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宋庆龄与戴季陶的谈话

　　1982年，宋庆龄病逝。在清理她的遗物时，从上海住宅的保险柜里找到了一批最重要的资料。其中唯一不是函电的，便是一份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宋庆龄与戴季陶的谈话》中文译稿。　　
　　1929年，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落成。国民政府决定于6月举行隆重的奉安大典。这时，宋庆龄正为抗议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政策而流亡海外。
　　
　　一
　　
　　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介绍宋庆龄的《略历》时，当局不得不半遮半掩地称其：“（民国）十六年秋出国赴欧，考察政治社会状况，现尚未归。”大会还委派宋子文专程赴德国迎接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在蒋介石看来，这给了宋庆龄足够的面子，而且展示了自己不计前嫌的宽大胸襟。可是，面对伸过来的橄榄枝，宋庆龄却丝毫不准备妥协。
　　启程回国前，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我将动身回国，参加孙逸仙博士移葬紫金山的典礼。他生前曾希望安葬在那里。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郑重重申，我将恪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此行我参加葬礼，绝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我对以前的决定有任何更改或转变。只要国民党领导层继续与孙博士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驰，我就绝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学说的基本原则是：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
　　她的一位兄弟（一说宋子文，一说宋子良）见到这样强硬的措辞大惊失色，担心会引起政府的恼怒和家庭中的不快。对此，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蒋介石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他企图通过这一举动，凸显他与孙中山的亲属关系（因为他娶了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从而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为反动政权的合法性增加筹码。当然，更理想的结果，是能把宋庆龄拉入他的阵营，那将给他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他在政治上获得全胜。于是，宋庆龄沿途均受到了隆重的迎接。
　　然而，当宋庆龄来到北京碧云寺，又一次看到孙中山的遗容时，心中却充满了悲痛和感慨。1925年在这里悼念她的丈夫时，她同她的家族、同国民党是一致的。当时，她发誓要捍卫和推进孙中山的事业。仅仅4年的时间，她的家族和国民党中的许多当权者，已被她斥为孙中山的叛徒。她万万没有想到，继承孙中山的事业会是这样举步维艰。现在，她又回来了。面对孙中山，她咬紧牙关，决心不论多么艰难，也要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满布荆棘、血迹斑斑的道路走下去。
　　抵达南京后，宋庆龄参与了对孙中山的家祭，引领孙、宋两家家人行礼；她还作为最重要的角色出席了奉安大典。在这两次仪式中，她都注意“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甚至她的家属”。她称这次奢华的仪式“是为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由此，可以想见她对大革命失败结局的刻骨铭心。
　　奉安大典举行后，宋庆龄不顾人们的挽留，在6月1 日当晚，便同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返回了上海。
　　
　　二
　　
　　为了努力把宋庆龄拉到蒋介石的阵营中去，6月17日，宋美龄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对此，宋庆龄拒绝了。而就在这次全会上，国民党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蒋介石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党政府。这实际上是彻底取消了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在整整两个月中，宋庆龄闭门谢客，保持沉默。而此时，“国际反帝大同盟”正准备在德国举行第二次会议。
　　8月1日，宋庆龄应邀致电“大同盟”，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宋庆龄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宋庆龄在蒋家王朝的心脏这样大张挞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选择了对这份电报不予发表。中国报纸更是装聋作哑，唯恐惹祸上身。报纸不登，于是就有爱国者把电报印成传单在街上散发，但所有这样做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有一次，这传单被人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撒下。美国作家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人们对宋庆龄的处境深表担忧。宋庆龄却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蒋介石的殷勤和讨好，换来的是公开的不留情面的谴责。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改用威胁的手段向宋庆龄施加压力。他选择戴季陶充当发出挑战的使者。这实在是一枚最合适的棋子。
　　戴季陶曾经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是同盟会成员，1912年起任孙中山的秘书，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孙、宋在日本结婚时，他是参加婚礼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中的一个。戴季陶很受孙中山信任，也是孙氏夫妇的私人至交。他曾参与发起组织共产党，后来以国民党左派而闻名；孙中山逝世后，他又摇身一变而成为极右派。他篡改孙中山的理论，被国民党右派尊为权威的理论家。当时，他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8月10日，戴季陶夫妇来到他们极熟悉的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专程拜访宋庆龄。一场好戏就此拉开大幕。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戴季陶起身告辞。宋庆龄立即亲自用英文整理了谈话笔记，并于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发表。
　　在这篇谈话中，宋庆龄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戴季陶是奉命而来的。通过谈话，宋庆龄光明正大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的每个观点都明确地来自孙中山的想法。我仅举一例：谈话中曾讲到军阀靠搜刮民脂民膏迅速致富的事实。看上去这似乎是即兴而发的议论。然而，对照孙中山副官马湘的一段回忆，我们就可以发现孙宋夫妇之间心灵的相通。马湘记得：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孙中山的观点同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中的议论何其一致！
　　宋庆龄的谈话使人民看到，真正继承了孙中山事业的正是孙夫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则是不折不扣地背叛了孙中山的思想。埃德加・斯诺当时写道：“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爱泼斯坦也说：“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对于如今坐在自己对面的戴季陶本人，宋庆龄很是看不起，也不再把他当成朋友。在她的眼里，戴季陶只是蒋介石的鹰犬。
　　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的《宋家王朝》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在戴季陶和他的夫人离开时，这个老头转过身来，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嚅嚅地吐出句恶意的道别话来：“如果你不是孙中山夫人，而是别的什么人的话，我们会砍掉你的头。”宋庆龄微微一笑答道：“如果你们真的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革命者，你们尽管砍掉我的头好了。”不论这个情节是否真实，所存谈话记录中透露的杀机已是十分明显了。
　　在宋庆龄8月1日措辞激烈的电报公之于世之后不久，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会议，会上宋庆龄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蒋介石的这一口恶气实在难以下咽。
　　
　　三
　　
　　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又一次离开了看不到一丝曙光的祖国。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由上海前往法国马赛。
　　孙中山遗孀的再度出国，使刚刚办完隆重奉安大典仪式的蒋介石十分尴尬。孔祥熙代表官方对新闻界解释宋庆龄出国的原因：“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国，交公司制铜像，定价十万元，已付定洋两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孔祥熙是一个拙劣的演员，经常会“穿帮”，这一次赶上难演的角色更是吃力。他短短的一段话里有多少漏洞，我们似乎都没有必要去费笔墨了。
　　宋庆龄的确在法国马赛上了岸，但她立即转乘火车，回到了德国柏林。
　　上世纪90年代末，爱泼斯坦曾经特别强调地对我说：“在对宋庆龄的研究中，你要十分重视《广州脱险》和《与戴季陶的谈话》。宋庆龄只写过这样两篇带有自传意义的文章，而且都写在她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
　　《与戴季陶的谈话》曾被译为中文，刊载于1929年12月12日的天津《大公报》。此后的各种版本，大多以此为蓝本。
　　宋庆龄所以看重这篇谈话，还因为这是她的一个政治宣言，集中表达了她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的想法。这篇谈话的重要和精彩，使得爱泼斯坦和西格雷夫都在自己写作的流传甚广的传记中一字不漏地原文照录。
　　1982年，宋庆龄病逝。在清理她的遗物时，从上海住宅的保险柜里找到了一批最重要的资料，共计26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函电。其中唯一不是函电的，便是一份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宋庆龄与戴季陶的谈话》中文译稿。可见宋庆龄把这次谈话看得多么重要。这份译稿用红格竖行纸正楷书写，每页十行，共15页。译者不知为谁，但译稿显然是宋庆龄亲自审阅过，并较为满意的。
　　这次，我以这份手写稿为基础，参考《宋庆龄选集》中的《与戴传贤谈话笔记》，对这个意义重大的“谈话记录”重新进行了修订。所以，下面大家将要看到的，是一个更新的、更为确切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