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公司不惜重金聘请外国人来撑门面，这可笑的事实到底反映了一种怎样的心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米奇・莫克斯利在中国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美国企业的中国分公司做质量管理员。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名号，而且他本人没有任何相关的工作经验。可这家公司一点儿都也不在意，他们的招聘要求只是长得不太寒碜、有套西服的白人就行。莫克斯利被委派到山东东营，包吃包住，周薪1000美元。
莫克斯利和同伴一行6人在北京机场碰头，招聘者就他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做了简短的说明：他们是代表加利福尼亚的公司来东营建厂的，责任包括到工地巡视、参加剪彩典礼以及与某些重要人物“亲切交谈”。他们中间还要出一个人扮演公司总裁发表演说。最终，这副重担落在30多岁的埃尔尼身上，因为他是6个人中外表最老成的。
在东营机场，莫克斯利见到了肯――一个留着毛寸头的台湾和加拿大混血青年，他们负责的项目就转包于此人所在的公司。
肯把所有人叫到了公司的临时办公室，并让他们参观了工厂。而埃尔尼则一直在背“台词”。
在第二天早晨盛大的剪彩典礼上，莫克斯利和同伴们穿着礼服站在前排，而埃尔尼“总裁”面对数百听众开始了精心准备的演讲。他吹嘘公司有多少全球合作伙伴，然后又强调自己能参与这么重要的工程有多么荣幸。致辞完毕，舞台上喷洒出五彩纸片，舞台后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响起爆竹烟花。埃尔尼则装模作样地和贵宾们合影留念。
之后的5天里，他们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打苍蝇、看报纸，继续装一个纯属子虚乌有的美国公司的高级员工。“我们每个月都要有白人来这里干一个礼拜。下次或许条件能好点吧，”肯对莫克斯利说，“我能给你们搞台电脑，你们天天看电影就不觉得无聊了。”
的确，他们的存在就好像是这个地方的“救命稻草”，莫克斯利的两个朋友甚至被要求一直在那儿住上8个月。
外国人=公司有实力、国际化
“不错，我就是一个冒牌商人，专门为这种冒牌外国公司‘钓’那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上钩。我有一位在美国从事电影行业的朋友，被一家加拿大公司雇来大谈低碳经济；另一个朋友飞到上海当高档礼品公司的托儿。我的中文老师对我的收入感到惊讶：‘你们这些外国人就是他们拿来充门面的吧。’”莫克斯利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讲述了自己在中国做冒牌商人的“奇特经历”。
莫克斯利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一些中国公司非常愿意出高价租用相貌端正的外国人充当假员工或生意伙伴，为期一天、一个周末、一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不等。因为有几个外国人在公司就意味着高人一等、财力雄厚、长袖善舞、海外业务昌盛等，不管是真是假。
在北京生活的美国演员乔纳森曾伪装成意大利珠宝公司的副主席，自称是中国某珠宝连锁公司的十年合作伙伴。他和几个俄罗斯模特儿乘飞机到河南省一个小城，替一家珠宝店的开幕典礼致辞，获利2000元人民币。
“我在台上发言，市长在我身边，内容是与该公司合作的10年是如何美妙、他们在中国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为此多么骄傲等等。”乔纳森说，“他们搭了个大舞台，全市的人都来了。”
《像中国人一样思考》的作者张海花说：“因为西方国家很发达，大家都’以为他们很富裕，所以能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公司必定很有钱，在海外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公司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必须雇佣外国人。”当然了，公司也可以选择“租”一个。
对“雇佣兵”的工作要求很简单：1.是白人；2.不讲中文或不懂中文，除非另有要求，3.省略上一篇广告的发布者是一个名为“租个老外”的公司，里面写道：公司有时需要外国人出席会议、晚餐或午餐，负责向客人微笑、握手。五官端正的女性和穿西装帅气的男性都有工作机会。
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大多是失业的演员或模特、兼职的英语教师和其他想赚外快的外国人。提供工作的地方一般是二三线城市――那些地方只要有白人一出现，官员就对这个公司留下了好印象，于是公司就能签约，或体现自己的“国际化”。
白人男性自然大受欢迎，白人女性也同样炙手可热，她们有时候冒充外国员工，有时候则是外国女友。而薇琪的例子，则是装石油大亨。
薇琪是苏格兰人，2008年刚到北京时，她就被聘请到山东出席一个“石油会议”，出场费300元。好几车来自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参与了那次会议。现场不仅有铜管乐队奏乐欢迎，还有美食款待。
“我就讲，苏格兰石油储量丰富。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是副市长的贵宾，入住最好的酒店。”薇琪在接受CNN采访时说，“这是中国现状的一部分吧。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只要大家愿意付钱，多么异想天开的事情，哪怕是假的，也会发生。这些经历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中国式自卑与崇洋媚外
“我的老师对我说，要是你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那你的工作问题就能很容易解决了。”在香港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李赫说。面临毕业时他发现，自己很多西方同学都很快找到了工作，其中不乏中国的知名媒体。“虽然我比他们努力，干得比他们好，但那又能怎么样?我得到的永远是最少的。”
《华尔街日报》6月的一篇有关“租用白人”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人的认同危机。作者认为，自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充满了模糊性，这不仅触发了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还触发了自我厌恶的民族感情以及对一切西方事物的盲目崇拜。清朝灭亡之后，一些中国的文人志士认为，正是中国在军事、经济与精神上的软弱，才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为了拯救国家，他们觉得中国需要“全盘西化”，拒绝表现为儒家体系的传统思想，同时接受欧洲体系及其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
中国这种优越感与自卑感交织的复杂心理根植于：百年国耻之中，而且从未得到自我排解，即使中国在过去30年间已经转变成一个经济大国，这种复杂心理仍然存在。中国想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来自西方的尊重，但在个人层面上却视西方人高人一等。
二三十年前，在中国的西方人可以去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酒店、餐厅和百货公司，使用一种特殊的名为“外汇兑换券”的货币进行消费。如今，在餐厅和百货公司，为名贵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汽车一掷千金的往往都是中国人。不过，即使是在北京或上海，一些餐厅仍为西方人提供更好的凝桌，并且优先为他们服务。
于是，一些中国人就开始走极端，对中国人的“西方优越性”这一观念加以利用。一家跨国制造企业的华人高级经理拥有一套“白种人”商业策略：当他去较小的城市出差时，务必会带一名白人雇员在身边。“有一位白人在身边，当地人总是会更好地招待我们。”这位白人往往是一名工程师，他不需要在会议中开口讲话。不知何故，他的存在就能使事情进行得更加顺利，至少能使氛围更为友善。
但这个“白种人”策略也有一个弊端：当本地人首次见到这位高级经理和他的团队时，他们最初的反应常常是白人才是老板，这位经理只是白人的翻译官。不过，这位经理说他一点也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把生意做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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