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国企大型国企渐成“高官摇篮”

　　近年来，中国政坛涌现出令人瞩目的“国企CEO”群体，苗圩、郭声琨、艾宝俊、竺延风、陈川平、李小鹏、王志刚、苏树林等一批国企高管纷纷步入政坛，或“跨界”出任省委、省政府要职，或履新各部委。
　　
　　4月2日，49岁的苏树林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很多人开始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
　　这与苏树林一贯低调有关，技术型官员出身的他不事张扬，掌舵世界500强排名第七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却很少出现在媒体视野。在有限的报道中，苏树林曾强调有双重身份：第一是出身农民，第二做了多年石油工人。
　　与贪腐案发的前任陈同海相比，中石化董事长位置上，临危受命的苏树林扮演了救火队长角色，不仅在四年时间内重新校准了中石化巨轮航向，无形中也为自己打下了坚固的政治资本。
　　此次履新福建省委副书记，苏树林接替的是年满65岁的黄小晶。11日的最新消息，黄小晶已辞去省长一职，苏树林任代省长。
　　
　　49岁“国企CEO”再赴政坛
　　
　　身材不高，气质儒雅，苏树林被誉为石油系统新生代。
　　1962年，苏树林出生于黑龙江克东县一户农民家庭。有报道披露，苏树林1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拉扯他们兄妹7人艰难生活。小学时，苏树林每天起早背着粪筐捡粪挣工分。后来，全家人供他读到大学。大学时代在贫困中度过，他经常吃玉米面发糕就咸菜开水，将全部精力投入学习中。
　　1983年，苏树林走出大庆石油学院校门，仅用9年时间便从普通研究人员，一跃成为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九厂高级工程师和副总地质师。对这位黑土地走出的苦孩子，同事们普遍印象是“严谨干练”。
　　34岁时，苏树林已是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助理，此后他一路上行，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2002年成为“十六大”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时，刚好40岁。当时，中石油、中石化连续任命了多位“40多岁、学历高、基层出身”高管。
　　“走群众路线”是苏的行事标签，被认为与其贫寒出身有关。他“解决问题，必到一线”，有“大庆人”吃苦耐劳精神，经常下到1000多米深隧道，给“参战职工”发慰问品。有同事回忆说：“他和工人在泥塘里交谈，远远望去，你分不清哪个是苏树林，哪个是工人，因为他们的衣服上全是泥浆。”
　　鲜为人知的是，赴任福建并非苏树林从政起点。五年前，他曾有八个月辽宁省委组织部部长履历。
　　2006年9月，44岁的他从中石油高级副总裁任上，调任辽宁省委常委并兼组织部长。
　　这场现在看来非常短暂“触政”，因一场无关腐败案戛然而止，2007年6月，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突然辞职（2009年因受贿获罪死缓），苏树林临危受命，出任中石化总经理、党组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陈同海属典型“红二代”，其父陈伟达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在浙江工作近30年时间。“文革”后陈伟达复出，1972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1978年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先后与胡启立和李瑞环“搭班”。
　　苏树林从政坛重回石油领域，变化的是，从中石油挪到了中石化，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
　　在中石化苏获得颇多信任，当时一位基层员工在博客上感慨：他刚上任，就来一线看望职工，和在场的每个人握手，一点没走过场，他提醒女职工要保证睡眠，强调尊重老同志和劳模，“讲了40多分钟，没一句是废话”。
　　苏在中石化的成绩获得了中央认可，中组部部务委员潘立刚4月2日宣布任命时说：“苏树林同志在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以来，提出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化工能源公司的目标……，较好提升了企业经营业绩和行业的竞争力。”
　　分析人士看来，苏树林的从政轨迹并不偶然，石油领域堪称高官“摇篮”。
　　在中央高层，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的周永康，在石油领域工作长达31年，曾任中石油总经理，后调任国土资源部部长。
　　吴仪与周永康是校友，同样在石油系统工作26年，从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党委书记任上转任北京市副市长。
　　此外，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任中海油总经理，刚卸任工信部部长的李毅中也曾任中国石化总经理，两人在石油系统工作均超过30年。
　　4月4日，苏树林陪同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会见首钢总公司董事长一行，这是媒体首次公开报道其在闽活动。根据去年12月签署的协议，首钢公司将投资50亿元建设福建最大板材生产基地。
　　一般看来，苏树林有掌舵石油行业丰富资源，将撬动福建与大型能源企业深度合作。
　　
　　大型国企渐成“高官摇篮”
　　
　　苏树林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政坛涌现出令人瞩目的“国企CEO”群体。
　　有分析指出，王志刚、李小鹏、陈川平、竺延风、郭声琨、苗圩等一批国企高管纷纷步入政坛，他们主要来自石油、钢铁、电力、国防科工等重点能源行业，多“跨界”出任省委、省政府要职，或履新部委。
　　就在苏树林履新前一天，王志刚被任命为科技部党组副书记，此前他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
　　现年53岁的王志刚长期从事电子科技研究，2003年9月开始执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王是神舟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嫦娥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在航天界资历颇深。科技部官网上，王志刚排名在部长万钢之后（原党组书记李学勇已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
　　今年初地方两会上，山西潞安矿业集团董事长任润厚当选山西省副省长，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雪枫当选河南副省长。
　　2009年2月，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亚庆，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08年5月，李鹏之子李小鹏去职世界500强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赴山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
　　同年1月，世界最大不锈钢生产企业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川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2007年，上海宝钢总经理艾宝俊调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出任吉林省副省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陈肇雄担任湖南省副省长。
　　翻开过往履历，国企出身的高级别官员还有不少。
　　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1992年从南京钢铁厂副厂长调任南京副市长，北京市委书记刘淇1993年从武汉钢铁公司经理调任冶金工业部部长，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1995年还是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总公司总经理，水利部部长陈雷从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调任部委，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2004年曾任中国铝业董事长，工信部部长苗圩2005年从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转任武汉市委书记……
　　国企高管步入政坛有政策依据，记者查阅2006年8月出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同年1月，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建立，该校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构成“一校五院”格局，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训国企、金融高管的干校，直属中共中央组织部。
　　有分析认为，中央系列举措体现出对国企高管培养选拔重视，除了从公务员队伍选任提拔官员外，我国正逐渐扩大高级别官员的选拔范围，让更多领域的优秀管理者走上领导干部岗位。
　　现实中，能源、电力、钢铁、汽车、国防科工等国企成为“高官摇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本刊记者的解释是，这些领域都是国有为主，企业高管和政府打交道比较有优势，这些企业高管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比较可靠。
　　
　　迈入政坛应有“标准”
　　
　　苏树林等一批国企高管的商界业绩，让人们对其施政之路寄予厚望。但从商与从政毕竟“隔行如隔山”，如何顺利实现角色切换，是国企CEO们必须跨过的坎儿。
　　卫留成曾坦率地谈及切身感受：“在中海油的收入与在海南省委的收入，两者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我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但是感觉也不一样，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够给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实事，得到老百姓认可，是另外一种收获。”
　　一般看来，高学历、低龄化、有魄力，国企高管从政优势突出，除了对市场经济运作熟知，通常还拥有管理的国际视野。此外，与政法、理工背景出身的领导干部配合，国企官员从政还可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十二五”期间科学发展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汪玉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企业高管有明显优势。现在的大国企都较深入地参与了市场经济竞争，国企高管的市场观念也比较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求比较高。他们从政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尤其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我不反对国企老总步入政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的态度相对谨慎，他向本刊记者强调标准的重要性：“任命程序和标准必须公开透明，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比如《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特别对高级干部的任免绝对不能含糊，这样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
　　在竹立家看来，干部交流已经成为常态，不存在什么非议。但现在政府管理越来越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行政岗位职责范围、权力运用、管理方式和国有企业都有很大区别，过去那种“万金油干部”显然已无法胜任。“企业高管向政府官员转型，价值观的转变很重要，过去企业管理理念是追求利益为目标，需要扭转成政府公共利益服务理念。”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认为“企业高管进入政坛是全球化现象”，他在媒体点评说：在美国，很多华尔街企业巨头最后都进入美国的财政部等。这已经非常正常，利用高管本身在经济领域内的管理才能，与熟悉经济的这种特长，能够为中国政坛带来很多新鲜空气。这个方向近几年来不仅不会放缓，而且会加快。
　　他同时给出两点建议：第一，不要仅仅盯着国企高管，有很多市场化的高管也有资格有资历进入官员队伍。第二，我国市场经济目前还处在完善过程中，有些企业高管进入政坛以后，可能会影响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个负面影响必须要考虑。
　　反对的声音来自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他一再提醒本刊记者：“干部少量适当交流不奇怪，但如果搞成普遍化、制度化，则需要警惕。党政机关和国企的运作规则不一样，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大规模交流）有可能造成运行机制混乱，打破社会合理分工。”
　　今后一段时期，地方党委进入新一轮换届周期，国企高管从政步伐会不会加速，能否发挥谙熟市场经济的优势，犹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