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新化镇，17岁离开台湾东渡扶桑求学，毕业后直奔祖国大陆抗日第一线。52年后才第一次返回故乡，此时他已是72岁的老人。 1979年，中国第一家医药合资企业开始谈判，因为他的一次意外腿部骨折，当时又无人敢“顶雷”接手被骂作“汉奸”的谈判，谈判被迫搁浅半年。
从投奔太行山区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的研究部主任兼技师，到接管日本人留下的北平制药厂，到主持新中国首批5家医药合资企业谈判，他把一生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医药事业。
他就是原国家医药总局总工程师、老台胞林栋。
初春的午后，和林老相约的采访如期而至。踏进林老的家，环望房间四周让记者惊讶。面积不大的屋内，几乎全是旧家具。整洁、质朴，甚至有点简陋。眼前的景象，很难让记者把中国现代制药业元老、第一家医药合资企业操作者的身份同林老联系起来。那张写字台年代似乎已久远，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如今只能从缺乏光泽的漆面推断当年曾经明黄的色调，背后的书橱也仿佛是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产品。林老爱抚地摸了摸，说，“别看旧，很耐用，现在难找到这样好的木料了。”
昔日重温，对一位耄耋老人实属不易。87年的人生故事如长长的交响曲。中间有着无数精彩的乐章，但林老清晰的思路在时而明快、时而暗淡的乐章中自由穿行。随着采访的行进，林老沉浸在往事中。当讲到某个细节时。他停下手里的动作，眼睛盯着屋子一角。认真地回忆。之后，哈哈一笑，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林老喜欢笑，笑声明亮、纯净，那种感染力，让人会不由地跟着他一起笑。在阴冷的天气里。这笑声感染着狭小的客厅，感染着陈旧的家具，也感染着墙上的老照片。
如今在繁华都市已经很难见到这样摆放照片的：一个镶着玻璃的大木框挂在墙上，里面摆着10多张黑白或彩色照片。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德总司令视察北京制药厂的照片，作为厂长的林栋正在为朱老总作讲解。林栋指着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笑着说：“我那时还是蛮英俊的。”那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拍的。而林老和记者的对话也由此开始。
身有民族情
1923年12月17日，林老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新化镇。小学毕业时，林老凭借天资聪颖，考入了当时全台仅3所招收台籍学生之一的中学台南二中。17岁时，他只身求学日本名古屋大学药学部。林栋当时是班上的小弟弟，可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和日本同学也相处得十分融洽。而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打响，从大陆留日同学的口中，林栋了解了日寇侵华的恶行。令年轻的他热血沸腾。1943年毕业时，林栋谢绝了老师、同学们的挽留，对着故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嘴中默念道：“父母大人，请恕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等打败日寇，儿子再回家尽孝吧。”毕业典礼的当天下午，林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人生之路。
离开名古屋后，林栋转道韩国釜山来到北平(今北京)，随后按照名古屋大学校长的介绍进入山西桐旭医学专科学校药学部任教授。说起那段岁月，林老不禁一笑，说那时所教授的学生，很多都比他年龄大上几岁，学生背后都管他叫小老师。而这群学生中，就有陪他走过人生半个多世纪的老伴刘鹏。回国初期。林栋一面教书维生，一面思索着如何抗日救国。所幸教授的学生中有地下党员，在与学生的接触中，他也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年后，林老和夫人刘鹏突破日寇封锁，到达了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3年。林栋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八路军战士。根据地的环境和生活无疑非常艰苦，到达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林栋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担任过老师、参谋等职。他看到日寇的大扫荡和连年的战争创伤使边区缺衣少药疾病流行情况非常严重，就请求上级领导派他到第一线的八路军野战卫生材料厂工作。那时的所谓制药厂实际上是几个、十几个人组成的制药小分队，经常是白天生产。晚上背着工具设备转移。药品原料除极少部分从日寇手中缴取或从敌后购买外，绝大部分都需依靠当地的中草药和矿产资源提炼。一次，前线急需医用酒精，而药厂既无设备，又无原料。何况当年林老在日本学习的是药物学。对设备一窍不通，但凭借书本上的知识和民间土法，他边学边干。从厂房设计、设备安装到民间制酒工艺，从酒精蒸馏器的制作到酒精瓶的制造，甚至到最后产品说明书的石刻印刷，林老和战友们攻破一道道难关，终于生产出供前线使用的医用酒精。就这样，他们用土黄连、大黄、黄岑为主剂制成消炎三黄片：用远志、桔梗制成止咳片：提取鸦片制成吗啡供应前线。别看这些药品“土”。但对抗日战场上流血受伤的将士们和饱受病痛折磨的边区百姓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心有制药结
1949年，年仅26岁的林栋被委派接管日本人留下的北平制药厂，也就是今天双鹤药业的前身。林栋把太行山区制药厂的40多名战友也带到北京，共同开启了新中国崭新的制药事业。
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一些别有用心的私商到处散步流言，说土八路只会打仗种地，根本不会办工厂，加之当时国内的制药业极其落后，全厂的设备仅有一个立式小锅炉、两台单冲压片机和两个残缺不全的煮棉锅。面对重重困难，林老和40多名战友一日三餐吃着高粱米和小米粥，每月拿的工资只有100斤小米。然而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发扬太行山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短短两个月就使得工厂开工生产，实现了由战争到和平、由军用到民用、由农村到城市的一次大转变。而此时的药厂已初具规模，1953年1月。药厂更名为北京市制药厂。此后林老一直担任副厂长兼总技师、总工程师的职务。
在林老任北京制药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厂长的十几年间，北京制药厂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北京市的利税大户。朱德委员长曾3次视察工厂，并题词：“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中西药结合，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林老告诉记者，邓小平、罗荣恒、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等中央领导都分别到药厂视察，对药厂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林老虽然是八路军出身，但他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英、德、法等语言，在当时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了。1956年，林栋被评为国家一级工程师，享受每月316元的工资待遇。记者问林老，当时316元是怎样的概念。林老笑笑说当时在北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拿到这么多钱。为此，林老常常感到不安，一次开会，他找到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要求降低工资标准，彭真说，你是专家，享受高薪理所应当。请求遭到拒绝，但林老不死心，又找当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老领导朱德总司令，软磨硬泡最终将工资从316元降为262元。如今在很多人看来，林老似乎很傻，别人都争着涨工资，他却争着降工资。而此事也成为后来“文革”中他的一个“罪证”：对党严重不满。说起降工资的 事情，林老说，当年回到祖国一心想抗日，解放后又做的是自己的本行，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拿着这么多工资实在不忍。
1964年，林栋被调往北京市化工局。半年后。又被借调到当时化工部组织的医药“托拉斯”工作，负责接管企业和搞行业规划。不久后，“文革”席卷全国，这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和许多台籍前辈一样经历了“文革”的暴风骤雨，扫厕所、打泥坯、盖房子、下地务农，林老在河南“干校”度过了漫长的7年流放生活。即使这样，天1生幽默、开朗的他依然不忘老本行，“我这学药的懂得调配，调料搭配胜人一筹，下放时炒菜手艺是出了名的。”如今下厨房炒菜竟成了林老的“专业”，家中无人能及。
情有兴国愿
1978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1979年1月，精通日语、英语的林栋被调到医药管理总局外事局工作，回到了老本行。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这年10月，他开始与日本大冢公司接触。与此同时，与瑞典的医药合资谈判也开始了。
由于林老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一些重点项目的谈判，理所当然成为了谈判的主角。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外资对中国还在观望、审视，国人对中外合资这一新鲜事物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欣然接受，难免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加之没有经验，林老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心中装着兴国之愿的林老却毫无顾忌，为了振兴民族医药业，合资是一条光明大道，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每次谈判结束后，他和同事们都到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汇报进展情况。当时《合资法》尚未出台。为吸引外资，中央提出外方股份不低于25％，但对上限没有明确的要求。实际谈判时外方总是要求提高股份比例，对企业绝对控股。林栋认为，各自50％的股权比例是谈判底线，因为当时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在中国土地建厂，应由中方担任董事长：工厂产品要有一定出口比例，以取得外汇平衡。后来在次年7月出台的《合资法》也沿袭了这种思路。1980年8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同签字仪式上，林栋和大冢明彦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合同书》、《技术合作合同》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章程》3份文件，林栋担任董事长，直至2001年退任为顾问。象征中日友好的签约合同日文本，至今保存在日本大和银行总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的签约，也由此开启了外资制药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后的5年中，中国大冢、上海施贵宝、无锡华瑞、西安杨森和苏州胶囊先后在中国顺利建厂投产，这5家最先在中国成立的医药合资企业也被业内称为“老五家”。
尽管林老不断地对记者强调，引进第一家医药合资企业。只是奉命而行，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政策上把关，但是，当年他从杭州西泠山考察下山时，不慎摔断了腿骨，正在进行中的因没人敢接手被骂作“汉奸”的谈判，却不得不搁浅半年。而从另一方面不难看出，林老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行事风格。同事曾这样评价林老：他是个敢“顶雷”做事的人。可林老说：“只是别人不敢谈，我敢谈罢了。”老人的语气轻轻巧巧，似乎在叙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而近30年后的事实证明，引进医药合资企业，对推进我国医药事业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的初春，依旧有些凉。窗外是夜色渐浓的城市，林老望着窗外城市的繁华说道，回到祖国一晃就是70年，最欣慰的两件事就是2005年获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有生之年为我们国家的医药事业做了一些工作。87年的人生旅途中，林老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林老告诉记者，17岁离家赴日求学，此后回到大陆参加抗战。当时在山西桐旭医学专科学校药学部任教时，仅与父母有过几封信的联络，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无音讯。离别故乡52年后，当林老再次踏上故土，父母早已离世，这也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采访结束时林老送记者到电梯口，狭窄的走廊光线昏暗。看不清林老的表情。道别后，望着腿脚不好的林老，拄着拐蹒跚走回寓所。记者不胜欷�，林老对已经生活了70年的这片热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从一个台湾郎成长为一名抗日战士、新中国医药合资企业的推手，他为这座城市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心血，他也在这座城市享受着幸福的晚年。他早已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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