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一篇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关于其创作，鲁迅自己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致王乔南》1930年10月），而是暴露国民的劣根性，“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的这些目的和意愿都已完美实现了：阿Ｑ从20世纪20年代诞生至今，一直激发无数读者的探究、深思，更引起了不少作家、评论家孜孜不倦的研讨。阿Ｑ研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特的专门学问――阿Ｑ学。这不正说明了《阿Q正传》具有的永恒艺术魅力吗？
在1926年8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上，涵庐（即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高一涵）的《闲话》一文记载了这样的趣闻――
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这一段的记载的确饶有趣味。小说连载时作者署名为“巴人”，鲁迅自己的解释是“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阿Q正传〉的成因》），没想到由此引起众人的猜测。《晨报》主笔蒲伯英就曾被怀疑为作者，因为他是四川人，再加上小说序末又明文提及胡适，而此前胡适曾以“Ｑ・Ｖ”笔名撰文，于是有人推断，此乃蒲伯英讽刺胡适之作。更有敏感者觉得小说某情节与自己的一段隐私暗合而疑神疑鬼，由此便引出了更多的猜疑。看来如此“关心”作者，实质上就是怕别人揭露“他的阴私”。这恰好说明了鲁迅观察之仔细、思考之深刻、笔触之犀利,表明了“正传”的确画出了国人的“阿Q相”，写出了“灵魂的深”，圆满实现了“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答〈戏〉周刊编者信》）的写作初衷。
小说发表之初，就有读者写信给鲁迅，“指摘”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Ｑ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的夸张。鲁迅当时并没有给予回答，不过两年之后，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一文（1925年5月14日）里提到这件事，他说，现如今学生的请愿，执政府的门前还摆起了两架机关枪，而“阿Ｑ的事件却大得多了，……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鲁迅虽没有正面回答，但从这看似夸大其辞的类比中，不难看出，鲁迅非但不认为他的夸张“太远于事理”，反而还认为夸张得还很不够，他认为现实中的情况要远比他小说里的描写离奇得多！“夸张愈奇，愈见其真”，这个看似极度夸张的“太远于事理”的阿Q被捉的场面描写，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深刻地表现出阿Ｑ悲剧的必然性，说明了阿Q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这正好应了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926年11月，作家郑振铎在《文学周报》第251期上发表《“呐喊”》一文，在赞誉《阿Q正传》同时，也提出了质疑：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Ｑ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地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Ｑ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鲁迅为此专门作了解答：“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对于“大团圆”这样的结局，鲁迅解释说：“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阿Q正传〉的成因》）这正说明了阿Q所处的社会环境，阿Q的个性特点，决定了阿Q必然是这样的命运结局。
1935年，清华学子、青年学者李长之别具匠心，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他“百读不厌”的《阿Q正传》进行精辟分析，他说：
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懑，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
阿Ｑ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Ｑ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别人给阿Ｑ以奚落，别人给阿Ｑ以荒凉，别人给阿Ｑ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地。别人可以给阿Ｑ以弃逐，可是鲁迅是要一个阿Ｑ逃在自己的怀里的。阿Ｑ自己也莫名其妙，荒凉而悲哀，可是鲁迅是为他找着了安慰，找着了归宿；阿Ｑ的聪明、才智、意志、情感、人格……是被压迫得一无所有了，有为之过问、关怀、而可怜见的么？没有的，除了鲁迅。阿Ｑ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
（《〈阿Ｑ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原载1935年6月19日《益世报》）
他认为《阿Ｑ正传》的“永久价值”在于一个“真”字，“因为真，所以这篇东西，是一篇有生命的东西”，“是绝对有纯粹艺术价值的东西”。
作家周立波认为阿Ｑ“是旧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可哀的自满”，“他有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他使人厌恶，也使人同情，他是好笑的，又是可哀的”。（《谈阿Ｑ》，原载《中国文艺》1941年1月第1卷第1期）周立波的论述在把阿Ｑ作为“国民性弱点”来批判的同时，也点出了阿Ｑ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他的这些深刻见地对后来的研究者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读《阿Q正传》的感受和体会，学者王冶秋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读书随笔”里说得最为精妙。他说：
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Ｑ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Ｑ还是阿Ｑ；第七遍，阿Ｑ向自己身上扑来，要和你“困觉”；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面镜子；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
（《〈阿Ｑ正传〉读书笔记》，原载1940年12月1日《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他的这番读书心得比较真切地反映了读者阅读的心理反应，可以说是读者的共同心声。这“读后感”是《阿Q正传》振聋发聩、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的生动体现，不也是这部名著不朽艺术魅力的一个形象的注脚吗？如今，这篇“读书笔记”早已成为《阿Ｑ正传》传播史上必被提及的经典材料，至今仍被研究者和一些读者津津乐道。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文艺批评“新方法热”的兴起，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林兴宅老师借助于系统论的方法分析探讨“阿Ｑ性格（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论文《论阿Ｑ性格系统》在《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是“阿Ｑ学”里面的一篇重头文章。作者认为：“阿Ｑ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Ｑ与实际存在的阿Ｑ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他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这两重矛盾性格具体表现为：“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文章说，“作为奴性心理的典型形式的阿Ｑ性格便具有巨大的概括力，它是阿Ｑ形象具有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的普遍意义的信息基础”，“阿Ｑ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孤立地考察某种性格元素，不可能正确理解阿Ｑ性格的本质”。林兴宅凭着全新的视野、多维联系的创新思维方式，为我们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了阿Ｑ复杂的性格世界，令人耳目一新。
著名作家茅盾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指出：“阿Ｑ之所以成为不朽的典型，就因为它不单纯，它是那样的复杂。”诚哉斯言！“旷代文章数阿Ｑ”（郭沫若语），阿Ｑ作为不朽的艺术形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单纯”的阿Ｑ必将让鲁迅的这篇名作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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