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继2010年创下3759米的下潜深度纪录后，中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2011年7月再次突破，它搭载三名潜航员，实现5000米级海试，这标志着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有能力到达全球70%的海洋深处进行科学勘察。与上九天揽月的“天宫一号”相对应，下九洋潜水的“蛟龙号”，昭示着中国人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和权益。以总设计师徐芑南教授为首的蛟龙团队的努力，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的光明、温暖和动力。
简介：在国家海洋局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大洋协会具体负责“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的组织实施，会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702所、第701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约100家国内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经过多年努力，这个团队完成了载人潜水器本体研制，水面支持系统研制和试验母船改造和潜航员的选拔、培训，为成功开展海上试验创造了条件。
言论：“当时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很幸运，下潜很顺利，并且就是在这一次，达到了5188米的深度。”
北京时间2011年7月28日凌晨2时许，鲜红色的“蛟龙号”渐渐没入东北太平洋水面，开始它的第42次下潜。1万公里之外的北京长安街，海洋局大楼里的视频会议室灯火通明，满头银发的徐芑南紧紧盯着屏幕，关注着潜航员唐嘉陵的一举一动。
由于身体条件不允许，75岁的徐芑南已经不能出海了。但令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他这个“30后”一手主持设计的“蛟龙号”，在80后潜航员的操纵下，正稳稳地向着更深的海底进发。
5188米！第二天早晨9点零7分，唐嘉陵一脸兴奋，他们亲自驾驶的“蛟龙号”刷新了中国深海载人潜器的下潜新纪录！
从“70后”到80后
“蛟龙号”潜水器从设计到制造、海试，前后涉及100多个单位，其中，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02所、第701所、中科院声学所和沈阳自动化所、海洋局北海分局、南海分局等单位承担了主要的研发与海试工作。702所研究员徐芑南是“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专项的总设计师。
如果没有“蛟龙号”，徐芑南应该早与老伴方之芬长居美国，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了。2001年1月21日，同为702所退休研究员的方之芬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天下午，正在旧金山儿子家中的老伴，接到了一个越洋电话。电话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702所所长吴有生告诉徐芑南，几天前，中国工程院组织了深海载人运载器的院士及综合部门领导的座谈会，“会议开得很成功，项目马上就要立项了！”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请已退休五年的徐芑南担任项目的总设计师。
“他是深潜器总师的最合适人选。”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这样认为。潜水器根据是否载人，分为无人、载人潜水器；根据与母船的联系方式，分为有缆和无缆潜水器。几乎所有种类的潜水器，徐芑南都做过。在1980年代，他曾先后担任了5项载人和无人水下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有丰富的设计经验。
但方之芬不同意老伴回去，因为他一身的病：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一只眼睛仅存光感。要承担这么大的项目，健康人恐怕都难以吃得消，更何况一个年逾六旬、疾病缠身的老人。
徐芑南说，“如果不让我做潜水器，我会更难受。”讨论再三，方之芬只得依了老伴，和他一起回国，并也加入到“蛟龙号”的团队中去。按国家863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项目专家组成员的年龄有一定限制。但当徐芑南挑起总师这个担子时已经66岁，已属破例。
请徐芑南重新出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人。徐芑南回忆说，当时，702所的水下工程师正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的“断档期”，极缺40-50岁年富力强的人才。
但“蛟龙号”的分系统有12个，每个都需要主任设计师。由于国外技术封锁，“蛟龙号”从最初设计到最终海试，都得自己做。 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支团队来完成，而不是靠几个人的单打独斗。徐芑南就和第一副总设计师、702所副所长崔维成商量，将几位已经退休的老研究员请了回来，并加紧培养年轻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刚开始时，崔维成是702所所长，但随着项目的深入，他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为了“专情”于“蛟龙号”，他主动向所里提出，改任副所长一职。
被人称作“深海的哥”的叶聪，2001年大学毕业进入702所，就加入到深潜器研发团队。如今他已成长为一名总体主任设计师，并多次驾驶“蛟龙号”潜入海底。“蛟龙号”每个设计阶段的潜水器总图，均出自他之手。
除了科研人员的参与，“蛟龙号”的建设团队，还有技术工人的身影。每次海试，徐芑南都会把工人师傅请到船上，跟技术专家们一起讨论，解决问题。有次蓄电池银粉泄漏，技术人员找不到清理的办法，是一位老工人想出了用面团粘的办法才解决了难题，保证了海试的顺利完成。
如今的“蛟龙号”核心团队，除了当初徐芑南他们这一批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以外，更多的是像叶聪这样正当年的技术骨干，而1984年出生的唐嘉陵则是整个团队年龄最小的成员。
从1000米到5000米
徐芑南大学时学的是船舶，而“蛟龙号”的项目负责人、大洋办副主任刘峰以前则在大学里教授矿山机械。一个在水面上，一个是陆地上，都与水下毫无关系，蛟龙团队这两位核心人物的经历，正是中国深潜事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从零做起。
2009年，1000米；2010年，3000米；2011年，5000米。在“蛟龙号”下海以前，中国潜水器下潜的最深纪录只有600米，“蛟龙号”一出海，就一次次地刷新了中国载人潜器的下潜纪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峰说，在三次海试中，下潜1000米依然是最难的。而1000米又分为三步才实现：50米、300米和1000米。这里面，50米又是最难的。“从原先的600米下潜到1000米，技术规范不一样，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什么样的海况可以下？什么样的情况必须终止？以什么速度下潜？我们完全是一张白纸。”
在海试之前，团队曾在水池里对“蛟龙号”进行过测试，但水池的水下环境与海洋仍有很大不同，一些系统，不真正下到海里就没办法测试。徐芑南说，“我们搞潜水器的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要到海底下试试才知道’。”
这一试，果然有问题。在下潜50米时，潜水器的水声通讯有故障，无法与母船取得联系。潜水器没有缆绳连着，水声通讯不通，就相当于失踪。此时，徐芑南也在船上。尽管刘峰等人都劝他不要出海，可他还是带着一个满满装着药品的药箱，和大家一起在海上呆了一个多月。
问题出现后，徐芑南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并未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在海上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潜、测试，反复调试。最终发现，由于50米深处的海洋噪声本来就大，而系统本身也调的不好，才造成这一问题。“问题一解决，大家都很高兴，士气立马就上来了，我们的团队也得到了锻炼。”徐芑南回忆说。
50米下潜花了最长的时间，到后面就越来越顺利。仅仅一年前，人们还在为3759米激动，今年7月28日，蛟龙号已创造5188米的新纪录，令人们开始向往更深的大洋深处。
今年的下潜对于“蛟龙号”团队来说，是全新的考验。刘峰说，这是“蛟龙号”第一次前往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进行下潜，航行距离单程就有1万公里，中途不靠港，海试持续49天。“船上的叶菜只能保证两个星期，到后来顿顿都是萝卜土豆。”实际上，对于从事大洋科考的人来说，这样的苦已是家常便饭。
但偏巧天公不作美。往年的七八月份，都是东北太平洋天气最好的时候，浪小风轻，但今年反常，在整整49天的海试里，只有4天的天气适合下潜，而这4天中，团队本身有时又没有来得及做好调试。
在远离大陆的海上航行，潜器迟迟不能下水，水和油都快耗尽，人也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根据技术规范，潜器只有在风力小于4级的时候才能下水。但天气一直没有好转，要不要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一试？船上的人们分成两派，意见无法统一。这时，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拍板：选择风力介于四五级之间的天气下水。
“当时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很幸运，下潜很顺利，并且就是在这一次，达到了5188米的深度。”刘峰回忆说，他们选定的这片目标海域，海底深度平均就在5000米左右，唐嘉陵驾驶潜水器正好落在了一个坑里，才使深度又往下多了几十米。
5000米深处的海底世界，要比浅海安静许多，但并非一片死寂。唐嘉陵说，虽然总是要隔一会儿才游过来一条鱼或一只水母，但它们的样子都很特别：透明的海参，鲜红的海虾，还有半月形的巨型单细胞生物。这次海试还邀请了两位科学家随船，在他们的帮助下，“蛟龙号”的水底作业与地形勘测，收获颇多。
“蛟龙号”5000米级水深的突破，意味着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有能力到达占全球面积70%的海洋深处进行探索。刘峰透露说，明年，他们将于在五六月份再次出航，在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的某个地方，向7000米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为了“蓝色公土”
5188米的深度，中国花了近20年的时间才到达。早在1992年，刘峰与徐芑南等人就向当时的国家科委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深海载人事业。那时，日本、法国、俄罗斯的6000米载人潜水器刚刚相继研制成功不久。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建议被暂时搁浅。“那时我们的海洋意识还没有今天这么强烈，技术上也还有很大困难。”刘峰解释说。于是，1996年的徐芑南，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就觉得进军“深蓝”的这个梦想恐怕此生是无法实现了。
随着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海洋。至今，地球表面积有将近一半的海底区域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要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哪个地区的预先开发权，就需要有载人潜水器这样的装备先对海底进行详细的调查。很多国家都把控制和占有这些资源的措施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以期抢得“蓝色公土”的占有权。而发展深海载人潜水器，是赢得这场“蓝色圈地运动”必不可少的手段。
2001年，中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群岛南面拥有了一块相当于渤海那么大的7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中国向深海进发的脚步，不能再犹疑。2002年6月，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上马。
大洋办主任金建才指出，“蛟龙号”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潜探测装备，尽管其零配件并未完全实现自给，但它证明中国对某些海底资源的勘探能力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它的海试成功，打开了中国海洋新兴战略产业的大门。
然而，和登月计划、火星探测一样，载人深潜是项有钱人的游戏。在升级改造中的美国“阿尔文”号，其投资预算已从2160多万美元，暴涨至5000万美元。“蛟龙号”项目也常常被经费问题所困扰。
为“蛟龙号”提供水面支持系统的母船“向阳红09”船，是一条拥有30多年船龄、即将退役的老船。“蛟龙号”用的高性能银锌电池，一组电池动辄三四百万元。2008年预备下的电池，搁置了一年后效能已大大下降。在2009年海试时，因舍不得浪费而将就使用，最终下潜到半途发生故障无功而返。
由于经费掣肘，团队的时间常常花在了并非真正由技术造成的问题上。在1000米海试时，为安全起见，潜水器应有“他救”措施，即潜水器如果陷进海底的泥里，需要有一套设备将它捞起来。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寻找，刘峰他们发现，这套设备的价格，比整个海试的成本还要贵。这逼着研发团队只能想办法“自救”。最终，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潜水器上面，加一块浮力材料，到了海底，它可以释放出来，浮上水面。浮力材料上有一根缆，连着潜器，母船利用这个缆，就可以将潜水器捞上来。
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一次上船视察时曾说，他在“蛟龙号”团队身上看到了当年“两弹一星”的精神。
（实习生张立群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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