我们两个人肯定要吵架。因为张五常在经济学的问题上喜欢独立思考，所以我们之间聊的都是和经济学无关的话题。”
张五常身材偏瘦，满头银色乱发，脸色黝黑。但他的演讲，有着极强的“煽动”力，手势很多，表情也特别丰富。而他的夫人将他的“变味”的粤语转化成普通话，嗓子也沙哑了。不过，这种夫唱妇和似的演讲方式有着极其美妙的效果。
他的演讲内容从来都是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从来是数学归数学、经济归经济的论调；绝对少不了的，是那句“我早在二十年前就说过”的自豪的话。
似乎是出于对智力的骄傲，他喜欢说某个人是“很蠢的”，但也没有特别贬低的意思。他笑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很蠢的，我对中国很乐观的时候，他们悲观；当我感到担心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一片大好。他们是搞数学的，他们不懂，不懂的”。
演讲结束后，有人对他说，有的听众感到他的话语有点“狂”。“是吗，我‘狂’吗？”张五常习惯性地将双手摊开：“我是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花几十年时间去作研究，这就好似在轮盘赌上下注，我自己已经押了两个号码了，但轮盘很大嘛……”
这个骄傲的老头，一直对自己的智力优势洋洋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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