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世博的华丽开展几乎同时,一个充斥着粗糙、荒诞却真实的展览,在世博园不远处骄傲地讲述着关于这个国家另一部分人的故事 蔡国强至今仍不相信西药,虽然十几年来一直住在纽约。他站在自己的四合院中,固执地打开一瓶中药胶囊,倒出一把放进嘴里,一口咽下。“所以说,我就是个农民。”他扭过头,对记者露出一排白牙。
这个在世界各地流窜的伪农民纠结了一伙真农民,在象征奢华与洋派的上海外滩,举办了一场名为“蔡国强:农民达芬奇”的古怪展览。
上海外滩美术馆隐秘在一条街巷的拐角,周围是毫无生气的水果摊、拿着地图满脸迷茫的外国游客,以及大声喧哗的施工队……在暴土扬烟散去的一瞬,美术馆外墙上露出一块低调的牌子,显示着这座建筑辉煌的过往。向上看,在楼顶的一角,“呼”地出现一个闪亮的飞碟,向左倾身,刷在美术馆侧面墙壁上的六个大字这时扑面而来:“不知如何降下。”字体笨拙却也肆无忌惮般的自信――很有当代艺术的气质。这一切昭示:蔡国强来了。
顺着逼仄的楼梯向上走,四壁都是白纸黑字,写满了农民们或者说参展者的名字,字体一如外墙上的效果,“这是蔡老师故意写成这样的。”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但蔡国强并不领情,“我的书法就是那水平,真的。”他坐在记者面前,显得十分坦诚。他有一个书法家父亲,儿时经常因为不习书法而遭到父亲斥责,但是他觉得如果父亲能看到自己今天的成就也会觉得“这小子真行,乱搞也能成这样”。
在展厅上一层,也是他“乱搞”的成果,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民吴玉禄正带着家人在展厅里摆弄他发明的机器人。再上一层,一个造型卡通却一本正经的潜水艇被垂挂在展厅正中,锈迹斑驳的艇身上写着“霞光一号”,名字里透露着那个时代的庄严,在当下却充满被解构的味道。蜻蜓一般的飞机、模仿鱼类的潜水艇、足以让外星人汗颜的飞碟――这一切都是什么?“中国农民的发明,农民的创造物。”蔡国强笑着说,“多牛啊。”
这些发明都被蔡国强买了下来,变成自己的收藏。再由他一件一件安置在美术馆。2000年以后,农民发明家的消息经常出现在都市报的猎奇新闻中,大众以同情、不屑、费解的姿态看待那些文字,但是蔡国强把消息整合起来,物质利诱和精神尊重双管齐下,最终得到了那些奇特的物件。
在这一个展览中,蔡国强身份暧昧,他是收藏家、策展人、艺术家。前两种身份无须解释,后一种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进行艺术加工。”比如,将展厅氛围艺术化。山东发明家谭成年因为乘坐自己发明的飞机试飞而丧命,蔡国强将现场做出了如陨石坠落般的效果,将飞机残骸祭奠起来,象征生命的浪漫、悲壮和无常;比如,他用农民杜文达发明的只可攀升无法下降的飞碟隐喻中国高热的经济,忧心忡忡地质疑“不知如何降下”。对于这样的解释,有人认为牵强,有人认为恰当。这似乎正是当代艺术的某种特征,可以从无数角度切入、阐释――或者过度阐释。在一艘农民发明的航空母舰内部,蔡国强悄然植入了两个纪录片,描述前苏联和罗马尼亚曾经对于太空的探索,展现个体的追求与极权之间的关系,这个细节像一根隐秘而庄重的刺,安静地树立在不可思议的、玩笑般的展品中间。
蔡国强表示陈列这些农民创造物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中国人个体的存在”。作为当代艺术家成名的个体蔡国强,被纳入奥运会和“国庆”六十周年庆典团队时,他就不得不在领导意志和艺术个性之间突围,掌声和质疑并获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仍然可怕。“因为无论什么事,外面都看不到中国的个人,看不到个体,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整体。”于是,在为国家和政权的宏大叙事服务之后,他把自己抽离出来,收纳中国农民的侧面,把那些粗糙、可笑、无用却充满理想主义的物件作为反射中国个人存在的镜像。
严格来讲,这算作蔡国强奥运后第三个重要展览,第一个在美国费城,用人们熟知的烟花和爆破纪念两位艺术馆馆长40年的友谊;另一个展览在台湾,充满禅意地诉说了个体生命一天的心境变换。两个展览,感情绵密而惆怅,与之相反,“农民达芬奇”显得粗鄙、真实、不可思议也充满荒诞,谁能说这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开幕的当天,蔡国强一一介绍农民发明家上场,机器人发明家吴玉禄在一个机器人的脸上蒙上蔡国强的面具,然后操纵它点火,“砰”的一声,一朵小小的蘑菇云升起――在蔡国强的指点下,一个农民用蔡国强当年的成名之举调侃了这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此时,在距离这座美术馆几站路之遥的世博会园区,十万观众正蜿蜒在通道门口,等待安检人员耐心的抚摸后,朝圣般地涌向红色而庄严的中国国家馆。
让别人能看到中国人的个体
开展后,《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这个把农民摆进了美术馆的“农民”。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有很多农民发明家,你选择收藏谁的东西,有什么标准?
蔡国强:我收藏有三种原因:一个是从造型艺术的角度,看到自己作品的影子,比如飞机做得像蜻蜓,就像我小时候做的木头模型的放大,漂亮、单纯、好看。第二个就是发明家故事让我感动,就像山东的谭成年,自己发明飞机送老婆上天转一圈当生日礼物,后来他从飞机摔下来了。第三个是,我要是不支持他,他就停在那边了,他需要钱。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策展人这重身份上给展览引申了很多意义,比如说,用飞碟隐喻中国经济的高热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后来为了展览提炼的吗?展览以你的名字――蔡国强:农民达芬奇为名。作为艺术家,你在这个展览中做了哪些事?
蔡国强:我做东西都是先感动自己、好玩。最初,像你说的,并没有那么大的议题,宏大的目标,也不知道会有展览。慢慢形成了收藏,外滩美术馆请我做开馆展,他们想象中的是一个像我在古根海姆做的那种展览,但是我觉得正好在世博会期间,让别人能看到中国人的个体、个人的感情。世博会展示的是城市,我展示的是农民,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做的。
我的身份拿捏很难,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变成很漂亮的装置,那他们(指农民)就都消失了。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东西只放在那,就变成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了。我让人们看到的还都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艺术性和哲学上的感动还是经过艺术家加工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这次更像一个说书人,把《三国志》写成《三国演义》。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农民发明家接触的时候,会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吗?会和他们讲这个展览的意图吗?
蔡国强:我不讲。谁管你是什么艺术家,奥运会的什么人?你本来就什么都不是。我去找他们,有的开始都不愿意理你,很牛的。我不认为他们到美术馆就成为了艺术家,做的东西就成为了艺术品。我问他们,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吗?人家说不认为,说我们是科学家、是幻想家。人家说,我们做小模型的时候还有点像作品,但做大了,我们想做的是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这就有了一层反讽,就是说,他们想做成有用的,潜艇、飞机都可以真的有用,但你把这些变成了艺术品展示它们的无用性?
蔡国强:他们自己想做产品,他们在美术馆也并没有扮演艺术品。他们在展览现场,我没让他们扮演什么,穿什么衣服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在那儿给观众讲解机器人,一直发名片,我想让他们得到尊重,尊重才能平等。他们在农村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这儿得到了尊重。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展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以蔡国强的地位、身份,已经可以用你的话语权随意说哪个东西是艺术,就像你说的――乱搞。你承认吗?
蔡国强: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真的随便。我要花很长时间去积累。但是,当我呈现的时候,我还是想做到不吃力,让你可以看到轻松好玩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有一个很大的梳理新世纪前十年的展览,叫《改造历史》,你是为数不多的没参加的知名艺术家。策展人告诉我,他认为你的《收租院》和《草船借箭》很不错,但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尤其是焰火,根本不算艺术,你同意吗?
蔡国强:每个人对我的看法都是他个人的看法。可是你们还注意我没有被选进去,就说明我作品存在了,我还是受别人关心的。有时候国内一些展览我没有参加,也不是人家不选,是我怕没做好,而且我的作品通常又占用人家很大的场地,用掉人家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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