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从繁华的都市返回了乡村，在永嘉二中开始了在我看来无聊至极的山居生涯。当被强烈的失落感笼罩着的我孤身一人来到隐藏在大山深处的二中时，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一位对我影响至深的老师。
其实要说到和陈智峰老师的相识那真是平淡无奇。那时他是教务处主任，作为学校领导，他很关心年轻老师的成长。也许是我在学校里开的几堂公开课尚有可取之处，陈老师开始留意上了我这个不善交际的新人。后来学校文学社要出一期杂志，作为文学社主编的陈老师在杂志里面安排了一个展示教师文采的栏目，我就给文学社刊物《江风》发过去一篇杂文，然而也许是因为文风不太适合在学校刊物上发表，那篇文章终于还是被搁置了。几天后我去教务处送材料，陈老师看到我马上热情地泡了一杯热茶亲手递到我手上，然后就对我那篇被搁置的文章深表歉意。其实我是早已忘记了的，也许因为思想比较偏激的缘故，尽管我写了不少东西，但能形成铅字的一直都很少，对能否发表我早已看淡，因此若侥幸被采用了，我反倒会惴惴不安。那次和陈老师的交往，让敏感的我不仅没有感到来自领导的压力，反而备感亲切。
但是我终究是不大喜欢和领导打交道的，在内心深处我觉得领导往往和政客相等同。因为这种偏执，我一直和陈老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每次在校园相遇也只是礼节性地点头微笑而已。除了公事，基本没有私交。每当进出教务处看到陈老师办公桌上一大堆的书籍，我甚至在内心嗤笑他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有一次，闲极无聊的我在一位同事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本《发现古诗词之美》的书，由于当时手头没有什么书好看，就漫不经心地看了起来。渐渐地，觉得这书还挺有意思。那同事看我读得仔细，就对我说这是我们学校语文组陈智峰老师编写的。当时我心头一震，为自己因为偏执狂心理作崇错看了人而暗暗惭愧。后来，在学校里时间长了，慢慢发现，这位领导还真是和别人不一样，是有点真才实学的，他居然还有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他谈起诗词歌赋来也常有独到见解。
而真正和陈老师相交大概是在我到学校后的第二年。那一年，陈老师也担任高一段语文教学工作，我恰好是当时备课组的组长，我们的交往也就渐渐地多了起来。随着在工作中的沟通，我开始对陈老师心生敬佩。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老老少少有二十来位，而当时三十多岁的陈老师是这么多教师里唯一有着系统性教学思想的老师，这让我暗暗吃惊。有时在课间和陈老师闲谈，我们谈古典诗词，谈现代文学流派，谈西方教育流派，我发现自己居然和他有这么多的交集。有一次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发现他电脑里播放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魔岩三杰”在香港红�体育馆的一场经典演唱会。我一直觉得喜欢摇滚的人都是狂狷之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样的人都是纯粹的。正是那次不经意的发现，让我彻底放开了心理的防备，把他当成了好朋友。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第二年，在学校给我指定师父前，我征询了陈老师的意见，正式向他提出了拜师之请，陈老师欣然答应，于是我们就在朋友之上又多了一份师徒情谊。
从此以后我们就频繁地交往起来，我也常去教务处喝茶了。每次，陈老师都如第一次见面一样，给我泡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酽茶，然后给我递上一些古怪的烟。我们就这样在茶水、烟雾和摇滚乐之间谈着理想、文学和人生。这样的日子就如春天的树叶一样繁多。相交日久，我从这繁多的树叶之间窥到了这棵大树庞杂深厚的根脉，并且身受了他的恩泽和影响。
小时因为父亲久病，家道中落，我早早就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因此不知不觉间也在心灵深处形成了如鲁迅先生一样的对人世的冷眼。虽然面对学生我也尽力奉献自己的热情，然而又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作打算的。曾经有一次，我因为担心山区的学生知识面过窄，把自己的部分藏书搬到了班级里给他们读，然而期末的时候居然只收回了寥寥几本，无论我如何催促，有一部分书籍还是无声无息地在世间蒸发了。这对爱书如命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于是更加坐实了我对人性恶的揣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皮笑肉不笑地对待这群学生，用冷眼观看他们的自私和冷漠，又用自己的观察所得来印证苟子的“性恶论”，常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发现。
可是随着和陈老师交往的加深，我二十多年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动摇。在三年时间里，我居然从未发现陈老师因为学生的缘故生过一次气动过一次怒，一旦说起学生说起教育，他的脸总是不自觉地舒展开来，眉眼之间尽现慈爱。难道陈老师就没有受过一丝一毫的委屈吗?其实我知道无论陈老师的课上得怎么好，对学生怎样地照顾，都有一部分学生明里暗里在斥骂他。当然，他也知道这些事。如若在我，这就又成了“性恶论”的最好佐证了，可陈老师却抱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不管是不是受委屈，都能时时追问自己，反思自己。这样的事见多了，我的心就渐渐地惭愧了起来，我开始反思，尝试打开这扇沉重的心门。我学着全身心地去爱我的学生，而我的学生受了我的感染，也会爱别人了，于是我体会到了“仁者爱人”的深意。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从不生气的老师居然有一次出离愤怒了。那一天正是县优质课比赛结果公布的时候，得了最末名次的我沮丧地走在校园里，突然有一双大手拍在我的肩膀上，我回头一看，正是师父陈智峰。我羞愧低下了头，嗫嚅着说：“师父，对不起，我得了‘特等奖’，给学校丢脸了!”师父用他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认为那堂课完全没有问题。然而我总是不自信，在心底反复地问自己是否真是十八个选手里最差的，就像其中一位评委所说的，到了“无以复加不可评论”的地步呢?我在想，我大概真是无药可救了，然而我又找不到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意志消沉。曾经我是那么自信，以至于在学校还获得了一个“东狂”的称号，可从那次比赛后，我怀疑起了自己的教学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和文学功底，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切。
陈老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连着好几天吃饭的时候都叫上我。我们俩坐在食堂里默默无语地吃着饭，之后到他的办公室抽一顿闷烟。我们就这么坐着，看着彼此手里的香烟渐渐变短。有一天，我们如往常一样闷头抽烟，突然间他大喝一声：“我一定要到市里上一节课，让专家们评说评说!”说做就做，接下来的日子，陈老师争取到一节市级公开课，他亲自用我上县级优质课时的课型为各地来的专家上了一节《高山仰止》。当专家们对这堂课予以充分的肯定后，陈老师终于一扫多日的阴霾，对着我露出了小孩子般爽朗的笑容。我知道他是在用笑容鼓励我，要我勇敢坚强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然而我总是惴惴，陈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不安，于是接下来又邀请了全国优质课一等奖得主陈海光老师来听我上《金岳霖先生》一课。当晚，当陈老师听完陈海光老师对我的充分肯定后，他脖子一仰喝下了好几瓶酒。随后，微醉了的他拍着我的肩膀对陈海光老师说：“这样的苗子，怎么会得‘特等奖’?!”我知道他也一直为我得了最后一名这样的“特等奖”而耿耿于怀，他怕我就这么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久违的泪水盈满眼眶。那一年我27岁，我深深地记得27岁时的那一次流泪。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不知不觉间我和陈老师已经在二中待了四年，就在2011年，我们一起把这一届学生送走以后，陈老师也因为种种原因痛苦地选择了离开这所他奋斗了十多年的学校，离开了那些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年轻才俊，离开了那些他念念不忘的学生。现在每当路过行政楼的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往教务处张望，可这时候再也没有人给我泡上一杯香香的酽茶，递上那些从未听过的怪烟了。哦，再见，我的良师!哦，再见，我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