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执政高层接连出动到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考察经济现状，尤其是企业经营状态：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上海进行调研；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广东调研；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调研；5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调研地域之密集、时间之密集、人物之密集，为历年所罕见。实际上，自6月15日中央及省市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之后，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也纷纷出动调研。这似乎表明，高层已经清醒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并有可能在近期制定措施。
自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一轮繁荣期。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措施抑制经济过热。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宏观经济走势似乎出现转折，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经济增长减速，尤其是近年来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甚至有些企业关门倒闭。
令人惊讶的是，对此，除了相对积极的汇率政策和数量型信贷政策之外，财经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将财经决策者置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是物价持续上涨，这要求收紧货币供应，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却在减速，股市、房市、车市低迷，这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前者要求政府增加对民众的补贴，后者却要求政府对企业减税。处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要求之间，决策者当然十分为难。
6月以来密集的会议、调研活动表明，财经高层已经认识到，必须采取某种更为积极的行动。而采取行动的关键，就是在控制物价与保持增速这两者之间，作出目标选择。可以预料，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诸多政策旨在抑制物价上涨，因此，如果“有所行动”，多半可能是将天平向增长一方稍作倾斜。一个多月来，高层多次提及“又好又快发展”，已多少表明了这一点。
能够印证这一点的是，根据银监会和央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浙江省近期出台了《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将从7月起在省内各县市推广小额贷款公司。此举的意图有学者推测：是将原本市场需要但却没有合法身份的“地下钱庄”合法化――这些小额贷款公司未必能够立刻向市场供给多少资金，但却多少暗示了金融监管当局适当放松银根的意向。
然而，当政策考量的天平再次向增长倾斜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得不考虑：目前出现的经济困境固然受宏观的周期性因素影响，过往的经济繁荣系通货膨胀驱动，这种繁荣终归会有难以为继之时。但是，物价高涨与增长减速并存的现象则表明，中国经济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失衡。而不管是结构失衡，还是周期性波动，又都与制度安排之缺陷直接相关。
举例来说，在过去几年的经济繁荣期，货币环境相对宽松，投资迅速增长，而这些信贷资源主要流入与地方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房地产业和垄断企业。在通货膨胀过程的后期，资源价格上涨，垄断企业从中受益最多，私营中小企业的成本则迅速攀高。随着政府收紧信贷，受到严重冲击的又是私营中小企业。多重压力导致大量私营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现状，而这种局面使失业增加，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却减少。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中小企业，从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收益不多，却在严厉的货币环境下受害最大。
当然，结构性失衡除了企业待遇、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之外，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国内、国际市场失衡、汇率失衡。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失衡，又导致分配领域的失衡，如国有垄断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收入失衡，房地产业与一般行业的利润失衡，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福利失衡，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收入失衡。凡此种种收入分配失衡，归根到底，是由不同企业、不同人群在法律、政治上的人为不平等造成的。
因此，对于当下的形势来说，采取短期的应惠政策缓解眼下的经济困境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较为充分地暴露了在高增长背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过去，中国所享有的后发优势和禀赋上的比较优势，抵消了这些结构失衡与制度障碍的劣势，但目前的困境似已说明，优势、劣势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不去解决那些明显的结构与制度问题，仅靠短期政策，恐怕不能确保未来的长期稳定增长，更不能确保财富分配公平与社会秩序稳定。