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贵州的汉代“三贤”】 贵州三贤和酒

  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创立“汉三贤祠”,将汉代的尹珍、舍人、盛览三位文化名人列为“三贤”加以纪念。其后,“汉三贤”的提法流行开来,被视为代表古代贵州文化的辉煌人物。
  贵州的州县地名中,极少有用人名冠名的,道真自治县却是一个例外。道真县唐代属珍州,元末改“珍”为“真”,明万历时改真安州,清雍正时改为正安州,民国初改州为县,设正安县,1941年分正安县东北地设道真县。1943年出版的《贵州名贤传・尹珍传》说:“尹(珍)先生是贵州文化的开创人,正安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为纪念这位先贤,特呈准中央政府,将正安县划出一部份,另设一个新县,称为道真县。”
  尹珍在发展贵州古代教育方面有着卓越贡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尹珍赴京求学时大约20岁,曾拜在经学家许慎门下,研习五经文字。返回故里后建草堂三楹,开馆教学。因从事地方教育,声誉渐著,朝廷从地方选举孝廉时,地方官以其精通经学,选入文学科目,向朝廷举荐。汉桓帝时,学者应奉任武陵郡太守,尹珍就近前往拜应奉为师,学习图纬,通三才,师生并显一时。尹珍年老辞官还乡后,将原学馆改名“务本堂”,矢志育人,直至病逝。
  由于尹珍在贵州文化史上的影响,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他手创的“务本堂”。明代中叶,贵州的3个书院先后修建尹珍专祠,清代在贵阳扶风山王阳明祠旁建尹道真祠。省内印江、铜仁、独山等地都相继建有尹公祠。甚至省外的南川、綦江等县也建有尹子祠。黔北巨儒郑珍形容尹珍的影响时说:“凡属��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食乡社。”因他擅长经术,受到东汉朝廷的高度重视,历任尚书承郎,荆州刺史等职。
  “汉三贤”中的舍人,是一个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舍人一词本是古代的官称,原为贵族家里的门客,后来发展为官职,前面再冠以头衔,名称不同,职权也不同。例如秦汉时期设置太子舍人,魏晋以后有中书舍人等。
  贵州文献中谈到的舍人,指的是西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学者,认为他是“犍为郡文学卒史”,在汉武帝时曾作“待诏”,著有《尔雅注》三卷,其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亡佚。相关文章并提出,汉武帝所设犍为郡的郡治在鳖县,即今遵义境内。舍人对《尔雅》作注,是“汉儒释经之始”,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清道光《遵义府志》说:“南中若奠先师,断推(舍人为)文学鼻祖。”
  能对《尔雅》作注的人,学术成就和地位自然很高,作为贵州古代辉煌文化的一页,舍人和他的学术成果已成为今天贵州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我们迄今对这位名贤的了解实在太少,还有许多悬疑找不到答案。
  《隋书・经籍志》说:“梁有汉犍为文学《尔雅》三卷亡。”那么,写《尔雅》三卷的犍为文学与舍人是不是一个人呢?有文献说是一个人,有文献又说是两个不同的人。舍人既是官称,我们却将其视为人名,孰是孰非,至今仍旧无法定论。有人解释说,著《尔雅》三卷的这位先生,本来是犍为郡文学卒史,后来受任为舍人,名则不可考。但也有学者指出《广雅》中有“舍”姓,因此舍人应是名字。此外,关于舍人的籍贯同样也有争议。有人称四川嘉定县的尔雅台是舍人作《尔雅注》的遗迹。这是要把舍人从贵州挖出去了。
  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名士”盛览,字长通,据说是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好友。司马相如奉命入西南夷,盛览专程前往请教作赋之法。司马相如答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盛览听罢司马相如的宏论,茅塞顿开,“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此事在《汉书》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盛览返回后在乡里授徒,开启了地方文教之门,又著有《赋心》四卷,成为一代文化名人。
  近年来,盛览的籍贯也成了一个争论焦点。遵义市将其列为该地区的文化名人,作为“汉三贤”中的一员。在一些媒体的宣传介绍中,则特别注明:“盛览,字长通,汉武帝��郡(今贵州福泉一带)人。”云南大理方面则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人物》中“盛览,字长通,叶榆人”的记载,认为盛览是大理人。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差异是常见的,既然面对不同的看法,在挖掘、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就不能不时刻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毕竟不能因我们这一代人的急功近利,让后世的人陷入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