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驻外记者年薪周恩来与新华社驻外记者

　　编者按：2009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1周年纪念日。本文叙述了周恩来关心和扶持新华社驻外工作的点滴往事，表达了外宣人对周总理不尽的追忆和缅怀。　　　　周恩来同志一生对新华社事业的关怀和指导颇多。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很多新华社记者都有与周总理接触的难忘回忆，他的言传身教，以及缜密的思维、细致的关怀令大家深深感怀。这里仅从周总理关心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的角度回顾他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不朽贡献。
　　
　　指示新华社多派驻外记者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就曾对新华社在香港、伦敦、布拉格等地开展工作予以关注和指示，经过努力，在这几个地方先后建立起新华社最早的驻外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的驻外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海外分社和驻外记者的数量不断增加。
　　1955年，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指出新华社国外事业应该大发展，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后，周恩来约新华社一位负责人谈话，询问和了解世界各主要通讯社的机构、设备、人力等情况，也询问了新华社这方面的情况，指出：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通讯社是不行的。他指示新华社加快建设，要发展，要壮大。
　　此后，为了解决新华社在国外分社的干部力量不足，周恩来批准从全国各地为新华社抽调国外工作干部，加以培训，派往国外；还多次审批建立国外分社的报告，加速了新华社国外事业的发展。
　　周总理对新华社驻外分社的布局提出建议，他指出：新华社设置国外分社既要考虑必要，又要考虑可能。其发展先后应为一苏联东欧、二亚非、三欧美。新华社领导基本上是按这个程序来发展驻外分社工作的。
　　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要多派记者到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去。他建议新华社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未建交国家和地区派驻记者，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对吴冷西说：“自1955年4月印尼万隆会议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强烈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呼声。中国同这个地区完全没有外交关系，连一般往来也很少，对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同这些国家建交估计还早，派记者可能容易一些，新华社可以派一些记者到那里去，结交朋友，了解情况。”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新华社派出记者王殊到该地区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阿克拉（加纳）、科纳克里（几内亚）、巴马科（马里）分社等。记者王纬等人则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建立了分社，打开了许多西非国家的大门。从1958年到1966年，新华社在亚洲和非洲刚争得民族独立的19个国家建立了分社。新华社记者的工作不仅加强了相互了解和交流，而且促进了同这些国家建交的进程。
　　周恩来还提议在拉美未建交国家建立新华分社。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外交部原估计可在拉美较快打开关系，这不大可能。建使馆不容易，搞新华社、外贸部办事处是一个较好办法。新华社要大大训练干部，凡能进去的国家都要进去。新华社是先锋队，要学外文，训练干部。新华社先后派出孔迈、李言年、王唯真等记者到拉美一些未建交国家，如古巴、智利、巴西等地随贸易团体或文艺团体访问，争取机会常驻，逐步打开了一些局面，建立了新华社在拉美的第一个分社――哈瓦那（古巴）分社，还在拉美一些国家聘请了报道员和出稿员。
　　
　　鼓励驻外记者多做调查研究
　　
　　周恩来非常重视新华社记者的调研，他常鼓励驻外记者要多做调查研究。他曾说过：新华社在一个地方应放上二三个记者，做调查工作。他也曾指示：新华社要注意观察动向，驻外记者要配合使馆搞好调研，没有使馆的地方更要搞好调研。
　　1956年8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波兹南市（波兰中部）工人罢工，在波兰掀起轩然大波，也成了国际关注的大事。新华社驻华沙记者谢文清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了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意见，认为遭斯大林整肃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将复出，波苏关系将有所调整，但他的观点却与当时我驻波使馆同志的意见有分歧，使馆将两份报告都发回了北京。中央看了使馆和新华社记者写的报告后，认为新华社的意见是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1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在访问的紧张日程中，周总理特地在转乘的火车上接见了新华社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听取他对波兰情况的汇报，表扬了他发回来的大量调研材料，以及对波兰1956年夏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及其局势的正确分析，并说：“你说了真话，谢谢你！”
　　20世纪70年代初，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为促进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72年，他促成了时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施罗德访华，为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打开了局面。施罗德访华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记者王殊。询问了联邦德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对欧洲局势、苏联战略、西德局势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并说：“你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调查研究很重要，所有外交外事的工作人员都要这样做。”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王殊。此后，周总理又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多次表扬王殊，说王殊把西德政治问题摸得比较熟，要大家向他学习，号召新华社多出几个像王殊那样的标兵。
　　周总理曾多次要求新华社多发一些反映国际形势方面的材料。如1966年1月，周恩来对新华社指示：最近由越南南方回来7位记者，他们在那里很艰苦，请吴冷西同志找他们谈谈，鼓励他们。他还要求新华社领导告诉这几位同志，请他们多写一些报道，把在越南见到的、激动人心的一些战斗场面写出来，这对大家都有教育意义。
　　
　　关心记者生活和安全
　　
　　驻外记者身处新闻一线，随时可能会面临种种困难和危险，在国际局势动荡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如此。周恩来熟谙外事工作的规律，深知其艰险程度，常为有关人员的生活和安全牵肠挂肚。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放置爆炸物而引起“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爆炸，造成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外记者遇难的事件，遇难人员中包括3名新华社记者，他们分别是沈建图、黄作梅和李平。周恩来在获知有关情报后，随即指示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将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外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分别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和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通报了有关情况，要求保证我方人员安全。飞机失事后，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善后工作提出3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是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1956年4月，周恩来参加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为纪念碑题写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的碑文。1965年举行了“纪念亚非会议10周年”活动，周总理又委托各有关部门，将其访问亚非国家期间收到的各国领导人的礼物，分送给亚非会议遇难人员家属。据黄作梅同志的家属回忆，他们收到的是斯里兰卡总理赠送的一套银制器皿⋯⋯这些充分反映了周总理对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怀念和对烈属的关怀。
　　20世纪60年代初，刚果政局紧张混乱，复杂多变。1961年7月23日，周恩来接见了包括记者王殊在内的3位在刚果工作的同志。周总理嘱咐他们说，你们工作上要谨慎，安全上也要注意，切不可大意，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周总理深情地谈到了毛主席在回复志愿军总部请示把毛岸英烈士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的电文中的两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要他们不管有多少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周总理详细地问了他们工作上和生活上准备的情况，甚至带了多少钱，多少药品也问到了，他一件又一件交代，从下午五时一直谈到深夜，还担心有些具体问题可能没有谈到或没有谈够，请陈毅、廖承志和黄镇同志再到外事办公室同他们谈。
　　1964年4月，巴西发生军事政变，新华社记者王唯真、鞠庆东和中国在当地从事贸易和展览工作的有关人员被非法逮捕，并遭到迫害。一年后，经过英勇斗争和积极援救，在全世界的抗议和压力下，政变当局不得不把这些同志全部释放。1965年4月，周恩来接见了刚从巴西监狱获释归来的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鞠庆东和从事外贸工作的王耀庭等9位同志，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并赞扬了他们忠于祖国，不畏迫害，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为恢复和发展驻外分社
　　排除干扰
　　
　　“文革”初期，受极左思潮影响，新华社驻外分社的记者，大多被调回，有的在总社接受审查，有的在外交部学习，有的下放劳动，有的被批斗。部分分社只留下一个非负责的记者，或只剩下一两个翻译、出稿员或报务员，有一半左右的分社名存实亡。那两年里驻外分社的出稿工作也大都停止了，只有少数几个分社仍坚持出稿。新华社与各国新闻界的往来，几乎断绝。更重要的是，国外分社同志的思想被搞乱了。
　　中共九大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问到新华社驻墨西哥记者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军管小组的同志说，他早已回来参加“文革”了。周总理非常气愤，批评军管小组的同志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周总理责成军管小组负责人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并且派出的记者要老中青三结合。
　　尽管新华社外事部门制定了恢复和发展驻外分社的计划，但一些老记者几乎都被认为有“历史问题”被拒绝放行，而军管小组指定的年轻人，既无国际报道经验，外文又不过关，派出去后很难胜任工作。恢复驻外分社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1972年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新闻工作，并派人去了解情况。当得知社内群众要求加强领导班子的反映后，他提议将新华社原副社长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经毛泽东同意，9月8日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朱穆之为新华社社长。原有的几位副社长也都恢复了原职。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华社一大批干部陆续得到解放，走上了领导岗位。此后，恢复和发展国外分社的工作得到了重视和支持，派出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当时新华社外事部门一位负责同志后来回忆：十年动乱期间，新华社的国外分社建设所以能起死回生，能从恢复到发展，所以能排除“四人帮”的一些干扰和破坏，主要是因为有周总理在，周总理始终没有放弃对新华社的关心和扶持。这期间，外事部起草的关于驻外记者采访外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报告就是周总理批准的。新华社和外交部会签的向未建交国家派遣记者须报国务院批准的报告，也是周总理审批的。周总理经常召集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中调部和新华社等涉外部门开会，并要求新华社军管小组和社内各涉外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周总理在会上几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有一次专门对新华社负责人说，你们要批判极左思潮。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新华社的干部有了主心骨，驻外分社工作有所遵循，并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美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的大门迅速向世界打开，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和拉美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同时，新华社驻外分社也日益壮大。到1978年时，新华社共有驻外分社70多个，驻外人员约300人。
　　（作者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史研究室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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