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为了找到天赋]佛教中说人为什么活着

  《新民周刊》:你说自己在40岁的时候终于不惑了。究竟想明白了什么?    宋鸿兵: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某种天赋,当一个人在从事自己最有天赋的事情时,其实很容易成功,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会觉得痛苦。而人从刚出生到去世的全过程,就在于找到自己的天赋。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而我到40岁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源头,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心就定了。    《新民周刊》:你认为自己的天赋是什么?    宋鸿兵:我的天赋在于可以从很复杂的关系之中,一眼看出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像打仗一样,拿下了战略制高点,剩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那种罗列5个、10个原因的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担心出错,被外界耻笑,这样的人杂念太多,很难出现天才。真正能够做出第一流成果的人,内心永远是非常单纯的。比如爱因斯坦,陈景润。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想着如何升官发财,绝对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    《新民周刊》:你打这么多比喻,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单纯的人?    宋鸿兵:对,我确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人,很少考虑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不在乎。    《新民周刊》:外界对你有很多批评,你怎么看?    宋鸿兵:这个世界有两种强,一种是好强,活在别人眼中。另一种是自强,我知道我自己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内在的价值体系,就OK了。其他人怎么说,无所谓。就像梵高、曹雪芹。为什么曹雪芹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因为他活着就是为了把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内心感受抒发出来,这是他活着的目的。当你内心深处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不依赖于外界的评价而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叫成功。    《新民周刊》:你明显比梵高、曹雪芹更有经济头脑。    宋鸿兵:(大笑)只能说我生活的时代,比他们幸运。在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曹雪芹能发微博、发博客,有两百万粉丝,毫无疑问,不用等到来世,当世他就火了。正是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使从前很多像曹雪芹一样会被埋没掉的人,可以提前被社会所发现。    《新民周刊》:你发现了自己天赋的过程是怎样的?    宋鸿兵:第一本书是一个契机,最近几年通过写书,我沿着这条路去探索,慢慢发现,做经济分析、金融史研究,第一是我自己觉得很high,第二是当我写出来之后,我看其他人的类似作品,发现我对历史融汇贯通的能力和对细节的观察视角,是有独特之处的。我突然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就是与众不同。你存在的价值,就是与所有人不一样。    《新民周刊》:既然这么与众不同,为何后来在90年代的“出国热”中,你也随后选择了出国读书?    宋鸿兵:当时跟我的兴趣有关。我在40岁之前,有很多兴趣。有兴趣和有天赋,这是两回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对进化论特别感兴趣,当时特别想去研究,为什么地球会产生,生命会出现,会进化出人类。可能因为我父亲是研究生物的,我母亲是研究地质的,受了他们的一点影响。后来又对物理感兴趣,想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物理学家,上大学又想成为计算机专家,学的是自动化,对计算机、逻辑像精神病一样痴迷过一段时间,疯狂写代码。    《新民周刊》:你后来并没有在互联网界有所建树。    宋鸿兵:对,这说明我不是那块料,假如我真去学物理,可能早就挂了。你有天赋的东西,上帝只会给一个,不会给两个。    出国是我想去学法律。但遗憾的是,虽然考上了,太贵读不起。后来又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反而不是法律。    《新民周刊》:你后来又去了媒体游说公司。    宋鸿兵:那是代表媒体这样的利益集团,游说国会的机构。当时我只是实习生,帮人家跑跑腿、约见之类。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工作经历,让我实际上进入了美国的政治圈,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是如何游说政治利益的,发现很多事情背后都有推手,越有钱有势,就越可以影响游戏规则。这也是我日后做《货币战争》的思想认识基础。      阴谋论就是一个帽子       《新民周刊》:在“前40岁”的迷茫期,你对很多事物感兴趣,也换过很多工作,如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等等。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金融史?    宋鸿兵: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我的冲击比较大。我很好奇一个索罗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打垮这么多国家的货币体系。既然少数人能够能量这么大地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那么全球的经济变化,显然不像我们从前的想象,是一个热分子运动,完全没有规律,我当时的判断就是这一定是有主宰力量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有过游说国会的这种经历,就会知道表面上虽然看不到谁在影响立法,但幕后有很多人,在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运转。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利益,怎么能够运转。既然有利益,背后又怎么没有人去运作这种利益?所以阴谋论就是一个帽子。本来是一个潜规则的事情,不应该放到桌面上讨论,而你们这样的烂人,竟然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就很讨厌。    《新民周刊》:你认为这是自己被经济学界排斥的原因?    宋鸿兵:是,我相信是这样的。不是我要成为一个被讨厌的人,而是这符合我对这个社会运作真相的追求。当然这还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钱。中国人对钱这个事,特别缺少研究。每天都用钱,但几千年发展下来,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关于钱的完整的学说,这非常奇怪。我对赚钱的兴趣,要小很多。我对研究钱本身,兴趣非常大。      让预测验证       《新民周刊》:所以你以货币为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认为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后都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阴谋策划,世界近现代两百多年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滑铁卢战争、希特勒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六位美国总统遇刺、中东战争、亚洲金融危机等等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惹的祸”。这样看问题,会不会太简化和绝对化?    宋鸿兵:人类生活,每天都围绕着一个“利”字在运转,如果大家不逐利,整个社会就会停摆。如果驱动力是“利”,那么什么最能代表“利”?我认为是“钱”。我从钱去切入,理解整个社会运转的动力,这从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一个很偶然的暗杀事件,引爆了整个欧洲打了4年。教科书上认为,这是由于德国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这就是传统思维,从政治学角度去理解。但是我认为现有解释根本不够,明显缺乏说服力。一个暗杀事件,为什么会引发这么长时间的惨烈战争?在我看来,两败俱伤、所有人都受伤害的事情是不会持久的,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傻事。如果要发生并且长期存在,必然有一个理由和推动力。包括一战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就在研究这个。第一个问号:是不是钱?第二个问号:有没有证据?我认为是钱,而且有大量证据。    《新民周刊》:你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需要阅读大量的材料。像30万字的英文原著,基本是两个晚上看完,带着比较明确的目的,在翻书的过程中寻找你需要的信息。这种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你搜集来的“证据”,都是碎片化的。当你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或许会展现一幅自圆其说的图景,却与事实大相径庭?    宋鸿兵:这个问题非常好,科学理论就是这么来的。进化论,就就是把搜集到的头盖骨、化石摆在那里,然后从逻辑上推导出人变成人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推理,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这就像刑侦学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而犯罪心理学家研究你的动机。在我看来,提出一套自圆其说的体系,本身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极,它的目的在于预测,帮助人们更多地理解这个世界。正如研究历史,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未来,而不是解释过去。如果我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但是不能预测,我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所以我每本书的结尾,都有预测。如果你的理论体系对,你就可以预测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摆出预测,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体系是不是正确,还是认为预言将来必然会变成现实?    宋鸿兵:显然是后者,我认为前者是没有天赋的。你提出来的东西,自己肯定是100%的相信,一定是这样,必然是这样,你才会这样去研究。我认为科学到最后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它根本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论断,是否都有充足的证据,证据的可信度有多高?    宋鸿兵:你在书中看到的东西,都是有史料支撑的,没有结论的东西,我是不会写的。    比如德国央行背后真实的运作人,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德国央行构成了欧洲央行,但是德国央行成立的时候,我的本能告诉我,一定跟美国有关。因为美国人设计它先于西德政府成立,就是为了让它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但是如果美国人非常了解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呢?所以这两者之间必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我那天看华盛顿邮报,就发现我的判断是对的。美国财政部对欧洲央行的影响力非常大,实际上相当于欧洲央行和欧洲各个政府之间的传话人。 换而言之,美国财政部对欧洲央行的决策,会发生直接的影响力,而不是欧洲各国政府。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下判断需要直接史料的支撑。这种直接的史料,就需要德国央行成立的初始文件。签字人是美国占领军的最高首脑,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他和美国各大家族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段我就没有写。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到德国去查原始档案和原始章程。      人性是不会进化的       《新民周刊》:你是“金本位”的推崇者,这是不是体现了你的某种价值观?    宋鸿兵:对,为什么我一直提倡金本位,因为金本位可以制约那种狂热的信贷扩张,抑制人的欲望。    经济发展,就是在刺激人的一种欲望和贪婪。但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感。如果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比作分子,分母则是欲望。宗教的作用是削减分母;科学进步、技术发展,是扩大分子。如果欲望扩张速度,超过分子的供应量,人类会变得更痛苦。而现在的社会发展,就是主要靠扩大分子来进行,同时又刺激了分母。    信贷扩张,当然发展快,高楼大厦都可以建,但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增长,而是靠刺激人的不需要的欲望。我们社会发生了癌变,物欲横流,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两个字:欲望。我认为经济上要有所克制,否则这种增长要走向灾难。金本位就是通过经济的方法减少分母,增加社会幸福指数。    《新民周刊》:这确实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    宋鸿兵:我认为一定会实现,并且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情况。人性是不会进化的,不断从膨胀、摧毁,回到原点,再膨胀,再摧毁,再回到原点的反复轮回。    当年北宋搞交子,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纸币,最后宋元都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帝国崩溃、解体。不得已明朝张居正要改革,中国从纸币制度退回到了白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历史的倒退?就是因为那个制度维持不下去了,人性的贪婪导致崩盘了。    古罗马帝国崩溃,也是因为在货币中掺锡、掺铅,不断降低含金量,最后货币崩溃,东罗马帝国搞纯金货币,所以东罗马帝国比西罗马帝国的寿命长了1000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后,也是先后进行了5次纸币的实验,都失败了,再回到纯粹的黄金和稳定的货币体系。    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解决主权危机,开始印很多钞票,再爆出更大的危机,再印钞票,总有一天,社会发展无法持续了,就会回到一个合理的货币制度。    《新民周刊》:你在新书《货币战争4》中,预言美国将面临“失去的十年”。但是我看到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并不像很多人所预见的那样悲观。    宋鸿兵:我不这么看。尽管美国没有出现通胀,但是它的负债高,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最近有个统计,30-35岁以下的家庭净财富仅有人均3000美元。上学、医疗、买车、买房,都需要贷款。一旦你失业了,美国救济体系只保证6个月的救济金,欧洲基本上拿好几年没问题。我在美国14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谁都不敢失业。美国式负债导致了经济复苏乏力,消费者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    美国国家总负债量和GDP的比值,是衡量经济体健康与否最准确的数。我在书中提出,美国是300%多,1933年美国也达到过300%,然后经济就崩溃了。而它现在试图在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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