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东京细雨潇潇，街上行人稀少。11时左右，位于中野车站附近的一家名为“ZERO”的影院里，工作人员悄悄地把《南京!南京!》的电影海报张贴在门口。 第一场放映定于12点半开始，观众可以提前半小时入场。接近12时，影院门口，日本观众已经在雨中排起了长队。东京警方在影院附近部署警力，10余名警员在影院附近维持秩序，放映之前没有出现混乱场面。
在日本民间组织的安排下，《南京!南京!》得以登上日本银幕。21日下午共放映了两场，近千人观看了电影，观众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两年努力。一天公映
《南京!南京!》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士兵的日记和手记为蓝本，用黑白片形式展现日军暴行，同时刻画了为暴行而有所忏悔的日军士兵形象，为观众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角度。
今年40岁的导演陆川曾因执导《可可西里》赢得国际声誉。他历时4年拍摄的《南京!南京!》曾赢得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电影节最高奖“金贝壳奖”。这部影片2009年在中国公映，当时陆川就表示，影片一定要在日本上映。“就算自己贴钱，也要在日本找到发行方，哪怕只公映两天。”
在日本市民团体“南京守护史实电影节实施委员会”的组织下，这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在制作完成两年后，终于有机会在东京公映，尽管只有一天时间，尽管只放映两场。
在陆川看来，这部被日本右翼称为“险恶的反日电影”能在东京公开放映，意义非凡。他说，这次放映虽然不是真正的商业公映，但已经向梦想迈出了第一步，这珍贵的第一步会激动他继续努力。
曾担任日本右翼团体“一水会”负责人、现为顾问的铃木邦男在观影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会有右翼的宣传车前来抗议，不过出乎意料……进到会场，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人只能看下午4点45分那场。真是一场盛况。”
“守护史实”的战争
促成陆川这一夙愿的“南京守护史实电影节实施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该委员会的荒川美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直想在日本放映这部片子，但是一直找不到愿意放映这部影片的公司，于是决定自筹经费，策划了这次展映。
这个组织，总共也就十几个人，年龄以30多岁为主，成员包括一些长期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的律师、退休教师和学生。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个组织成立的来龙去脉。
1937年11月30日～12月11日，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在从上海杀向南京的途中展开了“百人斩”杀人竞赛。日本战败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判处向井、野田两战犯死刑。
又过了20多年，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关于他采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内容。本多胜一还出版了10多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通向南京之路》，里面揭露了疯狂至极的“百人斩”杀人竞赛。
南京大屠杀过去66年之后的2003年，这两名少尉的家属向法院提交诉讼，告本多胜一和《朝日新闻》“毁坏名誉”。
2005年8月23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百人斩”诉讼原告、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杀人竞赛刽子手遗属败诉。并驳回原告所有有关企图对“百人斩”杀人比赛历史进行翻案的诉讼请求。
从日方遗属提出诉讼以来，很多有良知的日本记者和市民挖出更多新的资料，“百人斩”证据确凿。但是，两个少尉的遗属却不死心。在法院驳回家属们请求，判决本多胜诉之后，这些家属继续上诉。
与此同时，另一场官司引发了人们的关注。1998年，日本辗转社出版了日本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的所谓“研究专著”。他们在书中否认夏淑琴和另一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身份，并诬指她们“编造”事实。
2000年，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日本人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然而，面对夏淑琴的起诉，2004年日本的两位被告并未能出现在南京的法庭上，此后案件转入南京玄武区法院审判。
在这两个“诉讼案”接受审理的背景下，“南京・守护史实电影节实施委员会”这个民间组织成立了。发起人希望人们不要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过去，不要忘记它，并且将其作为历史教训告诫自己。
《南京!南京!》在东京上映是这个委员会举办的第二次电影活动。2009年12月13日，在东京世田谷区民会馆厅，这个团体第一次放映了以南京为主题的电影并举行了研讨会。
在那之前，涉及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要上映，一直困难重重。
2009年，在“南京・守护史实电影节实施委员会”自己举办的电影节上，一共放映了4部电影，还举办了研讨会。这四部影片分别是武田伦和导演的《南京――被割裂的记忆》、根据英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救活中国战争孤儿的史实拍成的电影《黄石的孩子》，以及《张纯如》、《南京》。
被“震动”的右翼
“南京・守护史实电影节实施委员会”本想在2009年放映《南京!南京!》，却终因这部电影在日本的话题性而不得不搁置。两年里，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在为这部片子的公映而奔波，但毫无结果，即使遇到愿意商业放映的公司，也因对方担心右翼闹事而放弃。
2011年这次公映后，日本右翼团体顾问铃木邦男在文章中回忆说：“那天我去得很早，给了会场防卫方面一些建议。会场整备人员有30人，律师也戴着腕章在那儿站着。外面有很多警察。因此，右翼的几辆宣传车也仅仅是来了而已，又回去了。因为根本没法进入。”
在放映结束后，铃木找到了陆川。
“铃木邦男说这是他第二遍看这部电影。他想了很久，说他被这部电影震动了，没想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陆川对记者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这是对这部电影的一个褒奖。他是右翼组织的领导，电影影响到了一个日本右翼领导人对这段史实的看法。”
冒雨前来的日本普通市民看完之后也深有感触。一位女性观众在观影后留言：祖父当年从战场回来，对战场的事情只字不提，到死都郁郁寡欢。这部电影让我理解了祖父内心的痛苦。
(摘自《环球》201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