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其冠“三民主义”之首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无论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该思想都具有深刻的民族凝聚意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1893年，孙中山就提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内容的民族主义主张。他所抱持的这一“革命排满”态度虽体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和大汉族正统观念，却诱因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屡败于列强，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认为，“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 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纲领在初创时期具有“救亡图存”的民族自救意识，是以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思想内核，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而具有凝聚民众共赴大义的影响。 继1894年11月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后，孙中山足迹所至的香港、广东、日本、美洲等地的兴中会也相继成立，并吸引了大批爱国民众参与其中，这就是明证。 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革命党的领袖，此时的孙中山意识到，处理好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已是当务之急。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强调：“有最要紧的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孙中山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此后，他多次使用“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五族一家”等说法。所谓“五族”，是指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 此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纲领已上升到民族统一的高度，具有极强的民族团结意识，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旨，正确地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而能较好地将国内各民族在追求统一的道路上凝聚起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对孙中山触动很大。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达到新的高潮，孙中山认识到，民族主义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 同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规约》明确提出，恢复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纲领，这对孙中山产生深刻影响。 次年元旦，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矛头直指“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又说：“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至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它既因时制宜地符合民族独立、民族自主的需要，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又与时俱进地反映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愿望，获得了合乎世界潮流的开放性意义，故而能释放出凝聚中华儿女的巨大能量。 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集中在民族凝聚力上。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一切。 所谓民族向心，即向心于民族，忠诚于民族。正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向心于中华民族，忠诚于民族，他才能提出民族自救、民族团结、民族独立、民族自主的民族主义纲领。 正是因为这一民族主义纲领是坚定不移地忠诚于民族，维护中华民族的切实利益，它才能将全体中华儿女凝聚起来，推翻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使得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凝聚核心代表人，其民族主义纲领之所以能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为之共同奋斗，是因为二者皆具有中华民族向心力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