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与行政格局种存在着多种双重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妨碍了新的环境下日本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是新保守集权改革，改革的主旨是要消除双重权力结构，将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保守阵营手中，将保守阵营内部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以党首―首相为首的政治统治集团手中，以期大幅度地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经过改革，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在多个领域基本实现了上述目标。
关键词 日本 政治 行政 新保守主义 改革�
中图分类号:Ｄ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４000916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曾任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交换研究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日本政治与行政、日本外交。独著或与他人合著有：《政府政治》、《大国战略研究》、《日本公务员制度与政治过程》、《文化改造与社会变革》、《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等专著，发表过数十篇有关日本问题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政治、行政领域进行了众议院选举区制度改革、政治资金管理制度改革、地方分权改革、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改革。[1]其改革密度之高、力度之大、影响之深，仅次于明治维新和战后初期的改革。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系列改革相互之间的联系，揭示其性质，是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尽管这些改革涉及的目标领域相当广泛、问题十分繁杂，并且有多种政治力量参与和相互作用，但是就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基本指向和主导力量等角度视之，其本质是由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主导的、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幅度提高政治和行政的效能而开展的新的保守集权改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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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行政格局具有保守集权与多种双重结构并存的特点。�
就制度所规定的权力配置关系而言，“55年体制”是一个保守集权的体制。在国家政治统治权力方面，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以其注重国内经济发展的政治纲领、独特的派阀权力交替结构以及对于社会党等在野党的社会福利纲领的及时吸纳，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连续38年单独执掌国家权力， 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历史中绝无仅有；在国家结构方面，控制国家权力的保守政治势力，通过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必置制度”、补助金制度等制度性安排，[2]使得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制度空心化；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通过以自民党主导的政界、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主导的行政和以“财界四团体”主导的经济界之间的所谓“政、官、财”三界紧密协调、相互勾结的机制控制了日本的政策过程。
然而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与行政格局中又存在着多种双重结构。�
在国家政治方面，在战后宪法,尤其是众议院中选举区制度的作用下，以日本社会党为首的在野政治势力虽然始终无法突破保守势力独掌国家权力的格局，但是却长衰不竭，每每在国家发展走向以及具体政策制定方面对自民党形成程序上的牵制，由此形成了“保革对立”的双重结构。�
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政治权力的双重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派阀对于党的领导的牵制。派阀首领为了帮助自己和派阀成员获取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职位，不惜以对某项政策的支持或者反对来要挟党的领导层，在政策过程上对党形成牵制，迫使党首在分配党和国家重要职位时不得不努力遵守“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等原则或惯例，在制定大政方针时不得不与其他派阀首领进行反复协商和交换。�
在国家结构（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虽然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本质上只是“三分自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发生冲突时，地方最终无法战胜来自中央的控制，但是有关“机关委任事务”的规定，使地方自治体得以参与部分中央行政事务的实施过程，当地方与中央发生矛盾时，地方自治体可以利用程序上的安排对中央政府进行一定的抵抗。1995年围绕美军基地用地租约续签问题。冲绳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纠纷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当时，冲绳的部分私人土地主拒绝继续向美军提供基地用地，日本中央政府要求冲绳地方当局按照法定程序代替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出租合同上签字以办理强制租用手续，却遭到了冲绳县知事的拒绝。外交权和军事权本属于日本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但是，由于日本中央政府将办理有关强制租用基地用地的手续作为中央政府的“机关委任事务”委任给地方自治体执行，使得冲绳县知事得以实际参与外交和军事政策过程，并通过拒绝代行签字等行为而对日本中央政府执掌的外交权和军事权形成挑战。[3]虽然这一挑战只是程序性的，并且日本政府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迫使该知事履行了代行签字的职责，但是，它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所存在的双重结构以及该结构是如何降低中央政府的统治效能的。�
在政治和行政关系方面同样存在着某种双重结构。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行政权属于内阁，内阁由在众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按理说，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对于行政系统应该具有全面和强有力的控制能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执政的自民党中派阀势力纵横交错，轮流坐庄风气盛行，导致内阁更迭频繁，影响了执政党对于行政系统的全面和有效控制。中央政府各个省厅的政策或者由各省厅官僚独自决定，或者由他们与自民党“族议员”及其所在的自民党政调会相关政策部门协商制定，致使行政决策呈现出浓厚的省厅利益色彩、地方利益色彩和派阀利益色彩。执掌国家行政权的内阁会议往往成为大臣们在行政机关递交的政策方案上签字的“书法练习会”。官僚主导的行政权力格局未必会降低行政效率，但是由于日本的官僚体制具有纵向分割的特点，加之在长期的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官僚主义工作模式和部门私利作祟，导致省厅之间摩擦严重，在这种格局下，内阁会议地位和功能的弱化必然导致行政系统整体协调性的缺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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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结构未必是冲突性结构，其运作效能也未必低下，但是日本“55年体制”的盛衰过程显示，要在双重结构下保证政策过程的高效运行必须具备如下前提：结构中的矛盾的双方在权力关系上呈现一方主导、另一方顺从的主从关系；或者是双方能够达成广泛的利益协调和妥协。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尽管在政治和行政的多个领域中存在着双重权力结构，但是日本政策过程的总体效能并不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各种双重结构内部既存在着主从关系，又有着广泛的利益协调和妥协。�
在保革对立双重结构中，一方面自民党掌握着国家统治权力，竭力挤压社会党等左翼力量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吸纳左翼的社会政策主张，在加强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左翼所代表的利益需求，实现了“保革”双方对立中的妥协；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双重结构中，一方面中央为主、地方为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等资源进行再分配，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广泛的利益协调和妥协；在政党和派阀双重结构中，主流派阀的首领通常按照实力原则、全党一致原则和年功序列原则分配党内和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关的重要职位，使得自民党这一由派阀组成的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维持了长期执政的地位。�
当时双重权力结构中的矛盾的双方在之所以能够每每实现对抗中的协调和妥协，与当时日本政策议程的特点以及矛盾的主导方（即自民党、中央政府、执政党总裁）手中握有比较多的政策资源（主要是财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日本的政策议程主要是对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增量资源作增加型的分配。政策利益相关者所争论的,主要是获取资源的多少和获取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由于冲突的主导方（如自民党、中央政府、党的总裁）拥有比较充裕的资源，同时利益冲突所涉及只是获利数量增加的多少和获取时间的先后，所以容易达成交换和妥协。因此，虽然存在着双重权力结构，但是其协调的空间大、难度低，对于统治效能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不仅如此，由于政策方案在形成过程中经过多方协调，因此其一旦通过，实施效能相当高，从而较好地补偿了在政策方案规划和合法化过程中因反复协调而产生的效能损失。�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政治统治结构影响最直接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经过长期发展，日本国内各地区发展之间的差异大幅度缩小；二是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三是在日本社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将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实现“政治大国化”和“普通国家化”确定为国家的近期战略目标。�
国内各地区发展差异的逐渐消失，使得可供自民党政治家个人提出地区发展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少。[4]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民党政治家越来越难以用新的地区发展纲领来换取选票，原先存在于自民党政治家后援组织内部、建立在地区利益基础上的忠诚与团结趋向动摇，在投票中出现了“分散化”和“流动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如何构筑以党派为支持对象的政治基础就成为巩固保守政治统治的重要课题，而要解决这一课题就必须改革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建立起举党一致的体制。�
日本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导致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的基本政策资源――财源从不断增加转为停滞和减少。随之，日本国内公共政策的基本类型发生转折性变化，即由以往的只产生获利者的分配型政策为主转变为以部分政策对象承担政策成本的调节性政策为主。公共政策的内容由以往对不断增加的资源作增加型分配，转变为停滞增长，甚至对呈现缩减趋势的资源作缩减调整型的分配。在此背景下，原先各种利益群体较为一致的利益基础开始分化，各种利益需求较为容易协调的前提条件逐渐消失。表现在具体政策层面，消除金融机构的坏帐与社会公平、国际化与市场保护、产业转移与稳定就业、减少财政赤字与刺激经济增长等公共政策取向发生分裂，使得政策制定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原先比较擅长于战略规划和协调的日本政策过程和体制，面对大量具体、紧迫的政策课题，其效能迅速下降。�
在对外关系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改变了“55年体制”下的国内经济发展优先的内向型发展路线，决意通过扩大日美同盟的有效范围以及在联合国或多边合作的旗帜下直接出兵海外来维护和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要按照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应对国际化的挑战，使其重大路线调整获得法定的依据，并得以在法律的形式上固定下来，不仅需要修改和制订一系列相关法律，而且需要修改宪法。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修改或制订需要形成重大的政治共识，这在双重权力结构下本来就很难做到，[5]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经济持续低迷而来的自民党政府的实际政治控制能力的下降，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在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就是日本政治体制的“弊端”所在，即所谓的“一流经济、三流政治”。�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的一些有影响的保守政治家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统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政治统治结构性缺陷，决意加以改造。中曾根康弘认为，冷战结束，“55年体制”崩溃，泡沫经济瓦解后的日本迫切需要构建有领导力的整合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强有力的政权。[6]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写道：“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因此，不管其喜欢不喜欢，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责任。”当一个国家一旦成为大国，其一举一动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时“就不允许有‘领导力的缺失’”。[7]在他看来，日本在进行“国际贡献”时，会遇到诸多来自政治领域的障碍：政府缺乏领导国家整体的威信。当遇到外交问题而需要采取行动时，政府只能“说服”国民而难以迅速采取行动；片面强调民主的程序，贻误决策时机；国会决策中的全体一致这一“虚假民主主义习惯”使内阁难以断然决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官邸的领导作用过于虚弱；行政领域的纵向分割。[8]桥本龙太郎也认为，日本在提升国际地位、发挥国际作用方面面临着许多来自国内政治、行政方面的制约。为了改革现状，在他担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期间，在政府内部成立了专门机构，大力推进包括行政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
在野的保守政党领导人也有类似的主张。例如，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菅直人在其关于民主党执政后执政模式的设想中，提出了改革日本政治、行政结构，加强执政党对行政、首相对政府和政党的控制的具体措施。[9]
2001年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更是不遗余力地集中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和国家权力，进一步消除各种双重权力结构。为此，他甚至还授意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和鼓吹实行首相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直接对选民负责的首相公选制，以期彻底摆脱双重权力结构对于保守政治统治效能的牵制。这当然也是中曾根康弘的一贯主张。[1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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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行政改革贯彻了消除双重权力结构、构建新的保守集权统治框架、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这一主旨。�
在政治改革方面：本来日本政治改革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日本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经过保守政治势力的长期鼓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改革的议题被集中到了以小选举区制度替代中选举区制度的众议院选举区制度改革[11]和完善以政党为单位的政治资金分配系统、限制对政治家个人的政治资金供给的政治资金管理改革这两个有限的议题上。�
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只字不提导致日本式政治腐败的深刻社会政治背景和根本制度方面的原因，而是一味片面地强调日本式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派阀政治、派阀政治的根源在于众议院中选举区制度，只要以小选举区制度取代中选举区制度，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派阀政治所造成的政治腐败问题。�
诚然，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常盛不衰与众议院中选举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选举区制度下，自民党为了确保在众议院中拥有稳定的多数，就必须在每个选区有2名以上的候选人当选，为此，自民党就不得不在一个选区内同时推出多名候选人。来自同一政党的多名候选人的同时推出，使得这些候选人在与来自其他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激烈竞争的同时还不得不与来自本党的候选人进行角逐，而党的正式组织很难对其成员之间的竞选进行协调，自民党政治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后援会等个人的政治资源，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党的基层正式组织发育不良。鉴于党的基层正式组织发育不良、党属国会议员会通过其个人的后援会对其选区内的党员产生影响，于是自民党内一些政治大腕人物为了谋取更高的政治权力，便不遗余力地在党属国会议员中拉帮结派；而对于一般党属议员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以战胜来自本党的竞争对手，他们会纷纷投靠党内某一派阀首领。由此，派阀政治的长期存在获得了双重动力来源。�
以小选举区制度代替中选举区制度，有助于消除自民党内的“党―派阀”双重结构，提高党内政策过程的效能，但是，对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而言，其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此。他们鼓吹小选举区制度代替中选举区制度,主要是因为在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左翼势力总体不振的情况下，实行小选举区制将大幅度减少左翼力量在众议院的议席数，有助于消除日本政党格局中长期存在的“保革并立”的双重结构，为在国会中通过“修宪”及其他重要议案创造条件。�
1994年1月，经过多方争斗与妥协，日本国会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将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12]这一偏向于小选举区制度的改革在此后的实施过程中，大致发挥出了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所期望的效用。�
在消除“保革对立”这一双重结构方面，经过在新的选举区制度先后进行的第41（1996年11月）、42（2000年7月）和43届（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日本左翼政党所占议席比例大幅减少，其中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占议席比例从第40届众议院选举（1993年8月5日）后的15�07%骤然减少到第43届众议院选举后的1.25%，日本共产党所占议席比例从2.9%降至1.8%，标榜持“中间路线”的公明党所占议席比例也从10.18%降至7.08%。日本政党格局中的“保革并立”结构已不复存在。�
在消除派阀结构方面，虽然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完全消除自民党内的派阀结构，但是其在日本自民党政治和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小泉纯一郎既非来自党内第一大派阀又不是派阀首领，却能够长期执政，并借在邮政等与自民党内的利益集团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大力推进改革，打击党内的“抵抗势力”，消除党内的双重权力结构，却并没有遇到以派阀为单位的有效的抵抗。[13]这清楚地显示了派阀在自民党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下降。�
在以等价交换为准则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态中，没有大量的政治资金的支撑，政党、派阀等政治组织就难以开展活动。为了在资金来源上打击左翼政党，同时削弱党内的派阀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打着消除政治腐败的旗号，对有关政治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14]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94年的改革。这次改革修订了《政治资金管理法》，禁止工会和企业直接向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助，规定政治家只能指定一个政治团体作为自己接受政治捐款的窗口，并且对每个捐助者给予政治家的捐款作了数量限定。改革中还出台了《政党资助法》，建立了由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政党交付金”制度。1999年日本国会又一次对《政治资金管理法》进行了修正，禁止企业、工会等团体向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捐款。从此以后，企业只能向政党和“政治资金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不能直接向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政治资金。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在一定程度遏止赤裸裸的金权交易现象的蔓延，而且有助于消除日本政治中的双重结构。因为随着直接向个人提供政治捐款的渠道受到限制，政治家个人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党的正式组织，从而削弱派阀的地位；此外，政党交付金制度中的根据各政党所拥有的国会议员的数量和得票率等分配交付金的设计，也有利于在资金上遏止左翼政党的发展。�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改革一揽子法案”。日本学研究者们通常比较注意的是改革中日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而忽视了其中的新的“集权”内涵。其实，日本新保守政治力量之所以积极推动地方分权改革，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减轻中央政府在民政领域中的负担，彻底去除地方自治体在外交、军事事务上的参与机会，进一步提高在这些领域中央集权的程度。地方分权改革实现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这一目标。改革后的法律规定，中央将重点承担涉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立足的事务”，涉及制订全国统一标准或有关地方自治基本准则的事务，以及从全国的角度和视野所实施的政策和项目等；地方政府承担“地区性行政事务”。改革中废除了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原来的“机关委任事务”，一部分直接废除，一部分改变为中央直接执行的事务,一部分则归入地方自治事务或法定受托事务。通过对职能范围的重新划分，日本中央政府在社会保障等领域实现了减负放权；另一方面，随着“机关委任事务”的取消，取消了地方自治体原来拥有具有的在程序上参与军事、外交事务的可能性。在权力的一放一收中，新保守政治势力把持下的日本国家的统治效能得到了加强，原来曾经出现过的因地方自治体首长拒绝或拖延履行有关土地征用手续之类的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而对中央政府军事、外交政策形成某种程序上的牵制的现象将难以再现。�
在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将“确立政治主导的行政模式”作为首要目标，实际上是要强化以自民党总裁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对于行政系统的有效控制。2001年1月正式实施的日本中央政府机构改革除了对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合并外，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进一步强化了自民党总裁―内阁首相的领导地位和政策能力。通过设置阁僚会议以及设置特命担当大臣职位等措施加强了内阁的行政能力。通过规定内阁官房是内阁以及首相的辅佐机构、承担国家基本政策方针的规划以及对重要事项的综合协调等战略性职能，进一步提升了内阁官房的地位。规定内阁官房的工作人员由首相直接任用，从而强化了首相对于内阁官房的控制。通过设置内阁府大幅度地提升了首相的政策规划能力和对行政的综合控制能力。内阁府的职责是帮助首相进行重大政策企划和综合政策协调。内阁府中设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有关重要政策领域的政策规划机构。此外，内阁府还被授予了协调中央政府省厅之间政策的权力。（2）进一步加强了保守政治势力对于行政的控制。改革以后，在日本中央政府各省厅中设立了副大臣职位。副大臣通过政治任命产生，与以往的政务次官不同的是，副大臣的任命程序比照大臣，其可以根据大臣的指令掌管政策及企划、处理政务，并代行大臣职务。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保守政治势力对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不仅如此，改革中还大幅度精简了原本实际由中央政府各省厅官僚控制的“政策审议会”，明确政策决策权属于内阁或国务大臣，审议会只是政策咨询机构。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原来由行政官僚控制的那部分政策决策权转移到了保守的执政党手中。�
正是借助于上述新的决策体制，2004年4月，小泉纯一郎在内阁官房组建了“邮政民营化准备室”，跳过由“族议员”控制的自民党有关政策审议机构，摆脱了对那些执意要维护自身部门利益的行政官僚机构的依赖，直接制订有关政策方案，并交由内阁会议通过后提交国会审议、表决，[15]成功地瓦解了在这一问题上代表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抵抗势力”的百般阻拦，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改革相关法案这一对未来日本政治、行政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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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行政领域的改革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就改革的性质而言，这是一场系统的新保守集权改革。各项改革举措之间密切相关，其实质是要消除日本政治、行政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权力结构，将日本国家和政治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保守政党手中，将保守政党内部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党首―首相为首的政治统治集团手中，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幅度地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
第二，就推进改革的手法而言，主导改革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沿袭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惯用的“拉大旗以营私”的手法。他们利用社会公众对于“55年体制”的强烈不满，打着“改革”的旗号，借用“清除腐败”、“应对危机”、“提高效率”的名义，来转移公众的视线和压力，吸收反对党的政治资源，竭力挤压各种妨碍新保守主义政治统治的势力的生存空间，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实效性。�
第三，就改革的成效而言，经过改革，在国家政治层面，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已经成功地消除了国家政治层面“保革对立”的格局，基本扫除了以新保守主义为指导全面修改战后宪法的制度性障碍；在行政层面，强化了保守政治对于国家行政系统的全面控制；在自民党这一保守政治势力的大本营内部，重创了派阀结构的地位和影响力，强化了内部的整合能力。这一切提高了新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为日本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设计的路线和方针、高效率地应对新的内外环境的挑战、实现日本统治集团的战略利益提供了新的结构性支撑。�
第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利益政治，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日本最终难以彻底消除权力的双重结构。旧的双重结构消除了，新的双重结构还会产生。不过，由目前已经初现端倪的“保守两大政党制”所带来的双重权力结构与以往的双重权力结构相比，其性质和统治效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保守两大政党制约下，执政党和主要在野党之间虽然仍会有相互牵制，但是那将仅仅是保守营垒内部的牵制；并且，随着保守政党内部派阀势力的继续日渐衰微，日本保守政党内部的政策过程的效能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注释：
[１]1994年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1996年11月，进行了新的选举制度下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1999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一揽子法》。2000年4月，该法正式实施。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9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17项法案。同年12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改革实施的61项法案。自2001年1月6日起，新的中央政府省厅系统正式运行。�
[２]机关委任事务指以法令的形式委任地方公共团体首长执行的本属于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事务。根据规定，当地方首长执行机关委任事务时，其法律地位相当于隶属于中央政府行政机关（主管大臣）的下级行政机关。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助于中央政府在保持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的同时减轻工作负担。但是，地方自治体页因此在程序上获得了参与中央行政事务的可能。必置管制指根据法律、法令、省令、通知等，地方公共团体有义务设置某种行政机关、设施或者职位。地方事务官指在都道府县机关从事机关委任事务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人事关系归中央行政机关主管大臣管理。必置管制和地方事务官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证中央政府机关委任事务在地方自治体中得到切实的执行。�
[３]陈志敏、臧志军：“美军基地与‘国际都市’计划：冲绳县国际行为研究”，载《日本学刊》 1999年第6期。�
[４][日]山口二郎：《政治改革》，岩波书店，东京，1993年，第191页。�
[５]《日本国宪法》第96条第1款规定，修改宪法的动议须分别获得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方能得以通过。�
[６][日]文艺春秋社编：《日本的论点97》，文艺春秋社，1996年，第32页。�
[７][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第17页。�
[８]同上，第40至43页。�
[９][日]《文艺春秋》2002年7月号，第5页。�
[10][日]中曾根康弘：《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慧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5-38页。�
[11]战后日本众议院选举区制度初建于1947年，当时全国被分为117个选区，每个选区的议席数为3到5席，选民在一次投票中只能投一名候选人的票，是典型的中选举区制。后来，选区数量和各个选区的议席数略有调整，但是直到1994年改革前，一直实行中选举区制。�
[12]修正案规定众议院设500个议席，其中小选举区产生300席，比例代表选区产生200席。2000年2月日本国会决定，将比例代表选区议席数减至180席，众议院议席总数为480席。�
[13]2005年夏，小泉纯一郎执意在国会表决邮政改革案，自民党多名国会议员投了反对票。但是，反对者并非以派阀整体为单位进行投票的。当小泉纯一郎以法案通过在参议院受阻为由决定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以清理党内的“门户”时，自民党龟井派首领龟井静香无法策动自己领导的派阀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被迫决定辞去派阀首领的职务并离开派阀。而该派阀非但没有团结在首领周围进行抗争，反而迫不及待地宣布改换派阀名称，以示与龟井静香划清界限。参见[日]《朝日新闻》（2005年8月16日）和 [日]《读卖新闻》（2005年8月20日）的有关报道。�
[14]日本的《政治资金管理法》制定于1948年，此后在1975年、1980年、1992年、1994年以及1999年进行过多次修订。�
[15]参见[日]《读卖新闻》政治部编：《粉碎自民党的男人》，新潮社，2005年，第210、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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