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斯大林对新中国的需求以及高岗的地位 在周边友好国家培养代理代人是斯大林苏联战后外交的重要内容。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迈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
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以及“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迈基斯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部分的观点。在这种思路下,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对高岗的关注是必然的;高岗不应该的只是,他在组织之外主动呼应了斯大林这种关注。
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斯大林为什么又要出卖高岗。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当了解1949年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新需求以及高岗在这种需求中的地位。
1949年中国实现统一,斯大林知道其在雅尔塔获得的中国利益行将告终。在毛泽东即将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对中苏谈判作了最坏的打算,他估计到苏联在雅尔塔获得的中国旅顺港基地可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斯大林在1949年过江问题上对毛泽东“不信邪”的个性已有所领教,毛泽东能不听他的话打过长江拿下整个中国,那收回旅顺港及中长铁路,也就不在话下。与其如此,不如早作妥协,并利用这次妥协交换来促成中国参战支持朝鲜半岛的统一。就这样,作为应对与中国谈判可能出现僵局的备案,斯大林将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纳入考虑范围。
斯大林需要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斯大林已将朝鲜的统一与其新的获取出海良港的战略联系起来。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直接致电斯大林,分析了南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向斯大林提出倾向有限支持金日成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结论和建议”。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恰在辽东半岛交换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12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毛泽东为此邀请科瓦廖夫谈话,提出希望在第二轮会谈中再次与斯大林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但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斯大林大谈与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而对毛泽东十分看重的中苏条约问题却只字不提。毛泽东大光其火,决定不再露面,而在“别墅里睡大觉”。
这样双方冷淡了一周左右,谈判陷入僵局。而恰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军事统一朝鲜的问题,什特科夫于1950年1月19日向苏联外交部电报汇报这一情况,这使斯大林对打破可能出现的中苏在辽东半岛的谈判僵局有了新思路。此时,斯大林下定决心,准备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因为朝鲜统一使他可借助金日成亲苏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为苏联进入太平洋获得更为优良的深水不冻港以取代旅顺基地。相较而言,朝鲜半岛比中国辽东半岛更有利于苏联进入太平洋。此其一,其二,如果支持朝鲜统一,那就不得不请中国参战,不管结果如何,斯大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朝后来会在三八线停火――估计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军事上依赖苏联,并将不得已请求苏联长期驻军旅顺基地。如此一来,苏联在中国中长铁路的权利也就顺理成章地受到挽留。很可能是在朝鲜问题上即将有求于毛泽东,斯大林终于让步,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处,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方案。在这新的对中国的战略思考中,斯大林有求于毛泽东,首先必须获取毛泽东的信任,斯大林明白毛泽东真正的顾虑在于苏联对中国东北主权的态度,而取得毛泽东信任的关键就是要向毛泽东证明苏联对中国东北没有沙皇式的野心。为此,斯大林将科瓦廖夫转给他的关于中共党内情况的“秘件”亲自交给毛泽东。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斯大林没有出卖高岗,而是出卖了科瓦廖夫,实际上,出卖科瓦廖夫的这封信就是间接地“出卖”高岗这样一位“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而“出卖”了后者,也就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获得毛泽东的信任。
事实上,毛泽东自从收到斯大林交给他的那封科瓦廖夫“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的信后,心情好了许多,“食欲有所增加”。这种信任为中苏顺利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乃至1950年底的中国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高岗向斯大林提供了中共党内矛盾的秘密材料,无疑得到斯大林好感。斯大林“出卖”高岗,并不表明斯大林放弃了对中国东北的“雅尔塔”企图。只是斯大林对中国参战的需要在当时实在迫切,而苏联在东北培养代理人只是长远的考虑。长远敌不过眼前且必须服从于眼前的现实需要。
高岗之死令苏联人惋惜
毛泽东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戒心使得他在处理高岗问题上也格外小心。有意思的是,与蒋介石为了不得罪斯大林,通过农林部长的虚位将主动要求加入苏共的盛世才从新疆高调调回重庆的方法相似,1949年6月高岗回国后,其位置不降反升,毛泽东用越来越多的虚职逐渐使高岗离开东北,这使毛泽东客观上避免了1947年阿尔巴尼亚亲苏反南的纳库・斯皮鲁自杀引起斯大林先对霍查后对铁托极度不满并最终对铁托实施惩罚的后果。只是在斯大林临近逝世的1952年底,毛泽东才用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位将其完全从东北――用高岗本人的话说就是“调虎离山”――调至北京。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冷宫。”1954年斯大林的影响在中国已基本消除,在2月份召开的中共第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也受到揭露和批判,高岗于8月17日自杀身亡。高岗之死令苏联人惋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些苏联历史学者还在其著作中将高岗与王明并称为“苏联的忠实朋友”,称:“苏联的忠实朋友高岗因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坚持国际主义路线遭到毛泽东迫害致死”。
是党内斗争,更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政治较量
那么,现在看来“高岗事件”的定性始终被限制在“党内路线”斗争范围内,唯一的解释是考虑到当时必须维护良好的中苏关系大局:不便说外,只有说内;不便就事论事,只能借家事说外事。这导致后来许多“就事论事”的人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不理解、对高岗事件被定性为“反党分裂活动”有看法,直到1980年邓小平在坚持对高岗事件处理的原有结论的同时,也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表示:“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这样看来,当时用“党内斗争”为由处理“高岗问题”,除了党内斗争的因素外,它更多的还有毛泽东不便挑明的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以来抵制斯大林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企图的斗争的继续。 事隔半个世纪后,杨尚昆同志在2001年发表的《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算是将话挑明了。他说:
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1953年高岗敢于那么放手搞分裂党的活动,有国际后台支持,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之时,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和打压更加严酷,在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刚刚上台不久,保持良好的中苏关系对新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将“高岗事件”的处理限制在“党内路线斗争”范围内,有利于新上任的赫鲁晓夫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扩大对新中国的援助项目。从赫鲁晓夫上台不久苏联对华援助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毛泽东同志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深层考虑,理解这些考虑,我们也就理解了当时毛泽东采取处理高岗的方式,以及邓小平仍然坚持当时处理高岗问题的结论的深层原因。
以上只是笔者在阅读史料时仅就1949年6月高岗随团赴苏之后表现出的“高岗事件”所作的考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此前高岗曾为中国革命做出的杰出贡献。相反,笔者认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批评高岗错误的前提下,对高岗曾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也予以应有的肯定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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